牟潤孫先生學術年譜

出版者:唐山出版社

作者:丘為君

页数:280

出版时间:2015-9

价格:NT580

装帧:精装

isbn号码:9789863071037

具体描述

牟潤孫先生（1908-1988）一生的事業，大抵可以分為三期：中國大陸時期（1908-1949）、台灣時期（1949-1954），與香港時期（1954-1988）。牟氏事業的高峰在香港，因此香港時期又可細分為兩個階段，任教時期與退休時期。

大陸時期（41 歲以前）的研究重心為宗教史，代表性作品有1938 年的〈宋代之摩尼教〉與1941 年的〈崔浩與其政敵〉。台灣時期（41 歲至46 歲）的研究重心為逐漸離開宗教史，轉向經史研究，代表性作品有1950 年的〈《折可存墓志銘》考證兼論宋江之結局〉、〈敦煌唐寫姓氏錄殘卷考證〉，與1952 年的〈《春秋左傳》辨疑〉。

香港時期（46 歲以後）的研究重心為中國中古史與清代學術思想，大體而言，前期（任教期）以中古史為重心，後期（退休期）以清代學術思想為重點。前期的代表性作品有1955 年的〈春秋時代母系遺俗《公羊》證義〉，1958 年的〈論儒釋兩家之講經與義疏〉，1960年的〈從唐代初期的政治制度論中國文人政治之形成〉，1964 年的〈唐太宗廢立太子與南北文化之關係〉，1965年〈論魏晉以來之崇尚談辯及其影響〉，1967 年〈唐初南北學人論學之異趣與其影響〉，以及1970 年〈從《紅樓夢》研究說到曹雪芹的反理學思想〉等等。1973 年退休後，潤孫先生仍然筆耕不輟，以在清代學術思想方面的研究最為豐盛，代表性的作品有：1974 年的〈《聊齋志異》所記清兵在山東的屠殺〉，1975年〈蔣良驥的《東華錄》與《清實錄》〉，1976 年〈論《漢書‧五行志》〉，1977 年〈反理學的惠棟〉，1978年〈釋《紅樓夢》中的「皇商」〉、〈曹雪芹描寫大觀園的取材〉、〈從《紅樓夢》的抄家談起〉、〈論乾隆時期的貪污〉、〈論康熙、乾隆時期的「南巡」〉，1980 年〈論清代史學衰落的原因〉、〈論曹雪芹撰《紅樓夢》的構想〉，1981 年〈《聊齋志異》對官僚的攻擊與諷刺〉，1982 年〈明末西洋大炮由明人後金考略〉，以及1985年〈論清王朝富盛時期的內帑——修圓明園的費用與清皇室的財富〉等等。

牟潤孫先生在經史考證上有不凡的能力，其治學特徵為常能以精闢深入的考據來發揚義理，這對在義理裡做知識探索的思想史學者極有助益，提醒思想史學者注意到思想轉折與現實政治之間的微妙關係。作為顧頡剛的學生，他的這套學問進路，基本上是延續「五四新文化運動」後胡適等透過「整理國故」運動所推衍的「新考據」。但進一步探索，我們發現潤孫先生的「新考據」又在這個傳統裡另闢天地，造就了自己的不凡事業。

作者简介

丘為君

東海大學特聘教授，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學歷：美國俄亥俄州立 (Ohio State University) 大學歷史學博士、碩士，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學士。經歷：教育部文科簽審顧問，（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教育部國立編譯館「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教科用書審定委員會」委員，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大學院校系所評鑑委員，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東海大學歷史系主任，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訪問學人，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兼任副教授。出版品有：《戴震學的形成：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誕生》（台北：聯經；簡體字版北京：新星），《自然與名教：漢晉思想的轉折》（修訂版）（板橋：稻鄉），《走入近代中國》（合著）（台北：五南）。

鄭欣挺

高雄市，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方向為清末民初的傳統派知識分子。

黃馥蓉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現任職於東海大學。

目录信息

序
牟潤孫先生學術年譜
附錄一：牟潤孫著作分類索引
附錄二：牟潤孫指導新亞研究所碩士生與論文一覽
附錄三：牟潤孫的清代思想史研究與意義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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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文字风格自成一派，带着一种独特的时代印记和学人风骨。它既有严谨学术著作的精确与克制，又在恰当之处流露出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批判精神。作者的笔触细腻而富有温度，描述人物状态和心境变化时，避免了空泛的赞颂，而是通过具体的事件和对话来展现人物的复杂性与人格魅力。阅读过程中，我仿佛不再是面对一本枯燥的年谱，而是在与一位智慧的长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被其深厚的学识涵养和对真理的孜孜不倦所感染。这种文风的魅力，使得再枯燥的学术节点也变得生动起来。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令人眼前一亮。从拿到手的那一刻起，那种厚重的质感和典雅的色彩搭配就透露出一种学者的沉稳与历史的厚度。封面选材考究，字体排版既有古典韵味又不失现代设计的简洁大气，让人一看便知这不是一本浮躁的出版物。内页的纸张选择也十分用心，触感温润，墨色清晰，即便是长时间阅读，眼睛也不会感到疲惫。装帧的细节处理尤其值得称赞，比如书脊的锁线工艺，扎实可靠，预示着这本书能够经受住岁月的考验，像珍贵的档案一样被妥善保存。

这本书在史料的发掘和运用上，达到了令人肃然起敬的程度。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这不是基于二手资料的简单拼凑，而是扎根于一手文献的严谨考据。那些被引用的信件片段、未刊发的书稿残页，甚至是那些不为人知的会议记录，都被细致地呈现出来，为我们重建了牟先生鲜活的学术现场。这种对细节的执着，使得书中的论断具有了极强的说服力。对于研究相关领域的同仁而言，这本书无疑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更具颗粒度的研究视角，它不是简单地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而是让你看到“是如何发生的”，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贡献。

阅读这本关于牟润孙先生学术历程的著作，最大的感受就是信息的密度和组织架构的精妙。作者显然是下了大功夫，将一个学者漫长而丰富的人生轨迹，梳理得井井有条，脉络清晰。它并非简单的时间线罗列，而是巧妙地将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演变、研究重心、以及与时代背景的互动融合在一起。章节之间的过渡自然流畅，如同欣赏一幅精心绘制的工笔画，每处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使得读者能够跟随作者的叙事节奏，深入理解这位大学者是如何一步步构建起他的学术大厦的。这种宏观视野与微观考证相结合的叙事方式，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体验和深度。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价值远超“传记”的范畴，它提供了一个观察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生存状态的绝佳窗口。牟润孙先生的学术生涯横跨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几个关键转折点，因此，这本书也间接描绘了那个时代学术生态的变迁、学科构建的艰难，以及学者在社会变革洪流中的坚守与取舍。它不仅仅是记录了一个人的成就，更是在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知识生产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坐标。每读一页，都能体会到在那个特定环境下，维护学术独立性和严谨性是多么不易，这本书无疑为后世的学人树立了一座不易逾越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