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28日，谢狱出生在杭州一个小商人之家，父亲给他取名为“復森”，后来他又悄悄把它改为“伏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年冬天，杭州沦陷。战乱中，谢伏琛先后流亡到了绍兴、宁波。在宁波长途电话局工作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和几位朋友合办了一本名为《东南文艺》的刊物。谢伏琛的第一篇小说《避难的人》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与此同时，他还开始写杂文、随笔和短篇小说。早年，他曾读过《狱中记》，这本书让谢伏琛对革命者执著和坚持的精神非常钦佩，于是他决定用“谢狱”作为自己的笔名。

随着谢狱知名度的提高，关注他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包括爱慕他的女性。有一天，宁波一家报社主编与一位名叫陆菲琼的女作者路过长途电话局门口时，这位主编对她说：“谢狱就在这里工作。”当年陆菲琼才19岁，但已参加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学生周刊社，并开始了追寻进步的人生道路。此前，她在报刊上读到过不少谢狱的文章，并被其文采所折服，便主动提出进去访问谢狱。两人见面后，发现彼此之间有着相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爱好。两个年轻人的心，就这样慢慢靠近。

当浙东被日寇占领后，当时在鄞县高级师范学校上学的陆菲琼为实现抗日救国的愿望，与同学毅然离开了宁波，准备与谢狱会合。她走时除了带一包盐块外，几乎身无分文，一路上仅靠着帮人家做缝纫、教小孩识字，才断断续续地从宁波走到金华，再到了桐庐，最后由谢狱到桐庐陪同到临安，最终进入天目山区。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两人连结婚仪式也无法举行，便开始了新的生活。谢狱用笔杆子抗日救国，陆菲琼便在临安紫水小学教书,宣传抗日救国的真理。同年12月，他们的长子谢广田出生。孩子给这个小家庭带来欢乐，可好景不长，日军的炮火逼近了天目山区。1943年4月，谢狱一家三口从天目山区转移至丽水，由于敌机的轰炸，又随报社迁至云和山区，直至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才回到故乡。

谢狱和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共同养育了谢广田、谢广宇、谢珊珊3位优秀的子女。其中，谢广田曾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杭州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院长、浙江省小学教师教育分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等，是浙江省特级教师、硕士生导师，也是省作家协会会员。值得一提的是：陆菲琼女士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优秀教师，受她的影响，谢家的后代都先后投身教育事业，特别是她的孙女，因为历史原因，几经波折才进入教育界，成为一名人民教师。1994年，谢狱后代的家庭还获得了杭州十大“教师世家”的荣誉称号。

在宁波长途电话局工作期间，谢狱在《东南日报》副刊上曾发表《江湖哲学家》《阁楼散记》《妹嫁》等一些左倾的杂文和随笔，立刻引起了副刊主编、中共地下党员陈向平的注意。陈向平通过写信、打电话的方式，与谢狱交流思想和写作经验。两人很快成为了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1年，陈向平向《民族日报》推荐了谢狱。

当时的《民族日报》是浙江抗战的一面旗帜。1941年春,国民党下令改组报社领导层,王闻识、贺千秋等12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就在浙西中共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下，陈向平把谢狱推荐给了《民族日报》总编许焘，许焘当即决定由谢狱担任第三版《实生活》副刊的主编。

《民族日报》经过改组，报社的管理权实际上被国民党所篡夺，在新闻版面也增加了宣扬国民党的内容。可是，谢狱主编的《实生活》副刊和《文艺堡垒》双周刊仍坚持刊登弘扬正义、揭露时弊的文章，从而拥有众多读者。

1942年秋，《实生活》副刊发表了一篇名为《伕子曰》的讽刺小品，文章大胆揭露国民党官员在国家危难时期，仍然搜刮民脂民膏、贪污腐败的恶劣行径。谁知浙西行署不去调查腐败官员，反而派特务来报社调查作者身份。身为副刊主编的谢狱为保护作者，严词拒绝说出作者本人。于是，特务将谢狱带到天目山上进行非法审讯，并拘禁了半个月，最后由开明人士曹天风出面作保才获释放。回到民族日报社后，谢狱便以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为由，拒绝继续主编《实生活》副刊，调任为报社资料室主任。

其间，谢狱友人、民族剧团副团长陈才庸被枪杀于天目山的羊角岭下，谢狱决心致函陈向平，向他说明浙西文化界正面临的白色恐怖。为此，陈向平又将谢狱另行推荐至《东南日报》“丽水版”，由他出任副刊《笔垒》主编。

《东南日报》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也是华东地区当时主要报纸之一。报纸行销浙、苏、闽、皖、赣等省，一度在全国影响较大。1937年12月，日军攻占杭州，报社迁至金华、丽水续办。当时，有一位青年作者写了一篇题为《一元与多元的问题》的杂文，内容主要是评价哲学家冯友兰的一个哲学观点。文章在《笔垒》发表后，即刻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并发来公函要追查这位作者。谢狱看到公函后，采取玩“太极拳”的方式，回信劝对方，不要把哲学观点讨论的问题硬往政治上面靠。他还表示，自己会把意见转告给作者，所以不必追问作者的姓名和住址。对方只好就此作罢，不再追究。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南日报》“丽水版”迁回杭州。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东南日报》即告停刊。5月6日，从山东南下的一批新闻干部和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的记者及浙江《浙东简讯》《金萧报》同志，与地下党同志一起接管了《东南日报》。5月9日，在原来《东南日报》的基础上创办了《浙江日报》。

在解放前夕，追随蒋介石的《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想到台湾去办报，曾经想把《东南日报》“杭州版”的设备运往台湾。谢狱作为中共地下党杭州文化区委书记，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解放军密切配合，为将《东南日报》的财物安全转入新办的《浙江日报》作出了重要贡献。

担任《浙江日报》副刊组组长、文教艺术组主编的谢狱不仅积极参与报刊创办工作，还亲自撰写和发表不少针砭时弊、富有情趣的散文。同时，他还通过副刊积极扶植青年作者，郑秉谦就是其中一位。

原来，1954年6月，在舟山人武部工作的郑秉谦不幸染上肺结核，组织决定把他送到宁波野战医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后，他就马上在医院的病房里，以病床为书桌，借了条小矮凳，带病坚持创作短篇小说《柳金刀和他的妻子》。经过两个多月时间，郑秉谦将稿件投给了《浙江日报》副刊部。10月15日，《浙江日报》副刊发表该部短篇小说，并很快引起北京《人民文学》编者的重视，在1955年1月号上予以转载，从而为这位青年军人开启了文学大门。

1955年3月，郑秉谦在其故乡的老楼里创作了另一篇小说《金发老汉》，在《浙江日报》副刊首发后，又被《人民文学》转载。后来经过不懈的努力，郑秉谦当选为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他激动地说：“没有谢狱的培养，就没有作家郑秉谦。”

抗日战争时期，谢狱先后以不同的笔名，写了大量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面目的杂文和评论，不断鼓舞读者抗日救国的热情。这些散文与杂文既有对新社会的热情歌颂，也有对社会阴暗面的辛辣讽刺、勇猛直言。但这些文章也使某些人自动对号入座，颇为不悦，为谢狱后来在“反右”中遭受打击埋下了伏笔。

1957年8月初，《浙江日报》在头版刊发了一篇惊人的消息《本报反右派运动向纵深发展，揭发出谢狱、夏钦瀚、白刃、葛进反党集团》，就这样，谢狱和几位同事莫名被打成了“右派”，更让他和家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大儿子谢广田此时正在杭七中学习，学校因其品学兼优，已准备保送到杭高读高中，但因父亲被打成所谓的“右派”，谢广田随即被取消保送，留在原校继续学习。高中毕业2年后，谢广田才进入杭州大学数学系学习，大学毕业后又被发配到天目山下的农村中学，一干就是17年。但谢广田还是幸运的，他的弟弟与妹妹甚至连读高中的机会都没有，小小年纪就分别到农场当农民、街道工厂当工人。

磨难并没有结束。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谢狱再次受到残酷打击。一夜之间，造反派把这位中共地下党员打成了所谓的“叛徒”，理由是他在《民族日报》工作时被特务逮捕过，并对他实行“隔离审查”，将他关在小房间里“反省交代”。对这“莫须有”的罪名，谢狱想不通，决心与造反派坚持斗争下去。造反派“审查”他时，甚至拿出一张伪造当年的“自首书”，逼他承认。谢狱严正反驳道：“我当时还没有入党，怎么会去自首脱党，何来的‘叛徒’之说？”

粉碎“四人帮”后，谢狱终于获得平反。1979年初，他调到浙江省委宣传部摄影展览办公室所属的《浙江图片新闻》编辑部工作，经过半年时间的积极筹备，于同年7月恢复了1958年7月创刊、“文革”期间停刊的《浙江画报》。并由谢狱担任浙江画报社主编、党委书记。

为了把《浙江画报》办得富有浙江特色，谢狱在报刊开辟许多文艺性较强的专栏，特别开了“小小说”专栏，由冯远等美术名家配画刊出。此外还开设了一个“三江纪胜”专栏，聘请著名作家郑秉谦为《浙江画报》特约记者，以每月一篇陆续刊发浙江大江大河，由此成为中国画报界一道独特的风景。

1983年，谢狱特别派出了几位骨干编辑、记者到北京向艾青、刘开渠、王朝闻、冯亦代、黄宗英等文艺界人士约稿或采访，并借杭州“知味观”饭庄在北京开业之机，请他们到饭庄来座谈交流，组到一批好稿，使《浙江画报》的内容更为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人民日报社分管文艺工作的姜德明不仅为《浙江画报》写稿，还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文章，赞美《浙江画报》有“文气”。

1956年，谢狱还以自己在《民族日报》工作的经历创作了小说《地下》。《人民文学》杂志请他去北京改稿，准备发在《人民文学》上，但由于当时谢狱被打成所谓的“右派”，直到1980年5月才出版。叶圣陶为其题写了书名，叶其章还为书画了插图。与此同时，谢狱还在业余时间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小说，在学术界颇有影响。退休前后，他还为《人民日报》《新民晚报》《随笔》等报刊，撰写了一批杂文、散文和随笔。正是凭着执著和坚持的精神，从黑暗到光明这一路走来，谢狱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