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概念史研究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作者:孙江

页数:269

出版时间:2018-3

价格:40.00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100159630

具体描述

本书为学术杂志《亚洲概念史研究》的第三卷。本书共收集九篇论文、一篇书评，承袭前两卷的学术脉络，以“文本比较”“概念考古”“耶稣会时代”“概念史的谱系”四部分继续推动亚洲概念史的研究。

其中“文本比较”栏目收入《一部缺失“开化”的“开化史”――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与日本文明史学之困境》、《西周与严复――以学问观、道德观为中心》、《严复的“格致”：从培根到斯宾塞――以<天演论>前后为中心》三篇论文。

“概念考古”栏目收入《从“启蒙”到“启蒙运动”：近代中国“Enlightenment”的概念史》、《民族概念及其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两篇论文。

“耶稣会时代”栏目收入《利玛窦的南昌记忆――朱国桢<涌幢小品•浮提异人>研究》、《<天学传概>同名异文考论》两篇论文。

“概念史的谱系” 栏目收入《概念史：德国的传统》、《作为话语事件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两篇论文。

书评《莱因哈特•科塞雷克：<概念史>与理解史》一篇。

作者简介

孙江教授，长江学者，现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和历史学院特聘教授。1993年在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先后在早稻田大学法学部、驹泽大学文学部等教授东亚史；2000年赴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国际文化系工作。致力于从社会史和思想史角度研究16-20世纪中国和东亚世界，研究方法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代表性的研究如下：（1）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2）宗教学。侧重宗教概念、基督教、中国民间宗教、日本民众宗教等。（3）记忆研究。关注历史叙述、历史记忆、民族主义等问题。（4）概念史（思想史）。从全球史角度考察西方知识移入中国/东亚的过程及其变异。（5）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为与“京都学派”、“近代超克”有关之问题。

用户评价

这部《亚洲概念史研究》的标题乍一看就充满了学术的厚重感，但真正翻开后，我才发现它并非那种枯燥的教科书式陈述。作者的笔触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拂去历史尘埃，试图还原“亚洲”这个宏大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语境下是如何被塑造、被理解、乃至被权力所利用的。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诸如“泛亚主义”或“东方主义”等敏感议题时的审慎态度。他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通过对大量一手文献，包括官方档案、私人书信甚至文学作品的细致爬梳，展现了概念演变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重性。比如，在探讨近代日本对“亚洲”的重新定义时，那种将传统观念与现代民族国家叙事强行嫁接的张力，被描绘得淋漓尽致。阅读过程中，我常常需要停下来，结合自己对东亚历史的既有认知进行反思，那种思维被挑战和拓宽的感觉非常令人兴奋。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迫使我们跳出单一的、固化的地域划分，去重新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地理和文化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历史力量。它不是在告诉我们“亚洲是什么”，而是在展示“亚洲是如何成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样子”的动态过程，这种历史动态观的建立，是极其深刻的。

阅读《亚洲概念史研究》的过程，对我而言更像是一场智力上的“去殖民化”练习。作者在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亚洲划分方式，是自十九世纪以来，在西方凝视下被固化的结果。接下来的内容，就是一场系统性的拆解工作。我发现，书中对“亚洲价值”这类概念的批判性回顾尤其精彩。作者并非全盘否定这些概念的历史作用，而是细致分析了它们在不同国家政治精英手中如何被用作合法化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其中对新加坡和韩国早期发展模式下“亚洲价值”话语的对比分析，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这种深入到具体政治实践层面的概念分析，让原本抽象的史学讨论变得鲜活而具有批判性。这本书的行文风格非常冷静、客观，但其蕴含的批判力量却不容小觑。它要求读者不仅要有扎实的亚洲历史知识，更需要具备一种批判性的距离感，去审视那些被视为“天然”的文化或地域边界。对于希望深入理解当代亚洲政治话语根源的专业人士，这本书是不可多得的参考。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像是在迷宫中探索，每走一步，你都以为自己接近了核心，但转过一个弯，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更复杂的出口。我尤其被其中关于“亚洲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章节所吸引。作者没有简单地将他们视为西方现代性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探讨了他们在面对殖民、现代化、民族主义三重压力时，如何通过对“亚洲”这一概念的挪用、改造甚至是反抗，来构建自己的主体性。有一段文字描述了某位早期思想家如何试图在梁启超的“新民”观和杜威的实用主义之间寻找一个可以安放“亚洲精神”的支点，这种跨越文化藩篱的焦虑与挣扎，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这本书的深度不在于对某个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而在于对概念背后的“心智史”的挖掘。它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任何宏大叙事，都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尝试、妥协和误读之上。对于渴望理解亚洲知识分子如何处理“在场”与“缺席”、“本土”与“他者”之间矛盾的读者，这本书的分析视角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框架。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惊喜，是它对“边缘”概念的关注。我们通常在讨论亚洲历史时，目光自然会聚焦于中国、印度或日本等核心文明体，但这本书却将大量的篇幅投入到对那些在中心概念之外被边缘化的地区和群体——比如东南亚岛屿文化或中亚的游牧传统——是如何被纳入或排除在“亚洲”这一概念之外的讨论中。作者通过考察十九世纪末探险家、殖民官员和地方知识分子对这些地区的描述差异，展现了“亚洲”概念的构建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运作，它不断地选择性地纳入和排斥某些经验。这种“向边缘看”的视角，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亚洲内部多样性的理解。相较于许多强调宏大统一性的亚洲史著作，这本书展现了一种更为碎片化、更为复杂的“多元亚洲”图景。它不是在描绘一个完美的整体，而是在展示一个充满张力、不断在协商和冲突中形成的“概念集合体”。对于那些对后殖民理论和文化地理学感兴趣的读者，这本书提供了极其细致且富有洞察力的案例分析。

老实说，我最初对这本书的期待是它能提供一套清晰的亚洲哲学思想谱系，像一幅精心绘制的地图那样，帮我定位从印度到东亚的知识脉络。然而，这本书的叙事策略远比我预想的要精妙，也更具挑战性。它没有采取那种自上而下的宏观综述，反而更倾向于“概念考古”的微观挖掘。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儒家圈”这一概念在冷战时期被西方学术界和地方精英如何“发明”和“使用”的分析。作者通过对比战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学者的不同论述，揭示了这一标签如何从一个相对中性的文化描述，逐渐演变为带有政治、经济预设的意识形态工具。这种将概念放置于具体权力结构中进行审视的方法，让我对现代性在亚洲的传播机制有了全新的认识。全书的论证逻辑非常严密，但语言风格上却保持了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克制与优雅，没有过多炫技，只是安静地陈述证据链条。对于想深入了解亚洲现代思想史，尤其是那些隐藏在主流叙事背后的“隐形词汇”的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本令人茅塞顿开的深度读物，需要耐心品味，但回报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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