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中国基督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基督教事业在中国开创*早的城市之一。特别是近代以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国门洞开，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杭州，他们一边传教，一边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教育、医学带入杭州，客观上对杭州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书全景式展现了1858—2011年百余年基督教新教各个领域在杭州的发展情况，所有史料均基于作者在杭州思澄堂的实际工作积累、相关资料查阅以及对一些老牧师、老信徒的采访。书中并未避讳“文革”时期，并随文附有大量老照片，以期让读者更真切地了解杭州基督教史。

绪　论

基督教这个名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国外基督教是对奉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各教派的统称，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和其他一些较小教派，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而我国通常所称的基督教则单指新教（也称耶稣教）。

新教也称“更正教”“抗罗教”“耶稣教”，该教因对罗马公教（即天主教）抱抗议态度，不承认罗马主教的教皇地位，故在西方一般称“抗罗教”或“抗议教”。其主要宗派有信义会、长老会、圣公会、浸会、公理会、卫理会等，分布在英、美、德、北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我们这里所讲的是基督教新教。

基督教传入中国经历了四个阶段：据史料记载，基督教最早于唐朝贞观九年（635年）传入中国，是聂斯托利派［1］基督教，当时称为“景教”。由于受到唐皇帝的重视，景教发展很快，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因朝廷下诏灭佛教，而波及景教，致使其在中原地区中断，但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仍有传播，这是第一阶段。元代初，基督教又一次传入中国，当时把再度进入中原的景教和来自欧洲的“天主教”统称为“也里可温教”和“十字教”，后随元朝灭亡而衰落，这是第二阶段。明朝时耶稣会传教士再度来华传教，直到清初清政府发布禁教令，天主教被禁，这是第三阶段。1807年马礼逊将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这是第四阶段。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和新教开禁重新发展。［2］

杭州是中国基督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大约元至元十五至十九年（1278~1282年）基督教（时称也里可温教）就有传播，当时有个传教士马薛里吉思［3］先后在镇江和杭州建也里可温寺七处。《梁相记》载：“马薛里吉思在杭州荐桥门建样宜忽木刺大普兴寺”（《至顺镇江志》卷九），这是有关基督教在杭州传播的最早记载。［4］《马可·波罗行记》有载：“蛮子国都行在城（即杭州）人数虽有如是之众，仅有聂斯托利派之礼拜堂一所。”［1］这应是大普兴寺。《西湖游览志》中记载：“三太傅祠，在荐桥东旧十方（字）寺基，当熙春桥西，元僧也里可温建，久废。”［2］这与马可·波罗的记载相符，也表明了这座元朝建的基督教堂在明朝废弃。

元泰定二年（1325年）意大利修士鄂多立克来到中国，他去泉州拜访了两位方济各会修士，随后途经杭州、南京、扬州，最终来到汗八里（今北京），并在此定居差不多三年。之后，他经陆路返回欧洲，元至顺元年（1330年），他在意大利用拉丁语向修士索拉拿口述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即《鄂多立克游记》。这本游记记载了当时的杭州城及在这里传教的基督教：“城市的一侧流淌着一条河，这一点跟费拉拉城非常相似，因此，该城延伸得相当长。我极力向基督徒、撒拉逊人和异教徒询问该城的情况，他们的答复全都是一样的。依照当地惯例，每户向大汗交纳一巴里失，即五张钞票，其价值相当于一个半弗罗林。因此他们就形成了这样的风俗：十家或十二家组成一‘火’，以便只交一火的税。该城有八十五万火，另有四万火撒拉逊人，加起来是八十九万火。……此外还有基督徒、商人和过路者。我很怀疑这么多人是怎样共居一地的。”［3］这里讲的基督徒就是聂斯托利派信徒，可见，当时杭州城的基督徒还是比较多的。杭州的也里可温教随着元朝的灭亡而逐渐衰落，由于当时传教对象主要限于皇室等上层统治者和一些少数民族，很少有汉人信仰，因而在社会上的影响并不大。

明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他到中国后，注意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化。后来他到南京、北京等地，一方面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一方面从事传教活动，不仅得到政府的尊敬，同时还结交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如当时在京城做官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师从他学习天文、地理，与他关系十分密切。三人入教后，帮助其传教也最为得力，被称为天主教“三柱石”，其中李之藻、杨廷筠二位是杭州人。他们邀请传教士来杭，并为租赁房屋作为礼拜堂，从事布道。从此，天主教就开始在杭州传播。明天启七年（1627年），杨廷筠出资在天水桥附近建教堂一所，这就是天水桥天主教堂的前身。同年杨廷筠去世，其子捐献大方井（现老东岳附近桃花岭）一块田地为天主教传教士墓地，［4］这一墓地至今尚存。这一时期杭州的天主教堂，除天水桥教堂外，还有几处小教堂。虽然经历“南京教案”，但由于李之藻家人、杨廷筠等的大力保护，所以在明朝查禁基督教的严峻岁月里，杭州的传教事业仍在发展。据耶稣会1621年的年度报告，杭州入教者达300人。［5］因此有不少西方传教士聚集杭城，杭州几乎成为当时中国的基督教传播中心，也是天主教传播的主要地区之一。

清朝前期，政府对天主教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对通晓天文、地理、机械等的西方传教士，凡愿意为中国服务的，一律予以尊重和使用；但对其传教则一般保持谨慎的态度，加以种种的限制，不准教会干涉国家内政，不准反对中国的传统风格，不准煽惑民众，如稍有违反均得查禁。

这一时期杭州天主教由卫匡国主持。他是意大利人，继承利玛窦的主张，在传教中注意与中国的文化相结合，他的传教活动也比较顺利。如顺治五年（1648年）经他受洗入教的就有250人。顺治七年，卫匡国担任中国耶稣会副会长，顺治十一年在罗马参加了是否尊重中国礼仪的辩论。顺治十四年，卫匡国回到杭州，受到了时任浙江巡抚佟国器的支持，传教活动又有较大进展，最主要的表现为重建天主教堂。顺治十六年重建教堂完工。这座天主教堂十分华丽，为当时中国西式教堂之首。

明末清初年，天主教内部发生了是否允许中国教徒保留祭祀、祭孔和其他风俗的“中国礼仪之争”。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这一争论发展为教皇与清王朝的公开冲突。1704年，教皇坚持严禁中国教徒进行这个礼仪。1715年教皇通谕对坚持中国礼仪的教徒以“绝罚”。这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极大愤怒，他声明，祀孔祭祖是中国习俗，不属宗教意义。认为教皇禁止中国教徒祀孔祭祖，是干涉中国内政，坚决不能退让，就下令禁止在国内传布天主教。后来雍正、乾隆两朝都对天主教采取了严厉的查禁政策，雍正三年（1725年）发布禁令，下令驱逐西洋传教士，并禁闭教堂。于是浙江省总督李卫没收杭州天主教堂，改为天后宫，并刊石立碑。自此以后，天主教在杭州中断一百三十余年。因着清政府下令禁教，基督教在中国又一度衰落。［1］

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嘉庆十三年（1807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2］到达广州，在英属东印度公司任职，曾编译出第一部中文《新约全书》，但当时活动范围很小，发展不大。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西方传教士传教活动范围迅速扩展，在华设立的传教机构也越来越多。近代基督教传入杭州是在太平天国时期，以宁波为入口渐次推进至杭州。咸丰九年（1859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差会派倪维思从宁波登陆来杭，寓于紫阳山的道观传教。同年，英国圣公会差会传教士包尔腾来杭，居住城山布道。同治五年（1866年），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差会传教士克牧师来杭，在银洞桥租屋布道。同年，英国内地会差会传教士戴德生从沪来杭，在清泰街新开弄内租屋设堂传教等等。同治六年，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差会传教士胡思登及郝里美来杭，购地于管米山，开始布道。［3］基督教新教在杭州开设医院、开办学校，举办“慈善公益”事业，布道活动十分活跃，信徒发展也较快。据1947年对杭州基督教界现状调查统计，当时共有基督教会11个宗派，大小礼拜堂25所，信徒约4000人。杭州基督教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共有28个单位。杭州基督教受职教师共有23人。［4］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宗教自由政策，对基督教也是如此。1954年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文革”时这一机构依然存在。从20世纪末开始，对基督教的学术研究发展起来，领域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队伍不断壮大，这主要表现在研究论著发表的数量、机构的增加及其所涉及的内容的变化上，并且出现了一批精品力作，如顾伟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郭为东的《中土基督》等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国家对宗教政策的调整，基督教历史研究成果不仅数量迅速增多，而且研究内容、方法也日益多样化，研究的深度也十分引人注目。

然而目前杭州基督教史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原始文献利用得不多；二是观点和内容比较类同；三是一些研究基督教历史学者对基督教信仰了解较少，对教会的特性了解不够深入，这样难免在观点上存在不全面和片面性。结果是，沿袭旧说者多，开拓创新者少，甚至以讹传讹。目前学术界对杭州基督教史的研究，多只对杭州基督教的概况做简单描述，零星介绍如《杭州民族·宗教志》《杭州文史资料》《杭州文史丛编》《杭州史话》《杭州寺观教堂》，而将杭州基督教史做系统而又全面论述的专著到目前为止一本也没有，还是空白。因此，撰写一本杭州基督教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杭州是中国基督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基督教事业在中国开创最早的城市之一；特别是近代基督教，西方传教士进入杭州，他们一边传教，一边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教育、医学带入杭州，对加快杭州的近代化步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研究杭州基督教史，对共建共享生活品质杭州城是很有意义的。

杭州是一座具有八千年文明史、五千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多种文化在这里融汇，文化积淀深厚。宗教文化是历史文化的基本元素，也是促进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开发利用好宗教文化资源，有利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丰富城市外在形象、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增进对外开放和友好交流。

本研究的落脚点是基督教新教，时间段为1858~2011年百余年的历史。由于历史原因，相关资料并不多，笔者历十年时间，不间断到杭州市档案馆、浙江图书馆、上海档案馆查阅资料，并通过网站查找相关外文资料，期间，在工作之便采访了一些知情的教会老牧师及信徒。在积累大量资料的基础之上，采用以问题为纲、史论结合的写作方法，旨在尽可能全面地呈现杭州基督教发展的方方面面。书中并未避讳“文革”时期的情况，并随文附有大量老照片，以期让读者更真切地了解杭州基督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