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启动于二〇〇二年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已出版两期。一期工程所作之书名为《中华再造善本》（以下简称《一期》），分为唐宋编和金元编，收录珍稀善本图书七百五十八种；二期工程所作之书名为《中华再造善本续编》 (以下简称《续编》)，分为明代编、清代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编及两种唐宋编补遗，收录善本图书五百八十三种。两期相加，总为一千三百四十一种。二〇一四年岁末，《中华再造善本续编》印制工作已全部完成，提要初稿到二〇一五年底已完成。

《中华再造善本》编纂出版工作虽分两期进行，但选目则是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特邀相关专家一气呵成甄选出来的。从二〇〇二年“五一”节期间在大觉寺开始，一直到杏林山庄、中苑宾馆、友谊宾馆，迭经四个月的多次反复研讨，最终将《一期》与《续编》再造书目全部甄选出来，并正式上报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规划指导委员会，请求审批。文化部口头回复“就照此目去做”。从此，持续十二年多的再造善本工程拉开了序幕。

《中华再造善本》选目时确定的指导思想是“继绝存真，传本扬学”，旨在透过甄选和再造，确保原本的传承安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中外学术界广泛利用。依此标准，只要是版本孤罕、珍贵、重要，均可入选，这就使《一期》选目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这显然是将“传本”放在首位、“扬学”放在二位带来的便利，对唐、宋、金、元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遗存下来的珍贵典籍，无疑是正确的。但《续编》选目也在此同一指导思想下产生，专家学者就有了不尽相同的思考。

众所周知，所谓中国古籍浩如烟海，指的主要是明、清两代传抄、版印的古代典籍。在如此浩瀚的典籍中，仅选择五百余种作为再造的对象，这就产生了遵循什么指导思想加以甄选的问题。仍坚持“传本扬学”理念，将选本放在首位，此期传本之多、情况之复杂，几乎令人无从下手，且极易产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偏颇，故在《续编》选目同《一期》选目一道产生之后，在编纂出版委员会上就有人提出，《续编》选目应遵循“扬学传本”原则，不应仍是“传本扬学”，意即除元以前人重要著作为明、清时代所始抄始刻，或元以前人重要著作当时曾有传本，至明、清时代失传，而明、清时代传抄、版印之本成为各该书最早传本之外，选目时不应再将传本放在甄选的首位，而应将典籍的学术价值放在考虑的第一位。因此，在《一期》的编纂过程中，《续编》选目便在不同学术领域专家中征求意见，并作适当调整。

《中华再造善本续编》启动于二〇〇八年九月。启动之后不久，规划指导委员会的领导同志曾提出选目时应多考虑省市图书馆。这意见显然是从全局层面提出来的，旨在调动更多图书馆的积极性、参与性，同时尊重被选藏书单位的正当权益。这与《续编》选目时只注意所选之书的版本好、书品好、藏地近的思路产生了龃龉，故在《续编》工作启动之初，对选目，尤其是在某书相同版本多馆都有收藏时，不得不作适当调整。如元王祯的《农书》，明嘉靖山东布政使司刻本，先选山东省馆所藏，结果因其不全而舍弃；再选浙江省馆所藏，结果是因书品略逊而舍弃；再选南京图书馆所藏，目验之后尚可，《续编》便采用了南图本。再如陆游祖父陆佃所作《埤雅》二十卷，现存最早版本是明建文二年（一四〇〇）林瑜、陈大本刻本。最初选定中国艺术研究院藏本，存十九卷，后经鉴定乃是明代的翻刻本，舍弃；再选北京大学藏本，存十八卷，鉴定仍是明代的翻刻本，再舍弃；再选上海图书馆藏本，存十八卷，回复也是明代的翻刻本；百般无奈，只好回过头来再选国图藏本，虽只存十二卷，确真是建文二年原刊。再如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燮的《板桥集》，传世的青晖书屋刻本，以辽宁省图书馆所藏为好，《续修四库全书》所用即是此本。后去北京师范大学验证明内府刻本《历代臣鉴》，顺便检阅他们所藏的《板桥集》，发现该馆所藏该集可能是现存最全最早的汇印本，青晖书屋付梓时很可能以此本为蓝本，因改用北师大藏本。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总的来说是为多用其他单位藏本，改来改去，费了不少周折。

《中华再造善本续编》所选之书，得到很多收藏单位的大力支持，有的甚至选而未用，也没有任何怨言，这种顾全大局、共襄其事的无私精神，令人十分感佩。在《中华再造善本续编》编纂出版已经蒇事之际，我们编纂出版委员会向各收藏单位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当然，在《续编》用书过程中，也遇到过不少收藏单位不配合的情况。这里没有批评的意思，意在说明只要一家不提供再造底本，我们的选目就不得不舍此而趋彼，且常因一书之变，带出几书联动调整，只好再征求学科专家意见。而一征求意见，又会因偏好出现畸轻畸重，还得进行调整。这样的工作不计其数。

《中华再造善本续编》底本拍摄之前，原则上都要到藏书单位去目验原书，以确认版本，并审其能否使用。结果有的书翻到中间掰不开，压不平，又不能拆装，无法拍照，只得放弃；有的稿本浮签太多，且脱离原位，拍照之后，无法恢复浮签正确位置，也只得割爱放弃；有的版面漫漶，模糊不清，拍照制作出来效果不好，也只得放弃。凡此种种，又产生一批选好的底本重作调整。一调整，就又连锁反应，煞费苦心。

上述种种原因造成的种种调整，总数大约有一百零九种之多，绝对数字虽不足《续编》全部选目的五分之一，但这一百零九种的选出，背后却是几个一百零九种。征求专家意见，请专家提出新的选目，再征求意见，直至最后定稿，约有十数次，使《续编》选目几乎始终处在动态管理中。今天《续编》制作出版工作已经完成，特向中华再造善本编纂出版委员会各位委员和社会公众作如上说明和报告。

《中华再造善本续编》收明代传抄、版印的汉文典籍三百二十三种；清代传抄、版印汉文典籍二百二十九种；少数民族文字典籍二十九种；宋版补遗两种，总为五百八十三种。其中有二十九种汉文典籍，早在“一期”印制之初，就已应需提前印制出版，不仅已配送到百所大学和各省级图书馆，社会上亦早已发行，故《续编》编制过程中实际印制出版的只是五百五十四种。其中“明代编”中明会通馆铜活字印本《会通馆校正音释书经》十卷，明洪武三年（一三七〇）王氏勤有堂刻本《贞观政要》十卷，明天顺五年（一四六一）内府刻本《大明一统志》九十卷，明弘治十四年（一五〇一）涂祯刻本《盐铁论》十卷，明弘治碧云馆活字印本《鹖冠子》三卷，明末毛氏绿君亭刻本《洛阳伽蓝记》五卷，明天启刻本陈老莲《水浒叶子》不分卷，明崇祯十年（一六三七）涂绍煃、宋应星刻本《天工开物》四卷，明抄彩绘本《履巉岩本草》，明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胡承龙金陵刻本《本草纲目》五十二卷《图》二卷，明万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刻本意大利利玛窦口译、明徐光启笔受《几何原本》六卷，明嘉靖锡山安氏铜活字印本《颜鲁公文集》十五卷《补遗》一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明弘治九年（一四九六）张习刻公牍纸印本《侨吴集》十二卷《附录》一卷，明弘治十六年（一五〇三）金兰馆铜活字印本《西庵集》十卷等等，不仅书籍本身重要，版本也绝无仅有，洵为珍贵。

“清代编”中如惠栋《周易本义辨证》稿本、戴震《续方言》稿本、焦循《雕菰楼易学》稿本、黄以周《十翼后录》稿本、翁方纲《仪礼蠡测签注》稿本等，都是学术价值很高的秘本。他如清影元抄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六十卷、《新集至治条例》不分卷，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小学五书》五卷、《梅花衲》一卷、《剪绡集》二卷，清初刻本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一卷，清顺治五年（一六四八）褱古堂刻萧云从绘《太平山水图画》，清康熙七年（一六六八）柱笏堂刻刘源绘《凌烟阁图》以及稿本《聊斋志异》等等，也都是十分珍贵的典籍。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编”中三至十世纪于阗文写本《对治十五鬼护身符》、五代回鹘文写本《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清抄本彝文《劝善经》、东巴文写本《东巴舞谱》、古壮文《么破塘》、水书《逢井》、察合台文抄本《纳瓦依诗集》、元刻回鹘式蒙古文《孝经》、清内府写本《御制盛京赋》等等，也都是十分珍贵的传本。现在已将这些珍贵典籍影印出版，既使原底本因有再造而得到保护，又使这些深藏善本书库的秘籍得以流传，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苦心经营十二年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至此可以划上句号，我们编纂出版委员会也感到十分欣慰。

早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启动之初，我们就承诺“再造”的每一种书，都会撰写一篇提要，为读者披阅时提供方便。这一承诺《中华再造善本》一期就已兑现，《中华再造善本续编》提要将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李致忠

二〇一六年十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