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1910—2005），江蘇省吳江縣（今蘇州市吳江區）人。1933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社會學係後，至清華大學研究院社會學部隨俄裔人類學傢史祿國學習體質人類學，1935年獲碩士學位。1936年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隨波裔人類學傢馬林諾斯基學習社會人類學，1938年獲博士學位。迴國後曆任雲南大學、西南聯大、清華大學、中央民族學院教授。1978年調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任副所長。從1979年開始主持中國社會學的重建工作，翌年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1985年創辦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並任所長。費孝通在農村社會經濟、中國社會結構、民主政治、小城鎮建設等方麵著述豐厚，影響巨大；他同時還是一位著名的社會活動傢，曾擔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重要職務。

呂文浩，1971年生，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近代社會學史、社會思想史、社會文化史研究。

導言

洋溢著中國情懷並超越於中國情懷

——論費孝通的社會思想

前言：重視從思想傢的角度研究費孝通

像費孝通這樣一個在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領域做齣過重大貢獻，曾經見證並在晚年實際推動20世紀中國社會變遷進程的人物，理應有多角度多層次的梳理和解析，纔能充分地將其思想遺産和人格魅力清晰地呈現齣來。從既往論著來看，社會學、人類學界的學者多著眼於學科理論、方法以及在各個具體研究領域的錶現，成果比較集中；在曆史學界，自1981年美國學者大衛?阿古什齣版《費孝通傳》

中譯本1985年由時事齣版社齣版，2006年河南人民齣版社再版。以來，以費孝通作為主要論述對象的研究成果並不多見，有深度的研究更是寥寥幾

。將兩種類型的成果有機地整閤起來的研究就更少瞭。

最近，我很高興地看到南開大學李金錚教授發錶的研究費孝通20世紀三四十年代農村經濟思想的長篇論文。李教授長期緻力於中國近代農村經濟史研究，對近代農村經濟的實際情況以及當時學者的看法有深入的瞭解，所以他能夠在曆史的脈絡裏梳理費孝通關於農村經濟主要問題的見解，並將其思想特色及價值加以解析。根據他的研究，費孝通對於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是多方麵的，幾乎涉獵瞭農村經濟的各個主要部分，包括人地關係、土地分配、租佃關係、農業經營方式、手工業生産、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等，“不僅如此，他所研究的每一個問題並非孤立論證，也不是單從經濟論經濟，而是多從側麵開掘，又是相互聯係的。這一方麵反映瞭農村經濟社會構造的互相牽扯，但也與費孝通微觀而全麵的社區調查以及寬闊的視野有極大關係”李金錚：《“研究清楚纔動手”：20世紀三四十年代費孝通的農村經濟思想》，載《近代史研究》，2014（4）。。他對於費孝通農村經濟思想的全麵性、獨到性、辯證思維以及前瞻性等特徵都結閤具體問題加以闡述，對於費孝通農村經濟思想的價值和地位給予瞭充分的肯定。

李教授的這些梳理和分析，我都是同意的。不過，對於他關於費孝通的一個“令人遺憾”之處，我則有不同的理解。也許是齣於對於費孝通的更高期許沒有得到實現的遺憾，他認為費孝通沒有在農村經濟領域提齣像他在社會學領域中提齣“差序格局”

“社會繼替”那樣高度抽象的概念，緻使他在世界小農經濟學派中沒有應有的地位，不能與俄國的恰亞諾夫、美國的劉易斯和舒爾茨等人相提並論。在我眼裏，費孝通首先是一個社會學傢或人類學傢，其次纔是一個李教授概括的“社會經濟學傢”，他論述中國農村經濟問題時始終將其置於社會學、人類學的框架之下；而且他有很深的經世情懷，對於當時局麵日益嚴重的農村經濟問題急於給齣可以付諸實踐的政策性建議，並沒有從容的時間來提煉理論概念。費孝通曾坦承，《鄉土重建》一書從研究步驟上來說應該屬於在中國社會結構研究比較成熟之後纔能著手做的工作，他在《鄉土中國》和在《觀察》周刊上發錶的“從社會結構看中國”這一步的工作還沒有能夠整理齣一個係統時就迫不及待地著手做下一步的工作，“總不免有一點亂瞭步驟”。詳見費孝通：《對於各傢批評的總答復（後記）》，收入《鄉土重建》一書，見《費孝通文集》，第4捲，418頁，北京，群言齣版社，1999。不等思想成熟瞭再從容地發錶意見，我想與當時社會迫切需要解決現實的鄉土社會重建問題應有密切關係。從學理上來說，他不具備在農村經濟領域提齣高度抽象概念的知識儲備和長期的深入鑽研；從心態上說，這也許並不是他當時刻意追求的學術目標，他曾頗有自知之明地聲明自己並不是個農村經濟學的“專傢”，“隻是因為接觸瞭中國農民生活而引起的一些常識性的分析”費孝通：《內地的農村?序》，見《費孝通文集》，第4捲，183頁。。

介紹和討論李金錚教授的這篇近作，我想說明的是，將費孝通視為思想傢，揭示其某一方麵的思想內涵和思維特色在目前還是一

個有極大開拓空間的學術領域；但是，在做這項工作的同時，也要注意不要忽視費孝通本人的學術背景和治學宗旨，否則就容易對前人提齣不切實際的期望。

從思想傢的角度來看，我認為費孝通的主要貢獻是：從農村經濟角度切入，對當時中國社會迫切需要解決的農民生計問題、工業化轉型問題提齣瞭一套比較係統的思想主張費孝通的農村工業化思想在史學界還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被廣泛引用的羅榮渠主編

的《從“西化”到現代化——五四以來有關中國的文化趨嚮和發展道路論爭文選》（北京大學齣版社，1990；黃山書社，2008）一書，對費孝通的農村工業化代錶性論述選錄的很少；近期池子華教授在《民國時期鄉村危機與應對方略：路徑探索與現實關懷》（收入徐秀麗、王先明主編：《中國近代鄉村的危機與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2013）一文論述農村工業化道路代錶人物時未列費孝通，僅片段地引證瞭他的少量論述。；從社會人類學的角度研究中國社會結構，

做齣瞭具有獨創性的貢獻，他對於傳統士大夫階層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意識以及中國知識分子的前途都作瞭深刻的分析，他所提齣的“差序格局”

“禮治秩序”等概念更是流傳廣泛，影響深遠。除此之外，在政治思想方麵，他對於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和英國工黨的改良社會主義情有獨鍾，希望能夠結閤中國社會的實際，實現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並重的平民政治理想；他在對美國社會生活與文化初步考察的基礎上，

形成瞭晚年“文化自覺”學說的雛形。

在上述這些方麵，他花費精力最多，論述最為充分的是鄉村工業問題；對於中國社會的理論概括雖然論述不多，但角度新穎，影響深遠；提齣平民政治理想以及對

美國社會生活進行文化分析的初步探索，有助於我們理解費孝通社會思想的完整性。將這些方麵綜閤起來看，一個充滿中國情懷但在某些方麵又超越瞭中國情懷的社會思想傢的

形象會躍然紙上。

費孝通對於中國社會的研究，從農村經濟入手，其主要著作《江村經濟》

《祿村農田》《內地的農村》《鄉土重建》以農村經濟為核心議題，對於當時農村經濟領域的主要問題有所涉獵，並從社會學的角度提齣瞭自己的獨特見解；但是他的著眼點卻不在農村經濟本身，他關注的是以農村為主導的中國社會如何走嚮工業化、現代化，為此，他對

鄉村工業的現實可能性進行瞭係統的論證，對

城鄉關係中重要的社會階層——地主、士紳在轉型時期的地位和作用進行

瞭深入的分析，對如何吸收英美政治中注重平民政治的新動嚮來建設現代化的中國政治抱有美好的希望。費孝通對鄉土中國尤其是經濟問題用力頗深，成果卓著，但他的目標是認識中國、改造中國，目光並未局限於農村本身，而是有著更大的社會關懷。對農村社會經濟的研究之所以傾注瞭很多精力，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國社會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社會，人口絕大多數還是農民，國民經濟的主要來源還要依賴於土地上的收入，要認識中國社會並進而改造中國社會，不對中國農村經濟麵臨的問題下一番深入的研究功夫是不行的；另外，當時中國社會轉型最為突齣的問題首先錶現在農村經濟齣現重重危機。但是，農村問題

不能單純依靠農村本身來解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農村之外的社會勢力的協助，政治上的變革尤其是不能忽略的一個重要環節。

從思想傢的角度來研究費孝通，是一個剛剛起步的課題，本文隻是藉撰寫《中國近代思想傢文庫?費孝通捲》“導言”之機，為這一課題勾勒一下輪廓而已，更加深入細緻的研究，還有待於更多學術界同仁的繼續努力。

城鄉關係視野下的鄉村工業

近代以來隨著通商口岸城市的發展，以及外國工業産品的流行程度不斷加深，農村原有的手工業逐漸趨於衰微，原來依靠農工搭配來維持收支平衡的農村經濟麵臨極大的危機，離地地主在城鎮裏大多沒有從事生産性的活動，而是依靠田租這根

“麥管”源源不斷地從農村吸血，使本來比較緩和的租佃關係趨於緊張乃至激化。“農村破産”的呼聲此起彼伏，而地主士紳階層能否放棄寄生生活，成功地轉嚮生産性的現代工商業，是這個時代提齣的重大課題。

從費孝通的齣身和經曆來看，他的傢族屬於生活在城鎮的沒落的地主士紳階層，本來對於民間的疾苦並未有直接的、切身的體會。最初使他有機會接觸農村經濟實際現狀的是他的姐姐費達生。費達生於1922年從江蘇女子蠶業學校畢業後，在日本進修蠶絲改良，為時一年，迴國後她和蠶校的幾十名同仁放棄“安閑的小姐生活”，以“一種宗教性質的熱忱”

費達生：《我們在農村建設事業中的經驗》，載《獨立評論》第73號，1933年10月22日。此文為費孝通代筆，同時收入《費孝通文集》第1捲（群言齣版社，1999）。深入農村，投入到蠶絲改良的艱苦工作中去。姐弟情深，在母親早逝之後顯得愈發真切。在姐姐的引導下，費孝通對於以蠶絲改良為核心的農村建設工作在技術上、組織上的種種情形都有比較詳細的瞭解。他甚至

在1933年和1934年兩度幫助姐姐代筆，以其名義發錶文章論述蠶絲改良的經驗。費孝通為費達生代筆的另一篇文章是《復興絲業的先聲》，載《農村經濟》第1捲第9期，1934年7月1日，亦收入《費孝通文集》第1捲。1936年初夏費孝通應姐姐之邀在江蘇省吳江縣開弦弓村（費孝通為其擬的學名是“江村”）養傷，順便實地考察絲廠的情況，住下後很快被現代繅絲工業進入農村

的情形吸引住瞭，便對開弦弓村做瞭將近兩個月的社會調查。“心插柳柳成蔭”，這些調查材料成為日後

其博士論文《開弦弓——一個中國農村的經濟生活》的基礎。費孝通進入開弦弓村沒有語言和文化習俗上的障礙，

加上姐姐負責蠶絲業改革帶來的全村人的信任感，

都使得費孝通的調查活動進行得異常順利，而且有“我以前曾多次訪問過該村，姐姐也繼續不斷地嚮我提供該村的情況” 費孝通：《江村經濟》，見《費孝通文集》，第2捲，20頁，北京，群言齣版社，1999。的持續支持，所以盡管田野工作時間不算長，但他對開弦弓村的瞭解是相當深入的。開弦弓村成為費孝通瞭解農村經濟狀況的一個最為重要的窗口，對於他形成自己獨特的農村工業發展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開弦弓村，費孝通親眼目睹瞭蠶絲業在國際市場上落敗之後農村經濟的蕭條局麵——農民日益貧睏、高利貸橫行、土地權加速流入到離地地主的手裏等觸目驚心的社會現象。他認為，“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的措施”同上書，201頁。，因為以農村手工業為主的傳統工業迅速衰亡，完全是由於西方工業擴張的緣故。

在開弦弓村的經驗深深地影響瞭費孝通一生的學術道路。1938

年鞦從英國迴到昆明後不久，他在雲南大學社會學研究工作站（因避空襲而搬遷到呈貢縣魁星閣，故簡稱工作站為魁閣）所親自從事或主持的許多研究計劃都是對開弦弓村經驗的進一步延伸。在祿村研究中，他著重考察現代工商業發達前期農田經營方式和土地權的流動問題；他指導張之毅實地研究瞭易村的手工業

與玉村的農業和商業；他還指導瞭史國衡和田汝康對於昆明工廠男女工人的調查研究。這些研究為他探討鄉村工業問題以及現代工廠組織中由農民轉化而來的勞工問題提供瞭紮實的經驗基礎。和他的老師馬林諾斯基教授一樣，費孝通常常藉著給學生著作寫序的機會總結研究方法並提齣新的研究方嚮。為張之毅著《易村手工業》寫的長篇序言《中國鄉村工業》，為史國衡著《昆廠勞工》（附田汝康《內地女工》）寫的長篇序言《〈昆廠勞工〉書後》，都是這樣的例子。《中國鄉村工業》一文是費孝通第一篇比較全麵係統探討中國鄉村工業性質及其可能貢獻的文章。他認為，在中國農村中並不隻是農業一枝獨秀，而是農工混閤，工業幫助農業養活瞭龐大的鄉村人口，所謂傳統工業，主要包括傢庭手工業和作坊工業；他希望在現代工業開始分散的新趨勢下，在技術上藉助於電力和內燃機

，在組織上采取閤作方式，

使鄉村工業所獲得的利益分散到農民手中，幫助他們解決生計保障的問題，同時也

可以消除藉貸和土地權流失的問題。在《〈昆廠勞工〉書後》一文裏，費孝通則以具體實例

詳細地展示瞭其業師吳文藻所提倡的社區研究

——如何提齣理論假設，又如何在實地調查中修改理論假設

。在研究中他和史國衡都特彆注意到勞心者與勞力者分工的傳統社會結構如何復製在現代的工廠中，使職員和工人的社會地位發生分野，從而影響現代工業的勞力基礎。這一

發現在《勞工的社會地位》等文中有比較充分的發揮。

《〈昆廠勞工〉書後》一文以比較多的篇幅介紹瞭法國社會學傢勒普萊和塗爾乾關於工業文明破壞社區生活完整性並導緻社會解組的論述，這種現象在昆明的工廠組織裏也有其錶現形式。費孝通在昆廠勞工研究的基礎上，提示討論中國工業建設者應注意協調工業文明和個人人格的完整性，但並未提齣具體的解決方案。

1945年鼕的一天，費孝通與西南聯大社會學係青年教員袁方在昆明的一傢小茶館裏閑談，

因袁方要到成都去開手工業討論會，兩人便說瞭很多關於中國手工業的話。後來張之毅、張犖群也加入

這一話題的談話，談完後由費孝通把討論的結果寫成文章，作為

四個人的共同成果，由袁方拿到手工業討論會上宣讀。四位作者之中，費孝通、張之毅曾對農村手工業實地調查研究過，袁方曾研究過昆明的手工業，對於手工業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作用都有深切的認識，又時時聽說手工業絕對沒有前途，必將被都市大工業所取代的言論。這篇文章頗有針對性地、旗幟鮮明地提齣瞭他們關於手工業前途的見解。後來這篇文章作為時代評論叢書中的一個小冊子，以費孝通擬的書名《人性和機器》齣版。1946年小冊子又在生活書店再版瞭一次，所以在學術界、思想界頗有流傳。以“人性和機器”為題，顯然是接著《〈昆廠勞工〉書後》一文提齣的理論命題而來的。

在以費孝通為核心的

四位作者眼裏，當時以手工業為主的中國鄉村工業不僅在技術上、組織上具有現實的可行性，而且暗閤瞭西方工業分散化的最新趨勢；不僅如此，它還避免瞭將人性與機器割裂開來的工業文明之弊，完美地將工業文明和中國傳統的社會經濟結構結閤起來。在這篇文章中，他們寫道：“社會機構不像機器可以過瞭洋不變質。它是一定要在人民生活的土中滋長齣來。利用機器生産固然會影響社會機構的方式，但絕不會隻限製於一種社會方式。目前利用機器生産的國傢就有不同的社會方式可以作證。我們可以輸入機器，可是也許絕不能輸入社會方式，社會方式是要自己創造的，要在人民的習慣中生根，要能配閤其他各種社會製度。我們主張在舊的傳統工業的社會機構中去吸收西洋機器生産，目的就在創造一個非但切實，而且閤乎理想的社會方式。”費孝通等：《人性和機器——中國手工業的前途》，見《費孝通文集》，第3捲，393頁，北京，群言齣版社，1999。這種著意於“從傳統中求瞭解，求批評，求改造”同上書，387頁。，尋求中國特色

經濟建設路徑的思想原則，在他們看來，具有超齣經濟建設範圍之外的廣泛適用性，在中國的政治現代化過程

中也

未嘗不可以遵循。從《人性和機器》的立意來看，費孝通對於鄉村工業的解決方案不僅具有政策上的價值，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

《人性和機器》發錶之後，引起瞭很多批評，其中最重要的批評來自

社會學傢吳景超。他的商榷性文章《中國手工業的前途》，於1947年發錶在《經濟評論》第1捲第20期上。收入吳景超著《第四種國傢的齣路》（商務印書館，2010）下編“相關研究補編”。他著重就

三個問題展開討論，並提齣自己的看法：（1）費孝通等

沒有

將農村手工業和農村工業分清，前者是利用有生力量，後者是利用生力量，前者一定是趨於衰微的，後者纔具有發展前景；（2）為瞭國防建設的需要，的確可以將一部分工業分散到農村中去，而且希望工業下鄉以後，近代文明也連帶下鄉，給生活在鄉村中的人民帶來“一種更有趣的生活，更豐富的享受”，城市社會生活並不像費孝通等描述的那樣灰暗；（3）機器工業的興起固然會引起手工業的崩潰，但並不會産生大規模的失業和貧睏問題。

不久，費孝通發錶《小康經濟——敬答吳景超先生對〈人性和機器〉的批評》。在答復中，費孝通對於農村手工業趨嚮衰微，而且在技術上需要提高到機器工業是承認的，其解釋基本是重復1941年撰寫《中國鄉村工業》一文時的觀點。他還認為，不能抽象地討論手工業和機器工業的短長，他所著眼的是如何在近期復興工業，而不是吳景超更看重的在兩三代中國人手裏都法完成的都市工業化，在他看來以解決民生問題為核心目標的鄉村工業是一條可行之路。對於機器文明和人性的衝突，費孝通基本上

重復瞭西方社會學傢的論述，希望在“手藝精神的再生”中將鄉村工業作為促進社區生活完整的力量。他並沒有直接迴應吳景超對於城市生活更自由、更豐富的觀點，隻是說這種批評是不公允的。

1948年齣版的《鄉土重建》一書，很大一部分篇幅實際上還是在討論鄉村工業的問題。像《現代工業技術的下鄉》

《分散在鄉村裏的小型工廠》

《鄉土工業的新形式》

《自力更生的重建資本》

《節約儲蓄的保證》這些篇目，在基本思想上與之前的論述完全一緻，所增加的主要是一些具體問題的討論而已，所以我

在本書中隻選瞭第一篇，對這個問題本身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繼續閱讀其餘的篇目。《損蝕衝洗下的鄉土》

《黎民不飢不寒的小康水準》

《地主階層麵臨考驗》等文則是比較多地談到瞭鄉村工業重建過程中地主士紳階層麵臨的考驗，以及新式知識分子應該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我們知道，費孝通本人與地主士紳階層有著韆絲萬縷的聯係，這個階層的經濟地位、品味愛好以及當時麵臨的社會睏境，他是非常熟悉的，在《地主階層麵臨考驗》一文裏，他甚至還引用瞭

傢鄉一位地主給他的私人信函的內容。他盡管對於地主士紳有相當溫情的理解，但也直言不諱地指齣這個拖著一大半身子在傳統趣味裏不能自拔的階層的局限性，他希望他們能夠主動放棄從土地上吸收田租的寄生生活並轉嚮生産性的事業。當時有人批評費孝通是想以資本特權來代替土地特權，放棄農業奪取工業，為地主階層做“謀臣策士”。費孝通並不完全否認這種批評，他的正麵說法是，他並不想在維持特權的前提下為地主階層作打算，而是想為這個階層求一條閤理的齣路，即“我確是認為隻有‘放棄農業，開拓（不是奪取）工業’纔是現有地主階層應當采取的道路，但是同時他們必須放棄特權，把他們這階層的性質由寄生而變成服務”費孝通：《地主階層麵臨考驗》，收入《鄉土重建》一書，見《費孝通文集》，第4捲，380頁。。鄉土社會一批一批地把子弟送到城市接受新知識，但這些接觸瞭新知識的子弟卻

沒有迴去為鄉土社會服務，完成社會的有機循環，費孝通將這個社會過程稱作社會性的損蝕作用，就好比土地在自然界經受的損蝕一樣。也許在他心目中，像姐姐費達生這種抱著宗教般熱忱的下鄉知識分子，像他在英國看到的那些熱心為地方做公共服務的退休士紳，

纔是未來鄉土社會的希望，隻有這種人纔能將新知識帶給鄉土社會，促進其實現現代轉型。但問題是這樣少的知識分子足夠建設鄉土社會嗎？熱心於城市化的社會學傢吳景超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發錶瞭《智識分子下鄉難》的文章，

對知識分子與城市的密切關係，以及與鄉土社會的漸行漸遠

進行透徹的揭示。參見吳景超：《智識分子下鄉難》，載《獨立評論》第62號，1933

年8月6日。鄉村衰敗與城市繁榮，這一

同時發生的曆史過程在當時還隻是初見苗頭，而今已經愈演愈烈，即便費孝通在改革開放後大力推動的小城鎮建設也沒有能夠力挽狂瀾，使鄉村在工業化的道路上獲得長久的繁榮發展。因此，我們認為費孝通關於鄉村工業的設想能夠救一時之急，解決短時期內比較迫切的民生問題，卻未必是中國工業化的基本道路或長久之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吳景超當年的論斷也是有遠見的。

從1939年的《江村經濟》到1948年的《鄉土重建》，費孝通一直沒有忽視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根本重要性，雖然他提齣的鄉村工業和讓地主主動放棄土地的主張在當時很難見諸實踐。1948年8月11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公布蔣夢麟、晏陽初及瀋宗翰為農村復興委員會的委員，內定晏陽初為執行長。8月15日晏陽初嚮中央社記者“縱談我國復興農村問題”，接著又發錶《開發民力建設鄉村》一文。費孝通認為“這裏宣布瞭中美復興農村協定的理論基礎”

費孝通：《評晏陽初〈開發民力建設鄉村〉》，載《觀察》第5捲第1期，1948年8月28日，

見《費孝通文集》，第5捲，503頁，北京，群言齣版社，1999。

，所以值得加以詳細檢討。他的看法是，晏陽初以私人學術團體的名義從技術上推動平民教育運動，盡管不能根本解決問題，但還是有其貢獻的；如果代錶政府推行農村政策，在方案上卻根本迴避土地改革問題，僅僅以平民教育來避重就輕地試圖解決問題，當然是很難見效的。費孝通將晏陽初推行的鄉村建設工作歸結為“技術性的”，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韋政通認為費孝通關於晏陽初鄉村建設工作是技術性的說法，“這話孤立起來看頗為不妥，應該說方法上是重視技術，但知識、生産、健康、組織四育並進是含有人文理想的，尤其是把鄉村改造和民主關聯起來看，這種理想性就更為顯著。推行這個運動的團體，所以一直保持超然獨立的地位，不願和現實的政治力量相結閤，主要就是為瞭堅持這個理想”，見韋政通：《晏陽初農村改造的思想——代導言》，

收入宋恩榮編《中國近代思想傢文庫?晏陽初捲》一書（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2013）。，但他將土地問題作為中國社會矛盾的死結，非解開不可的看法卻是相當深刻的。

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城市化程度還很淺，發展中的城市工業，不論是傳統的手工業還是現代的工廠，都沒有給

工人以職業的保障。而這輩工人，多是從農村前來謀生的單身男子，暫時地、季候性地棲居於城市。他們為數甚多，遠多於全傢長期甚至永久性移居城市的離地地主，但以往卻極少受到社會學傢的關注。1948年暑期，費孝通在北平附近的鄉下作短期訪問，他發現瞭這樣一群往來於城鄉之間，以在城市打工所得來補貼傢用的勞工；他們把父母妻兒留在鄉下，隻身在城市打工，在城市裏他們往往是以地域和傢族為紐帶形成幫團；他們隻是城市的匆匆過客，生活、情感、名譽的重心所寄都在鄉土。這樣一個

龐大的社會群體的存在，對於鄉土社會，對於城市社會，

會有些什麼積極的或消極的影響？這些疑是城鄉社會學應該著力

研究的問題。可惜此時費孝通也隻能在《城鄉聯係的又一麵》這樣一篇短文中提齣問題，而不能予以詳細解答瞭。

關於中國社會結構的理論性概括

費孝通對中國社會結構的理論性概括，成果雖然不多，但影響頗為深遠。這方麵的主要成果是1948年齣版的《鄉土中國》，1947年發錶的論文《所謂傢庭中心說》，1948年發錶的論文《論紳士》

《論“知識階級”》《論師儒》《基層行政的僵化》《再論雙軌政治》等。

《鄉土中國》由14篇論文組成，先是陸續在1947年6月至1948年3月由南京的《世紀評論》雜誌刊登，後來修改成書。這本書是費孝通1947年從講授“鄉村社會學”課程中整理齣來的一部分內容。這門課程他已開瞭多次，起初是采用美國的教本，覺得不很愜意，後來改用自己調查的材料來講，比較偏重於中國鄉村經濟方麵的問題，似乎覺得太偏，而且與學校開設的土地經濟學和比較經濟製度等課程的內容未免重復太多，再後來纔專從社會結構本身來發揮，於是就有瞭《鄉土中國》的

社會學理論提煉。在研究方法上，《鄉土中國》可以說

是社區研究的第二步工作（第一步工作是在一定時空坐落裏去描畫一個地方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即比較不同社區的社會結構，從中發現每個社會結構中各種因素之間配閤的原則，以此來揭示其結構的“格式”。這種研究路徑具有比較鮮明的社會人類學色彩，用功能學派人類學傢布朗的說法是“比較社會學”。有人概括“這本書基本的論點是，中國文化模式怎樣從中國農業和農村生活中産生齣來”

［美］大衛?阿古什：《費孝通傳》，111頁，鄭州，河南人民齣版社,2006。，總體而言，這種高度概括的認識是正確的。但不可忽視的是每篇盡管篇幅不大，引文不多，但內容卻極為豐富，而且處處顯示齣從社會生活齣發、以中西社會比較彰顯中國

特性的學術追求。尤其是“差序格局”“禮治秩序”等概念，更是成為研究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學者最常引用的概念。據說這本書於1948年4月發行瞭3000冊，不到一個月即銷售一空，很快在6月、7月、8月和11月以及1949年1月

重印，平均每月發行2000冊。參見［美］大衛?阿古什：《費孝通傳》，108頁。這很可能是費孝通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本書。與《鄉土中國》“傢族”這一篇內容密切相關，而論述更加充分、更加活潑的是《所謂傢庭中心說》一文。在這篇短文裏，費孝通破除瞭傳統上所謂中國文化是以傢庭為中心的文化的說法，他所依據的仍然是從社會生活實際齣發，從中國社會

最基層的鄉土社會齣發的研究路徑。他發現鄉下人夫妻之間和親子之間共處的時間極為有限，夫妻之間的活動空間和活動軌跡都很少重疊，在共處的時候也幾乎沒有什麼話；相反在同性團體裏的交往則是情投意閤，有說有笑的。他用社會學上的“共生”和“契洽”來解釋上麵這兩種不同的社會關係，傢庭在很大程度

上是經濟事業上的閤作關係，而鄉土性的地方結閤則在經濟事業以外的文化生活上更為重要；這種事實使中國的經濟受到極大的限製，而在傢外的社會關係中則充分地讓“人情”活動，阻遏瞭根據“利”的法理發展。這種對傳統傢庭作用的分析，不能說是全麵的分析，結論也未必很周全，但其切入點非常獨特，帶給讀者一些齣乎意料

的新知，極大地啓發瞭人們的想象力。

1948年費孝通發錶的論文《論紳士》《論師儒》主要是討論傳統紳士與官僚、皇權的關係，也就是士大夫在傳統政治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來，紳士是士，官僚是大夫，紳士和官僚互相聯係起來，共同發揮作用，所以士大夫聯成一體，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的層次。士大夫依靠其與皇權的韆絲萬縷的聯係維持其社會地位，他們本身雖以道統的傳承者自命，但並沒有足夠的實力來約束皇權，而是消極地等待機會，“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論“知識階級”》則是分析紳士依靠對於規範知識的掌握來獲得支配社會其他階層的威權，將自然知識和技術知識留給那些“百工”，以此來維持勞心者與勞力者在社會地位上的分野。他認為這種傳統社會結構上的區分在現代社會仍然沒有根本的改變，它極大地

限製瞭現代技術進入中國社會後發揮作用的空間，使得在社會上處於領導地位的知識階級從來沒有“像現在一般這樣能，在決定中國運命上這樣足輕重的”費孝通：《論“知識階級”》，見《費孝通文集》，第5捲，484頁。。從社會結構分析來展望中國知識分子的前途，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是否還有前途，要看他們是否能改變傳統的社會結構，使自然知識，技術知識，規範知識能總閤成一體，而把他們所有的知識和技術來服務人民,使知識不成為一個社會階級的獨占品。也就是說打破這知識成為階級的舊形態。”同上書，484~485頁。總體上來看，費孝通關於紳士與知識分子的這三篇文章，主要是從社會結構分析的角度考察傳統士大夫的政治地位與政治意識，希望他們能夠擺脫傳統社會結構的束縛，積極地以其所掌握的新知識服務人民，而不是去維持其特權地位，並與專製皇權分一杯羹。費孝通對於皇權和紳權關係的討論還有收入《鄉土重建》一書中的《基層行政的僵化》《再論雙軌政治》兩文。從這兩篇文章，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他對於傳統紳權衰落、消亡的惋惜之情，但他認為中國現代政治的齣路並不在於恢復已經失落的紳權，而是以現代的民主和憲

政來加強“自下而上”的政治軌道。

1947年至1948年是一個戰火紛飛、四鄉不靖的年頭，此時深入鄉村實地調查有許多睏難，費孝通給自己提齣的研究課題主要是，串聯曆史文獻和實地調查材料分析“中國社會結構”。他設想中要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結構，應當注意皇權、紳權、幫權和民權這四種不同權力間錯綜復雜的關係。可惜的是，當時隻是對紳權和皇權的關係進行瞭一些初步的分析，幫權和民權

尚未著手。從已發錶的片段來看，我們已經看到這項研究的立意之大、衝擊力之強。他沒有來得及完成的部分，也就隻能留待後人接下這根接力棒，繼續深入探討瞭。

通過政治民主達到經濟民主的理想

費孝通對於中國農村的經濟和社會都有過深入的研究，但他的視野並沒有停留在鄉土社會本身。他還是20世紀40年代昆明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因此上過國民政府特務機關的黑名單，不得不在美國駐昆明領事館尋求政治避難。費孝通的政治行動與他的政治理想是密切關聯的。

在1943年至1944年訪美的一年裏，除瞭完成寫書的任務以外，費孝通還積極關注美國民主政治的現狀。在迴國後寫的《初訪美國》一書中，他流露瞭對於資本主義壟斷階段經濟權力支配民主政治的擔憂，認為“在經濟權力所統治下的社會，每個人是否還有《獨立宣言》中所規定的平等和自由的基本權利也就成瞭個嚴重的問題瞭”費孝通：《初訪美國》，見《費孝通文集》，第3捲，258頁。。同時，他也高興地看到二戰中美國平民的政治意識慢慢開始成長，在194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羅斯福連任成功的背後，沒有人能忽視CIOPAC的貢獻。CIOPAC是工業組閤聯會政治行動委員會的簡稱，它雖然不是一個政黨，但其政治能量不容小覷，它的口號是“每一個工人投一張票”，

主要工作為供給一切人民作政治判斷時所需的真實材料，

以及派人挨傢挨戶指導和引起他們對於政治的興趣。這樣就使一般人民能夠減少對於財閥支配的公共輿論工具（如報紙、廣播等）的依賴

程度，而且能夠實際去行使自己的投票權。從這裏，他預見到平民政治意識成熟必然帶來平民政治的曙光。由平民參與民主政治的運作，他看到瞭由政治民主達到經濟民主的可能。對於已經

實施多年並將繼續實施下去的羅斯福新政，他感到歡欣鼓舞。

1945年7月，民主政治意識非常成熟的英國人，在丘吉爾領導二戰勝利在望、聲望達到頂峰的時刻冷靜地將票投給工黨候選人，使工黨再次獲得執政的機會，更是令費孝通歡呼，他說：“若是在7月26日朝上還有人嚮我說他不太明白這次世界大戰在人類曆史上有什麼意義，我可以原諒他。可是到這天午後，英國大選揭曉之後，若還有人這樣糊塗我是不能再原諒他瞭，我想在人類曆史上沒有比最近的一頁寫得更清楚的瞭。頁頂的標題是《平民世紀的長成》。”費孝通：《平民世紀的展開——英國大選揭曉後的感想》，見《費孝通文集》，第3捲，211頁。他認為工黨的勝利是平民的勝利，平民在蘇聯、美國、英國相繼獲得政權，在他看來是平民世紀展開的標誌。這種平民世紀的特徵，他概括為：“依我的看法，政治民主，每個公民都能用選舉票去影響政治，必然可以確立為大多數人民謀幸福的政府，這個政府所采取的經濟政策也必然會限製私人財富的限纍積，必然會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於是也必然會走上以社會福利為目的的經濟道路，以達到經濟民主。”費孝通：《從〈初訪美國〉到〈重訪英倫〉》，收入《重訪英倫》一書，見《費孝通文集》，第3捲，499頁。

就在費孝通為平民世紀的前景倍感樂觀的時候，接連發生瞭一

些使他不太高興的事情。羅斯福去世以後，新政有關的人員差不多都退齣瞭政府，而且“新政”戴上瞭紅帽子；不久，羅斯福的反對黨在國會占據多數，反勞工政策躍躍欲試。美國民主政治的這些變動使費孝通對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不再有信心，認為它不過是一種掩蓋“以財富獲取權力”的煙幕；如果民主政治威脅到瞭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特權階級，他們就會如德、意一樣走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他甚至覺得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免不瞭暴力爭鬥，“産階級的革命是必然的”費孝通：《從〈初訪美國〉到〈重訪英倫〉》，收入《重訪英倫》一書，見《費孝通文集》，第3捲，500頁。。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費孝通重訪英倫，他著重觀察英國工黨開始的社會主義試驗，工黨政府恢復戰後生産、保障人民教育及健康權利的種種舉措取得瞭明顯的效果，這一切使費孝通再次撿迴瞭對平民政治的信心，他說：“我又可以相信，如果人肯努力的話，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可以從政治民主的道路上達到的。英國是一個擺在眼前的例子。”同上書，502頁。迴國後齣版的《重訪英倫》一書記錄瞭當時費孝通對於工黨社會主義試驗的觀察。不僅如此，他還翻譯瞭英國記者霍爾的《工黨一年》一書（王康（筆名史靖）幫助他譯瞭最後幾章），寫瞭一篇很長的“譯序”。不過，這次費孝通吸取瞭上次對美國平民政治的過分樂觀預計的教訓，特彆注意到英國社會主義政策可能受到美國意識形態戰略製約的現實。他明知平民世紀的前途未必光明，但還是不肯放棄這份努力追求的情懷。他充滿感情地寫道：“曆史是麯摺的，在短距裏是難於預測的。但是一個軟心腸的人，不願意世界不斷遭受戰爭的慘痛、甚至可能毀滅的人，眼睛總是嚮著光明看，即使這光明隻有一綫。嚮光明看的人，還是記得羅斯福在美國所做的一切，所允許給世界的一切，以及他所鋪下的道路，我在初訪美國時所見到的那一條不必流血而可以達到的自由和平等並駕齊驅的道路。就是這副眼睛，這副心腸，又在世界的另一角裏看見瞭同一方嚮的努力，同一道路上的夥伴，我這樣寫下瞭這本《重訪英倫》的小冊子。但是我似乎已喪失瞭兩年前的天真，我已隱隱約約看到瞭這道路上的絆腳石。真如拉斯基教授所說的：暴力革命是可能發生的，但是我們為瞭文化，總得嚮避免暴力的方嚮前進。”同上書，510~511頁。

在介紹英國工黨社會主義試驗的種種舉措時，費孝通采取的是“多取人之長，少說人之短”的策略，因為，“我的心目中疑的是在我們自己國傢的成長”費孝通：《從〈初訪美國〉到〈重訪英倫〉》，收入《重訪英倫》一書，

見《費孝通文集》，第3捲，501頁。。也正是這種對於民主政治的期待，促使他寫下瞭以故事形式講述民主國傢政治生活一般原則的《民主?憲法?人權——作之民》（1946年生活書店齣版），促使他積極參與調解國共內爭的民主運動。如上文所述，《基層行政的僵化》

《再論雙軌政治》與《地主階層麵臨考驗》等文都是希望以不流血的方式實現民主政治的呼籲。

戰後的幾年間，費孝通還利用國外友人寄來的材料，以自己的角度敘述、分析國際政治，寫下瞭大量時評，以

至於美國《紐約時報》說他是“中國最傑齣的政治分析傢”，《時代》周刊稱他為“社會學教授和中國最深刻的政治評論傢之一”

［美］大衛?阿古什：《費孝通傳》，108頁。。關於這些時評與他的民主政治理想的關係，是非常值得仔細分析的，這對於瞭解他的政治思想以及全麵把握他的社會思想，都是頗有助益的。

結語：洋溢著中國情懷並超越於中國情懷

1937年初春，北平燕京大學社會學係在校和畢業的同學們，在他們主辦的天津《益世報

?社會研究》上展開瞭一場關於社會學研究目的的討論。究竟應該是“為研究而研究”

“為興趣而研究”還是“為實用而研究”？遠在英倫求學的費孝通也寫瞭一篇通信參與討論。

此時深受人類學功能學派影響的費孝通認為，文化現象有它的功能，我們自己的研究工作作為文化現象的一種，當然也有其功能；“為研究而研究”不閤於功能學派的基本理論，而且這種強調興趣的研究活動一旦興趣不驅動瞭，就可以“為不研究而不研究”瞭。以“實地研究方法”來分析自己的研究活動，他認為人類學者的責任就是要發現那些一般人並不自覺的文化功能，並以此為實用工具來控製社會變遷。他說：“以我自己說，我是沒有興趣的，也許興趣是在耕田，但是我明白我的責任，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功能的，我們自己的大社區中需要著我們這種工作。這種工作直接間接地有關人傢的福利。我自己幸而或不幸而受到這訓練，我就得擔負這責任，有趣味很好，沒有趣味也得乾，這是紀律，這是成敗。若有一個士兵走到一半，忽然沒有興趣去打仗，他可不能隨意解甲歸田。”費孝通：《再論社會變遷》，見《費孝通文集》，第1捲，507~508頁。他進一步明確地說，人類學者控製社會變遷的根據不是“主義”，而是對於事實的認識。

對於費孝通來說，社會學或人類學是經由搜集社會事實並加以分析來為認識中國社會、改造中國社會提供根據的一門科學。他一生孜孜矻矻，深入田野，振筆著述，其目的都在於科學地認識中國社會，並積極參與中國社會變革的洪流。這種情懷，和他的老師馬林諾斯基教授是很不相同的。馬林諾斯基曾在《江村經濟》的“序言”裏錶白“人類學，至少對我來說，是對我們過分標準化的文化的一種羅曼蒂剋式的逃避”，這種自嘲在一定程度上也道齣這位波蘭裔英國人類學傢報國門時內心的奈。這種情懷，和他的同學艾德濛?利奇也很不相同。利奇曾說：“社會人類學並不是一門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也不應以此為目的。如果要說它是什麼，其實不過是藝術的一種形式。”對於衣食憂、生活

穩定的英國人來說，這種消遣性的智力操練或遊戲也可厚非。參見費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國——缺席的對話》，

見《費孝通文集》，第12捲，44頁，北京，群言齣版社，1999。可是，費孝通生活在人口眾多、生活貧睏、社會動蕩的中國，他不可能産生馬林諾斯基的“羅曼蒂剋式的逃避”，也不可能有利奇視人類學為“藝術的一種形式”的悠然心情。“亟拯斯民於水火”的心情，促使他研究農村經濟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結構、研究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途徑。他對於中國社會的這些研究是有係統的、有步驟的，將其思想脈絡梳理齣來是我們這些思想史研究者的責任。

最後，我想就費孝通側重於社會生活層麵的文化研究，從思想史的角度提齣它的價值和意義，來作為本文的結束。

關於中國文化的研究，以及中西文化的討論，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文獻裏可以說是連篇纍牘，舉不勝舉。檢視這些文獻，我們發現它們大都是從文獻典籍或思想原則齣發進行討論，這種討論不能

說沒有意義，但缺乏對錶現在社會生活層麵中的中西文化的係統梳理和分析，總不免讓人感覺有些“隔”。費孝通的學術訓練使他對文化之“灑掃應對”的一麵更加敏感，同時又沒有忽視政治、經濟等勢力對於文化生活的深刻影響，因此特色比較鮮明，基礎比較紮實，思路也比較開闊。他的《初訪美國》以及《美國人的性格》兩書對於美國文化所進行的分析，就是對於這種錶現於社會生活層麵的美國文化的研究。他自覺地認識到，中西文化的討論應該先做的一步基本的、必須要做的工作就是，“詳細地、有係統地介紹西洋文化”；他認為，沒有根據事實來瞭解“全盤西方文化”，就貿然提齣“全盤西化”的說法是欠妥當的。

參見費孝通：《初訪美國》，

見《費孝通文集》，第3捲，346頁。同時，他自己對美國文化的初步分析工作，其目的並不完全在介紹“西洋景”，而是希望以此引起讀者對於文化和社會生活分析的興趣，進而能用同樣方法去分析中國文化。1945年8月，抗戰快要結束時，他寫道：“我們對於自己文化的傳統，處境和發展方嚮是必須要有一個全盤清理

。我現在所做的工作可以說隻是在迎接這個時候。我們必須用科學方法把我們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在這生活方式中所養成的觀念，一一從我們的曆史和處境中加以說明。有瞭這筆清清楚楚的賬纔能使我們走下一步時不緻再像目前這樣的艱難而浪費瞭。”

費孝通：《美國人的性格》，見《費孝通文集》，第5捲，51頁。這段論述，其基本見解已經和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倡的“文化自覺”沒有什麼兩樣瞭，所欠缺的，隻是一個名詞的提齣而已。

抗戰後期，費孝通明確地意識到現代技術使“天下一傢”不再是一個理想，而是正在逐步呈現齣來的社會現實，在這個時代，國傢的、文化的分野還很鮮明，仍是引發許多誤解乃至衝突的源泉，所以對於世界上不同文化的理性分析是刻不容緩的工作。這對於促進國際閤作，避免文化衝突是大有裨益的。費孝通在晚年將這種工作的價值概括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追溯其思想源頭，我們不能不承認，在早期的著述裏，這種見解早已有瞭親身研究實踐的紮實基礎，而且這個提法已經是呼之欲齣瞭。

對於文化的研究，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認知路徑。“高文典冊”的文本研究自有其價值，但若是將其抽離

於其所賴以存在的社會生活基礎，則疑將會是空洞的、抽象的，因而也將缺乏鮮活的生命力。對於社會生活本身的事實多多留意觀察，分析其所具有的意義，再將之與文本記述串聯起來，將會呈現齣完整的文化演變脈絡和結構特徵。如果對於各個文化都能如此下一番功夫予以考察，那麼在各個文化裏養成生活態度的人

們之間的相互交往必然會減少許多不必要的阻力。費孝通對於文化研究的這些見解，包括他的先驅性探索，至今尚未真正大規模展開。希望他植根於中國情懷，但又超越瞭中國情懷的文化展望能夠逐漸成為現實。

這本文選以16捲本《費孝通文集》為基礎，同時查閱原刊本，作瞭一些校改；對於原刊本比較明顯的排印錯誤，則徑行改正，不加注明。整理工作以尊重曆史文獻原貌為原則。選編核校工作由我負責。雷傢瓊、李俊領、劉寶吉等朋友協助做瞭一些具體工作，在此一並緻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