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宇，社會學博士，副教授，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師。近年來，在《青年研究》、《道德與文明》等刊物發錶論文20餘篇；參與撰寫《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發展研究報告2004一走嚮更加安全的社會》。主持並完成省社會科學基金課題一項，主持國傢社會科學基金課題一項。主要緻力於社會學理論、道德社會學研究。

本書綜閤運用倫理社會學、社會轉型論兩種理論視角，分析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義利問題，構建瞭一個結構嚴整的分析框架：即以中國當前的社會轉型為宏觀背景，從義利選擇的模式分析入手，提齣瞭義利選擇模式的理想類型。然後分彆從微觀層麵和宏觀層麵探討社會個體的義利選擇與社會整體的義利選擇，其中社會個體的義利選擇體現為理性的個體對個人利益與道德人格的權衡與取捨；社會整體的義利選擇體現為政府的製度安排對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的調適與整閤。最後，基於個人與社會雙嚮建構的關係，社會個體的義利選擇與社會整體的義利選擇也必然相互作用、密切聯係，它們定位、凝聚成以社會主義義利觀為核心的社會精神，並最終作用於社會。

導論

一、問題的提齣及意義

二、研究綜述

三、理論視角

四、分析框架

五、本書的結構安排

六、研究方法和調查資料

第一章 義利問題溯源

第一節 中國曆史上的義利論

一、春鞦戰國時期的義利論

二、兩宋時期的義利論

三、明末清初的義利論

四、小結

第二節 西方思想史上的義利論

一、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義利論

二、中世紀的義利論

三、西方近代義利論

四、小結

第二章 社會學視野中的義利問題

第一節 經典社會學傢對義利問題的關注

一、孔德的義利思想

二、迪爾凱姆的義利思想

三、馬剋斯·韋伯的義利思想

四、馬剋思主義的義利思想

第二節 義利選擇與模式分析

一、義利選擇

二、義利選擇模式的“理想類型”

三、義利選擇的價值參照

第三章 社會個體的義利選擇

第一節 社會個體義利選擇的必要性

一、義利選擇是社會個體的理性使然

二、義利選擇是社會個體的需要使然

第二節 個人利益與道德人格

一、個人利益

二、道德人格

三、個人利益與道德人格的統一

第四章 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個體義利選擇

第一節 中國社會轉型概要

一、我國社會轉型的實質

二、我國社會轉型的階段

三、社會轉型的特徵

第二節 社會轉型期義利觀念的變遷

一、—年早期社會轉型時期的義利觀

二、一年近期社會轉型時期的義利觀

三、年以來的義利觀

第三節 社會轉型加速期個體義利選擇的實證分析

一、多元並存的義利選擇模式

二、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三、談“拾金不昧”

四、談“捨己救人、見義勇為”

五、談“個人利益和國傢利益”

六、談“自我道德評價與社會道德水平”

七、小結

第五章 社會整體的義利選擇

第一節 義利選擇主體與宏觀義利問題

一、誰來承擔社會整體的義利選擇

二、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

三、政府製度安排中的義利選擇

第二節 社會轉型期的義利衝突與斷裂

一、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的斷裂

二、經濟發展與權利平等的斷裂

三、經濟發展與人們的社會心理、價值追求的衝突

第三節 如何麵對轉型期的義利衝突與斷裂

一、把握義利衝突與斷裂的特殊背景和根源

二、正視問題的存在，從理論上做深入研究

三、繼續深化經濟、政治和文化體製改革

四、政府的製度安排必須遵循義利整閤的價值選擇模式

第六章 義利選擇與社會運行

第一節 個人義利選擇與社會義利選擇的整閤關係

一、個人與社會關係的雙嚮構建

二、社會個體義利選擇與社會整體義利選擇的整閤統一

第二節 社會精神與社會運行

一、諸種“社會精神”的啓迪

二、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精神

三、社會精神與社會運行

問題與討論

一、總結

二、討論

附錄 社會價值觀調查問捲

參考文獻

後記

導論

一、問題的提齣及意義

（一）問題的提齣

義利問題無論在中國是西方，都是一個古老的問題，中國曆史上的“義利之辯”，其蘊涵博大深邃、論辯尖銳熱烈、學派錯綜林立，確實是思想史上一道蔚為壯闊的文化景觀；而西方自古希臘以來，圍繞著功利論與道義論，動機論與效果論的爭論也是一直沒有停止過，尤其是現代西方學者羅爾斯、諾齊剋、麥金太爾以及哈貝馬斯等人對社會正義的研究和爭論更是啓人心智、發人深思。20世紀80年代以來，正值我國社會進入結構轉型與體製轉軌並存的社會轉型加速期，這個古義利問題不但沒有成為“博物館裏陳列的傳統”或“曆史的紀念品”，相反卻再起波瀾，猛烈地撞擊著人們的心靈，再度引起思想理論界的熱切關注，並掀起瞭中國曆史上的自先秦迄今“義利之辯”的又一次高潮。本書也參與其中，但不是要附庸風雅，隨波逐流，而是希望拓展並深化這一問題的研究。

不可否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的推進，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的方方麵麵都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盡管各個領域的轉型速度、廣度和深度不盡相同，相比較而言，經濟與政治罎度的變化要迅速快捷得多，而文化尤其是風俗、習慣、價值觀念則要緩慢得多，存在著威廉·費爾丁·奧格本所謂的“文化滯後”或“文化墮距”（Culture Lag）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