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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学探微》出版的意义正基于此。作者二十多年从事彝文化研究，运用一批丰富的、鲜活的、珍贵的民族学调查材料对彝学进行重新诠释并加以剖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从微观人手，向深度、广度拓展，探讨别人未曾涉及的问题或者别人虽已涉及，但《彝学探微》有创见、有新意、有突破，能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多数材料是首次公之于世。
《彝学探微》内容不乏珍贵原始资料，如奇特文字的考释，历尽艰辛才得以第一次面世。《彝族民间乡规民约》里的“禁赌碑”，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防盗碑”是当时民间面对社会治安的无奈之举。更可贵的是一个毕摩世家多少代人收藏的一批文契，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当契、杜契、退契、借约、报呈、入赘书、招子合同、退妻文书、出嫁文书、丧葬账单，解决婚姻纠纷协议书等，活生生地记录了一家七代人两百多年来的世事沧桑，反映了一个彝族地区的经济生活、民间民事活动，婚姻状况、社会生活的变迁。
《丝绸之路上的古老回响：河西走廊民族志》 图书简介 本书以河西走廊为核心地理坐标，深入考察了自汉代凿空西域以来，这片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战略要冲上，多元民族的迁徙、融合与文化演变历程。它并非聚焦于单一族群的内部研究，而是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梳理了生活在这条生命之河沿岸的游牧、农耕、商旅各族群，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机遇下，如何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河西走廊独有的文化景观和社会结构。 第一部分：地理语境与族群初识 河西走廊，这条狭长而脆弱的地理走廊，自古以来就是不同文明对话的前沿阵地。本书首先从地貌学和气候学的角度，剖析了祁连山脉与北山对这条走廊的塑造作用，以及这种环境如何限定了早期游牧部落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规律。 我们重点探讨了以下几个在河西走廊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族群群落： 一、早期印欧语系先民与塞种遗存： 追溯河西走廊早期原住民的文化痕迹，尤其关注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初期，与中亚草原紧密联系的塞种（Scythian-Saka）文化对当地早期游牧活动的影响。通过考古发现的陶器、金属器物和墓葬形制，勾勒出他们与中原文化接触之前的文化面貌。 二、月氏与乌孙的迁徙浪潮： 详尽分析了月氏人东迁与乌孙人西进这一历史性事件，对河西走廊人口结构的颠覆性影响。月氏被匈奴驱赶后的西行路线，以及他们在河西走廊短暂驻留期间留下的印记，成为理解后续历史变迁的重要基石。乌孙人进入河西走廊腹地后，如何与当地定居点产生互动，构成了早期农牧交错带的雏形。 三、匈奴帝国的兴衰与统治模式： 匈奴，作为河西走廊早期最强大的整合性力量，其统治模式、军事组织以及与汉朝的复杂关系是本卷的重点。本书通过分析汉代边塞文书和史料，重构了匈奴在河西设置的军事与行政体系，探讨了他们对绿洲农业和盐业等资源的控制策略。 第二部分：汉唐间的融汇与冲突 汉武帝打通河西，设立四郡，标志着农耕文明对走廊的实质性控制。本书随后进入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各部的长期博弈阶段。 一、张骞凿空后的商贸网络重塑： 张骞的两次出使，不仅是外交事件，更是对既有族群间经济联系的重新定义。我们分析了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如何改变了河西走廊的经济重心，从传统的畜牧业向多元化的商贸中转站转移。涉及的族群包括： 休屠王与浑邪王部： 详细阐述了河西匈奴内部的裂痕与归附过程，以及他们对汉朝治理河西四郡所起到的关键性辅助作用。 依附性小国： 梳理了姑臧、敦煌、酒泉等绿洲城市在汉唐时期，作为多民族聚居地的社会结构，包括当地的工匠、小吏等非主流族群的生存状态。 二、鲜卑与突厥的骑射遗产：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成为多国并立的局面。本书着重考察了凉州先民中，鲜卑族群的渗透与影响。 秃发鲜卑与乞伏鲜卑： 这两个分支在河西走廊建立的政权，如何将游牧文化与汉文化元素进行本土化改造，尤其是在宗教传播（如早期佛教）和军事制度上的贡献。 突厥兴起后的局势变动： 隋唐时期，突厥汗国的崛起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权提出了挑战。本书通过对唐代安西都护府设立前后的文献对比，揭示了走廊地带的控制权是如何在唐朝中央力量与草原势力间摇摆的。 第三部分：吐蕃崛起与文化的转向 中晚唐之后，吐蕃的崛起对河西走廊的民族格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标志着强势的藏族文化对走廊中段的深度介入。 一、吐蕃对河西的蚕食与治理： 详细分析了吐蕃军事力量如何渗透到河西走廊的腹地，尤其是在安西三镇陷落后的几十年间，吐蕃对沿线绿洲的宗教（藏传佛教）和行政制度的移植。 二、回鹘的迁徙与河西绿洲的新秩序： 吐蕃势力衰退后，以漠北迁来的回鹘部逐渐成为河西走廊北部的实际控制者。本书通过对甘州回鹘（甘州畏兀儿）的研究，探讨了他们如何从传统的游牧转向定居农耕，并成为河西走廊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新兴商贸力量。这一时期的回鹘文化，展示了对绿洲环境的极高适应性。 第四部分：元明清时期的民族重构 本书最后部分聚焦于蒙古帝国及其后的明清时期，这一阶段的民族构成，在更大规模的统一帝国框架下，经历了根本性的重塑。 一、蒙古时代的整合效应： 元朝的建立，使得河西走廊的各个民族——包括色目人、畏兀儿人、汉人等——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军事与行政体系。我们分析了驿站系统的完善如何进一步加速了不同族群间的物资与人员流动，以及对当地宗教（喇嘛教盛行）的影响。 二、明代卫所制与地方定居： 明朝在河西走廊推行的卫所制度，是加强中央集权与边疆防卫的重要举措。重点分析了卫所士兵及其家属的来源构成，以及他们如何与原有的地方回鹘、汉人社群形成新的社会张力与融合。 三、清代的新疆与甘肃的界定： 清代对河西走廊的最终整合，涉及对准噶尔和回部势力的削平。本书探讨了清政府在河西走廊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对地方精英结构的影响，以及在这一时期，汉族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如何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比例和文化主导性。 结论：走廊的流动性与文化韧性 《丝绸之路上的古老回响》总结认为，河西走廊的历史，是一部不断重复的“渗透—适应—融合—再重塑”的历史。它从未是一个单一族群的领地，而是不同文明相遇、冲突与共生的动态场域。本书旨在呈现这种流动性带来的丰富性，而非将任何一种族群文化视为终极形态。它所展示的，是无数次迁徙浪潮在同一片土地上留下的交织印记，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和充满活力的地缘文化样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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