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入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因思想激进,遭校方训斥,被迫离校。考入上海江苏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去宁波崇德小学任教,组织雪花社,出版《宁波评论》。1923年,经张秋人介绍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先后任宁波团地委书记,主编《火曜》周刊。1925年五卅惨案后,任上海闸北区团委委员,并在上海大学附中任教。1926年3月,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常务委员、组织部长,兼任中共党团书记。1928年,遭国民党通缉逃亡日本,就学于东京明治大学法学部。1929年回国,在上海加入自由大同盟、“左联”、社会科学家同盟,一面进行反蒋民主活动,一面从事著述翻译。一·二八沪战后,先后去福建、河南、安徽、汕头等地教书。1935年重返上海,任天马书店编辑,主编抗日书刊,鼓动民众抗日。赴西南、西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5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科员,负责抗日宣传队工作。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从事中共上层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以后又在上海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和上海法学院任教。建国后,先后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中央华东局统战部政治处处长。1953年,受开除党籍的错误处分。1955年后,任华东政治学院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79年平反,恢复党籍,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中国法学会顾问、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拿到这本《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的时候,我本来以为会是一本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但翻开之后,却被它引人入胜的叙事风格所征服。作者的文字非常有感染力,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游,带着我们漫步在中国近代法学思想的殿堂。他善于从宏观的历史背景切入,然后聚焦到具体的思想人物和理论流派,使得整个叙述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于一些关键法律思想的演变过程的梳理,清晰地展现了它们是如何在时代浪潮中被提出、发展、修正,甚至是被遗忘又被重新发掘的。 我特别喜欢作者在分析不同思想家观点时的那种“平心而论”的态度。他不会轻易给任何一个学派贴上“先进”或“落后”的标签,而是努力去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语境和社会需求,然后分析他们的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这种审慎的态度,让我能够更客观地看待中国近代法学思想的发展,也更能体会到其中蕴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阅读过程中,我时不时会停下来思考,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时代,又会如何选择,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学习体验。
评分这本书的价值,我认为在于它成功地将枯燥的法律理论与生动的人文关怀融为一体。作者在介绍每一位重要的法律思想家时,不仅仅是罗列他们的主要观点,还会深入挖掘他们的人生经历、思想渊源以及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这使得那些抽象的法律概念变得有血有肉,我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些思想家们在时代洪流中的彷徨、挣扎与坚持。 尤其是在讨论到革命时期的法律思想时,书中对一些激进的理念的分析,让我看到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工具,其双刃剑的特性。作者并没有回避这些复杂的议题,而是以一种冷静的笔触,展现了不同思想流派在面对变革时的不同选择和不同后果。这种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让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知识的普及读物,更是一部引人深思的哲学著作。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层面,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哲学高度。
评分我一直认为,要理解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法律思想的演变是绕不开的关键。而这本书,正是这样一部能够帮助我们窥探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变迁的杰作。作者的叙述逻辑非常清晰,他从清末变法图强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法律困境,讲到民国时期对西方法律体系的引入和本土化尝试,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法律思想的重塑,每一个阶段都抓住了核心的矛盾和关键的转折点。 让我特别受益的是,书中对不同学派之间思想碰撞的细致描绘。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这些学派视为平行的存在,而是通过深入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他们之间的传承与差异,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理论的。这种“螺旋式上升”的呈现方式,让我对中国法律思想的发展有了更立体、更动态的认识。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思想的战场,各种观点在这里交锋,最终汇聚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
评分说实话,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中国近代法律思想的了解仅限于一些零散的片段,感觉非常混乱。但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一下子打开了我认识这个领域的大门。作者非常系统地梳理了从晚清到现在,中国法律思想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演变的,其中的脉络清晰可见。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通过大量的史料和文献,勾勒出了不同时期思想家们关于“法”的根本问题的讨论,比如法律是工具还是目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是什么?这些看似宏大的问题,在书中被一点点地剖析开来,让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于法律这一核心要素的深刻思考。 更让我惊喜的是,作者并没有将法律思想的演变孤立地看待,而是将其置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他会详细阐述当时的社会变革、政治运动、甚至是国际形势如何影响了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使得整本书读起来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不失思想的鲜活性。我仿佛能看到,那些法律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阵痛紧密相连。
评分这本书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它不仅仅是关于法律条文的枯燥罗列,更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思想盛宴。作者以一种非常生动有趣的方式,将那些沉睡在历史深处的法学思想一一唤醒。我尤其被书中对晚清时期士大夫们如何挣扎于传统与西学之间的描绘所吸引。他们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既要维护民族尊严,又要思考如何改革自身落后的法律体系,这种内心的纠结和碰撞,在书中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我仿佛看到了他们挑灯夜读、激烈辩论的场景,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肩负的沉重责任。 书中对民国时期法学思想的梳理也同样精彩。不同于晚清的仓促应对,民国时期的法学家们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开始更深入地探讨法律的本质、功能以及它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我惊喜地发现,很多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法学理念,在那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并且经过了严谨的论证和探讨。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接受或否定前人的观点,而是通过细致的比对和分析,展现了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与联系,以及他们如何为构建一个现代法治社会而努力。这种学术上的严谨和思想上的开放,让我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曲折历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评分以中国近代史的时期划分为依据,视1840年至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对此,著有《晚清思想史》的郑大华提出异议,认为思想史不应以政治史的分期为分期,主张“以嘉道年间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三个问题:1.近代的起点?2.思想史与政治、学术史的边界?3.离开自20世纪40年代所新构建的唯物史观的历史解释体系,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高潮八大事件”?
评分以中国近代史的时期划分为依据,视1840年至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对此,著有《晚清思想史》的郑大华提出异议,认为思想史不应以政治史的分期为分期,主张“以嘉道年间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三个问题:1.近代的起点?2.思想史与政治、学术史的边界?3.离开自20世纪40年代所新构建的唯物史观的历史解释体系,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高潮八大事件”?
评分以中国近代史的时期划分为依据,视1840年至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对此,著有《晚清思想史》的郑大华提出异议,认为思想史不应以政治史的分期为分期,主张“以嘉道年间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三个问题:1.近代的起点?2.思想史与政治、学术史的边界?3.离开自20世纪40年代所新构建的唯物史观的历史解释体系,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高潮八大事件”?
评分以中国近代史的时期划分为依据,视1840年至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对此,著有《晚清思想史》的郑大华提出异议,认为思想史不应以政治史的分期为分期,主张“以嘉道年间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三个问题:1.近代的起点?2.思想史与政治、学术史的边界?3.离开自20世纪40年代所新构建的唯物史观的历史解释体系,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高潮八大事件”?
评分以中国近代史的时期划分为依据,视1840年至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对此,著有《晚清思想史》的郑大华提出异议,认为思想史不应以政治史的分期为分期,主张“以嘉道年间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三个问题:1.近代的起点?2.思想史与政治、学术史的边界?3.离开自20世纪40年代所新构建的唯物史观的历史解释体系,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高潮八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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