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河逝水》以清末民国初至改革开放早期近百年中国社会为背景，以白河镇两代人错综交织的恩怨情仇为主要线索，侧重通过韩伯之和二秃父子不同的人生悲剧，描述底层民众在复杂动荡的社会变迁中的生存状态。小说融合私人叙事和宏大叙事方式，在两个不同的时空场景中交错展开叙述，时间跨度长，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鲜活，语言简约生动，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流水逝去，和河床留下的……（代序）

何 平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作家代际更替的登场和退场，而应该深入到作家和他所处的时代之间的隐秘关系，从作家的写作时代溯源，将他们整个的成长史纳入到文学研究的疆域。在这里，“知人论世”是一个犹未过时的价值立场。每一个哪怕再无名的作者都有他自己的“人”和“世”，而这个“人”和“世”又不是一个孤立的、单数的存在。因此，研究一个作家的写作，一个有效的视角就是让他回到“他们”中间去考究“他”和“他们”的同与异。

生于1957，穆达是一个“五十年代”作家，他的《白河逝水》也是一部典型的“五十年代”作家的小说。一个带着个人经验却是假想的白河镇，二十世纪近百年的兴废和重生；现代进入乡村以及引动的乡村变革；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在乡村的展开；革命的起源和革命队伍的复杂构成以及革命者成长；当代政治的畸变和乡村之恶的沉渣泛起……这些是“五十年代”作家，像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贾平凹的《古炉》《老生》、余华的《兄弟》、刘醒龙的《圣天门口》、铁凝的《笨花》等等，反复书写，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发育得最充分的文学母题。这是“一个时代的作家”文学的“集体记忆”；其后来者穆达以他的《白河逝水》参与到他的同时代人的合唱，却有着他自己独立的声部。

作为同时代人中的后起作家，穆达在集体经验和个人记忆的缝隙展开了他的文学叙述。指认《白河逝水》和“五十年代”作家的亲缘关系是容易的，关键是要辨识其独异性。从小说史诗性的追求看，作者有着借助白河镇“逝水”般的二十世纪，从小地方想象大中国的雄心。白河镇当然也被作者赋予了我们烂熟于心的“邮票大的地方”的以小见大、以实入虚的意义。即便如此，《白河逝水》由于叙述的需要，采用“我”一边经历着“我”的“当代”，一边又听外公说“当代”之前的“现代”的小说结构。这种结构不是简单的倒叙和闪回，而是复调；现代成为白河镇当代的一个前史。不惟如此，白河镇的“现代”又幽灵般地复现在“当代”。作者没有把这种幽灵复现简单地归结为历史的必然。在作者的思考中，历史充满着诡异和偶然；白河镇的革命和造反都有着缠绕的“地方性”和“私人性”，无论是大胡子和二秃的造反，还是魏承祁和韩伯之命运浮沉，莫不如此。但即使现代侵入到当代，《白河逝水》写作的主要背景仍然是当代，尤其是十年浩劫，尤其是这场浩劫假革命之名背后的黑暗之实有。

再有，值得关注的是《白河逝水》的现代“民族志”意义。小说的“白河镇”是一个回族聚居的群落。这部小说近似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或者民族的秘史，是一个“少数族裔”在一个“多数的”、“他者的”世界独立而有尊严的生长。显然，正是“民族性”使得《白河逝水》不仅仅有着“风俗史”意义的地方特色，而且小说中基层世界和民间社会的善与恶、正与邪、高尚与猥琐的纠缠，其人性和人情都离不开“民族性”的根源。同样，我认为，作者在对人性

之恶和人的被侮辱与损害有着深刻洞悉之后依然对人类正义和尊严的前景葆有理想主义的期许，也是因为这样的“民族性”。

这是穆达提供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异质性。

《白河逝水》不只是“回望”，它相信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之后，“伤痕”是可以修复的；二秃隐姓埋名的流亡之旅正是终结在作者以为的一个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我也愿意相信作者的良善之心可以兑现。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白河逝水》对国民性峻急的反思和批判的同时，对那些“逝水”般流过的河床里留下的亲情、爱情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念念复念念。

2016年5月6日

（何 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