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xford Studies in Agency and Responsibility, Volume 2

出版者: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David Shoemaker

页数:240

出版时间:2015-2-4

价格:$34.95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0198722137

丛书系列:Oxford Studies in Agency and Responsibility

具体描述

Oxford Studies in Agency and Responsibility is a series of volumes presenting outstanding new work on a set of connected themes in moral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of action.

This special volume in the series presents ten new papers marking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P. F. Strawson's landmark essay, "Freedom and Resentment." Some of the papers offer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Strawson's essay, some expand on his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some develop his overall themes in new and challenging directions.

作者简介

David Shoemaker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Murphy Institute at Tulane University. He has published forty articles and is the author, co-author, or editor of four books, several of which are about agency, responsibility, and/or personal identity.

Neal Tognazzini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t The College of William & Mary. He work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metaphysics and ethics on problems of agency, free wil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He is the author of more than twenty articles and is co-editor of Blame: Its Nature and Norms (OUP, 2013).

目录信息

Editors' Introduction, David Shoemaker and Neal Tognazzini
1. Freedom and the Self: Feeling and Belief, Galen Strawson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QUE
2. Peter Strawson on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ity, Gary Watson
3. Freedom and Forgiveness, Lucy Allais
4. P. F. Strawson's Consequentialism, Victoria McGeer
5. Peter Strawson and the Facts of Agency, John Martin Fischer
ATTITUDES AND RELATIONSHIPS
6. Emotions and Relationships: On a Theme from Strawson, R. Jay Wallace
7. Reactivity and Refuge
STRAWSONIAN THEMES
8. A Moral Assessment of Strawson's Retributive Reactive Attitudes, Margaret R. Holmgren
9. Trust as a Reactive Attitude, Bennett W. Helm
10. Worthy of Praise: Responsibility and Better-than-Minimally-Decent Agency, Andrew S. Eshleman
· · · · · · (收起)

用户评价

本书中关于“归因”（attribution）的讨论，对我来说是相当具有启发性的。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性地将某些行为归咎于特定的个体，认为他们是行为的唯一“肇事者”。然而，书中几位作者通过对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等因素的细致分析，挑战了这种单一的归因模式。他们提出，个体的能动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嵌入在复杂的社会网络和权力结构之中。例如，当一个人因为贫困而从事非法活动时，我们是否应该仅仅将其行为归咎于其个人选择？还是应该同时审视导致其陷入贫困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可能存在的系统性歧视？这种将个体行为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进行审视的方法，让我对“责任”的理解有了更深的拓展。我不再仅仅将其视为一个孤立的道德判断，而是认识到它与社会正义、公平分配等宏大议题紧密相连。我特别留意到书中关于“共同责任”（shared responsibility）的探讨，这与我之前对责任的理解有所不同。我通常将责任视为一种个人化的负担，但“共同责任”的概念暗示，在某些情境下，责任可以被分散或分担。例如，在一个团队项目中，如果项目失败，我们可能需要将责任归咎于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而不是仅仅指向某个“关键人物”。这种集体责任的视角，在处理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时，显得尤为重要。我想知道，作者们是如何界定“共同责任”的界限？在什么情况下，个体可以免除部分责任，而将责任转移给集体？这本书似乎在试图拆解我们惯常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责任观，而构建一个更加多元、更加包容的责任理解框架。

本书中对“因果性”（causality）在能动性与责任中的角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哲学洗礼。我一直以来都受到传统因果决定论的影响，认为所有事件，包括我们的行为，都是由先前的原因所决定的。然而，如何在这种框架下理解“能动性”和“责任”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我的行为完全是由之前的事件所决定的，那么我的“选择”又是什么？我的“自由”又从何而来？这本书中的几位作者，似乎并没有试图推翻因果决定的基本逻辑，而是另辟蹊径，通过对因果关系的不同理解来重新构建能动性与责任的联系。我尤其被那些讨论“非因果性解释”（non-causal explanations）的论文所吸引，例如，他们可能关注行为的“理由”（reasons）而非“原因”（causes）。一个行动者的行为，可能不是由纯粹的物理或心理“原因”所驱动，而是由其对某个“理由”的采纳所引导。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理由”本身也可能受到先前的因素影响，但行为者对“理由”的主动采纳，似乎构成了一种不同于简单因果链条的“能动性”。我很好奇，这种“理由”与“原因”的区分，在哲学上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我们主观体验到的“自由”？我还需要进一步理解，当一个人的行为是基于某种“理由”时，我们又该如何界定其“责任”？是否是因为他“选择”了采纳这个理由，所以他需要为此负责？这本书无疑在因果性的迷宫中为我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让我看到了在承认因果性的同时，仍然为能动性与责任留存空间的可能性。

这本书中关于“道德代理”（moral agency）的探讨，让我对“责任”的道德维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以往，我更多地是从法律或日常行为的因果关系来理解责任，但道德代理的概念则将我们推向了伦理的深渊。如果一个人仅仅是按照既定程序行事，没有任何主观的道德判断，那么他是否还算一个真正的“道德代理”？如果一个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伤害，但行为者对此毫无道德上的认知，我们又该如何评价他的责任？书中几位作者就“道德代理”是否需要具备某种程度的“道德认识能力”（moral awareness）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学者认为，真正的道德代理必须能够理解自己行为的道德含义，并且能够根据道德原则做出选择。这种观点让我联想到，在许多道德困境中，人们往往会因为缺乏对情况的全面了解，或者因为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而做出错误的道德判断。那么，这种“错误判断”是否会减轻其道德责任？还是说，即使是“错误判断”本身，也源于其道德认识能力的不足，从而需要承担更深的责任？我尤其关注书中对于“道德直觉”（moral intuition）和“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在构成道德代理中的作用的讨论。一些研究表明，很多道德判断并非源于审慎的推理，而是源于快速、自动化的直觉反应。那么，这种基于直觉的判断，在道德代理的意义上，又有多大的分量？这本书无疑迫使我深入思考，作为道德主体，我们所需要具备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要素究竟是什么。

书中关于“豁免”（exemption）与“责任减免”（mitigation）的讨论，让我对如何具体地应用“能动性”与“责任”的理论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各种情况，需要考虑某个个体是否应该承担全部责任，或者是否应该因为某些特殊因素而获得豁免或责任减免。这本书中的学者们，将这些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置于深厚的哲学框架下进行审视。我尤其关注那些关于“精神缺陷”（mental impairment）、“胁迫”（coercion）、“无知”（ignorance）等因素如何影响责任的论述。例如，当一个人在极端的胁迫下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时，我们是否还能完全追究其责任？或者，当一个人因为对相关法律或道德规范的无知而犯下错误时，我们又该如何处理？这些情况，都触及了“能动性”被削弱或被剥夺的边缘。我认为，一个成熟的责任理论，不仅要能够界定何为“有责任”的主体，更要能够提供清晰的标准，来判断在何种情况下，责任可以被减轻或免除。我希望书中能够提供一些关于这些“豁免”和“减免”的界限和原则，以便我们能够更公正、更合理地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案例。我非常好奇，学者们是如何平衡“惩罚”与“宽恕”之间的张力的？在承认责任的前提下，如何体现人道主义的关怀，而又不至于导致责任原则的瓦解？这本书无疑为我提供了一个更具实践意义的视角，让我能够将抽象的哲学理论，更好地应用于理解和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道德与法律问题。

我对书中对于“自由意志”（free will）和“决定论”（determinism）的辩论感到尤为着迷。这无疑是“能动性”与“责任”议题中最核心、也最具争议的部分。我一直对这些问题感到困惑，一方面，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比如我此刻选择阅读这本书，而非去做其他任何事情，这种主观体验是如此真实；另一方面，我又难以摆脱科学带来的确定性思维——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物理系统，所有的一切似乎都遵循着因果律，那么，我的“自由”是否仅仅是一种幻觉？书中几位作者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哲学辩论中，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立场。有些学者似乎倾向于“兼容论”（compatibilism），认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是可以并存的。他们的论证方式让我耳目一新，他们并非试图证明我们拥有某种“超因果”的能力，而是重新定义了“自由”的含义。他们认为，只要我们的行为是由我们自己的欲望、信念和意图所驱动，即使这些欲望、信念和意图本身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我们仍然可以被认为是“自由”的。这种观点，虽然在逻辑上可能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挑战，但它确实提供了一种缓解我们对决定论恐惧的可能性。我很好奇，这些兼容论者是如何巧妙地规避了那些看似无可辩驳的决定论论证的？他们是否真的能够说服那些坚定的非兼容论者？另一部分学者则坚持“不兼容论”（incompatibilism），他们认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并且往往在其中选择一种立场。对这些非兼容论者的论证，我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因为他们的观点往往更加激进，也更容易挑战我们对自由的直观感受。我期待书中能够提供一些新的、更具说服力的论证，来帮助我厘清这个古老而又充满魅力的哲学难题。

阅读《Oxford Studies in Agency and Responsibility, Volume 2》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其对“责任”概念所进行的多层次、多维度的解构与重塑。我原先对于“责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直观的、以个体为中心的道德判断，即“谁做了什么，谁就应该为此负责”。然而，本书中的学者们，通过严谨的学术论证，向我展示了“责任”概念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他们不仅探讨了“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还触及了“法律责任”（legal responsibility）、“因果责任”（causal responsibility），甚至“存在责任”（existential responsibility）等更为广阔的范畴。我被其中关于“责任的转移”（transfer of responsibility）和“责任的承担”（assumption of responsibility）的讨论所吸引。在某些情况下，个体似乎可以将自己的部分责任转移给他人，或者主动承担起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这种动态的责任分配机制，让我重新审视了许多社会现象。例如，在团队合作中，我们如何在成员之间分配责任？在承担某种风险时，我们是否是在“自愿”地承担潜在的责任？我尤其关注那些关于“归责”（attributing responsibility）的深入分析。究竟是怎样的标准，让我们能够将某个行为“归”到某个个体头上？这种“归责”的过程，是否本身就充满了主观的解释和判断？这本书无疑将我带入了一个更为宏大和深刻的哲学视野，让我认识到，理解“责任”，绝非仅仅是简单的道德审判，而是一个涉及形而上学、伦理学、法学乃至社会学的复杂工程。它迫使我不断追问：我们究竟是如何成为“有责任”的主体的？又该如何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公平且合理地分配和承担责任？

翻开这本书，我首先被其中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精妙的论证所折服。作者们并没有选择一种平铺直叙、通俗易懂的写作方式，而是直指核心，深入到“能动性”与“责任”概念的哲学根基。我注意到，其中有几篇论文反复探讨了“意向性”（intentionality）在界定能动性中的关键作用。有学者认为，只有那些由具有某种目的或信念驱动的行为，才能被视为真正的“能动”行为。这让我联想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看似由我们自主决定的行为，实际上可能受到我们自身意识不到的潜意识驱动，或者仅仅是对外部刺激的条件反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行为还能被视为我们“能动”的产物吗？而如果行为并非完全“能动”的，那么与之相伴的“责任”又该如何分配？这种对意向性的深入剖析，迫使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对“自主”的理解。我一直以为，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那就是自主的，也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这本书中的论证让我意识到，这种“想”可能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是否存在一种“被想”的状态？或者说，我们的“意向”本身是否也受到更深层次的因果链条的影响？我对书中关于“能力”（capacity）的探讨也尤为感兴趣。一些论文指出，评估一个人的责任，不仅仅要看其行为本身，更要考察其具备的相应能力。例如，一个心智发育不全的人，即使做出了某些行为，我们也不能像对待心智健全者那样去追究其责任。这引入了“能力”这样一个重要的考量维度，它似乎能够为我们理解责任提供一个更具弹性的框架。我非常想知道，学者们是如何界定和衡量这种“能力”的？是否存在某种客观的标准？又或者，这种“能力”的评估本身就充满了主观性和解释性？这本书无疑将我带入了一个更加精细和复杂的哲学视野。

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被其中对于“行动者”（agent）这一概念的多维度解析所深深吸引。以往，我似乎总是将“行动者”简单地理解为“做出行为的人”，但本书中的学者们将这个概念推向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意涵。他们不仅仅关注个体是否“能够”行动，更探究了“行动者”自身的构成，例如，是否需要有某种程度的自我意识、统一性，以及能够感知和回应外部世界的感官和认知能力。一些论文甚至触及了关于群体、组织乃至人工智能是否能被视为“行动者”的可能性。这种对“行动者”概念的拓展，让我开始反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如何默认地赋予某些实体“行动者”地位的，而又在哪些情况下，我们又会剥夺这种地位。例如，我们是否会将一个遭受严重精神疾病困扰的病人视为完全的“行动者”？我们是否会认为一个高度自主的AI机器人也具备某种形式的“行动者”属性？这种对“行动者”界限的模糊和拓展，直接影响了我们对“能动性”和“责任”的判断。如果一个实体不被视为“行动者”，那么它所表现出的“行为”又该如何解释？又该由谁来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我尤其关注书中关于“自我”（self）在行动者构成中的作用的讨论。许多哲学传统都强调，一个独立的、连贯的“自我”是行动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随着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对“自我”的理解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自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那么，这种“自我”的变动，又会对“行动者”的身份及其责任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重新审视了“谁”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行动者”。

这本书的出现，如同在平静的学术湖面投下一颗巨石，激起了层层涟漪，也让我这个长久以来对“能动性”与“责任”这两个概念在哲学领域中的纠缠与演进充满好奇的读者，得以窥见其中更为深刻与 nuanced 的辩论。我并非学界中人，但阅读了无数关于自由意志、因果决定论、道德主体性等议题的书籍，也曾为其中某些观点所折服，或为另一些逻辑上的漏洞而感到困惑。因此，当看到“Oxford Studies in Agency and Responsibility, Volume 2”这个标题时，我内心涌现出一种混合着期待与审慎的复杂情感。期待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书籍，向来以其严谨的学术水准和前沿的探索精神著称，这本书定然会聚集一批该领域内最顶尖的学者，他们的思想碰撞定能激发我更深层次的思考；而审慎则源于我对这个主题本身所固有的难度有着清醒的认识——“能动性”与“责任”看似简单，实则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核心，涉及了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灵哲学甚至心理学的诸多交叉领域，其间的概念界定、逻辑推演以及现实应用的复杂性，足以让任何读者望而却步。我尤其关注作者们如何处理那些介于完全自由与完全强迫之间的灰色地带，例如，在社会环境、心理诱因、甚至生理因素的影响下，个体的“能动性”究竟保留了多少？又该如何在这种情境下界定其“责任”？是依旧将其视为无可推卸的道德主体，还是需要引入某种程度的宽宥或减免？这本书能否提供一些新的视角或分析框架来应对这些棘手的伦理困境，是我最为期待的。我希望书中能够探讨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被我们忽略，但却至关重要的情境，例如，当我们面对系统性的不公时，个体的抗争是否算作“能动”？当一个在童年时期遭受严重创伤的人成年后犯下罪行，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其“责任”？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理论的抽象探讨，更与我们如何理解法律、如何构建社会、如何对待彼此息息相关。

本书中关于“控制”（control）与“意愿”（volition）的辩论，让我对“能动性”的本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一直认为，“能动性”的核心在于“控制”——即个体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够决定自己去做什么，不做什。然而，书中几位作者通过对“意愿”的深入分析，挑战了这种简单的“控制”观。他们认为，“意愿”不仅仅是简单的“控制”，更包含了某种程度的“承诺”（commitment）和“目的性”（purposefulness）。例如，当我们做出一个长远的计划时，我们不仅仅是在“控制”当前的某个动作，更是在“意愿”去实现那个更宏大的目标。这种对“意愿”的强调，让我开始思考，我们不仅仅是行动的执行者，更是行动的规划者和目标设定者。我尤其关注书中关于“意志力”（willpower）和“自我约束”（self-control）的讨论。这些概念似乎直接与“控制”和“意愿”相关。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抵制诱惑，坚持自己的目标，而有些人则容易屈服？这种差异，又该如何影响我们对其“能动性”和“责任”的评价？我很好奇，学者们是如何界定“意愿”的界限的？是否存在某种程度的“不意愿”行为？例如，当我们被某种强迫性的冲动所驱使时，我们还能说我们是“意愿”这样做吗？这本书无疑将我带入了一个更精微的关于“意愿”的哲学讨论，让我不再仅仅关注行为的“发生”，而是开始关注行为背后的“动机”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