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国家认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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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作者:雷信来
出品人:
页数:259
译者:
出版时间:2018-5-1
价格:38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105150335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大理
  • 南詔
  • 唐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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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南诏、长和、天兴、义宁和大理,是唐宋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的乌蛮和白蛮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治共同体,它们与当时中原地区的中央政权保持着长期紧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南诏大理国在其存续的大约五百年间,存留下丰富的政治遗产供后人开掘。书稿在全面检索历代文献基础上,以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国家认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为切入点,进而对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大理国对李唐赵宋皇朝的国家认同论题进行全面深刻论证,对其地位和作用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简言之,本研究就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国家认同进行全面深入地分析论证,并对其成就和地位做出客观评价,既做到理论创新,力求超越前人,又不淹没前人。

帝国边陲的角力与融合:一个关于“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国家认同研究”的替代性著作构想 书名暂定: 《烟雨滇池:唐宋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变局与夷夏观念的流变》 作者: [此处留空,意为模拟一部严肃的历史学著作] 出版社: [此处留空,以模拟学术出版物的格式] --- 图书导言:在史籍的迷雾中重塑西南边疆的历史侧影 本书聚焦于中国古代王朝版图边缘地带——横断山脉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广袤区域,特别是唐宋时期,以一个宏观的视角审视了中原王朝(唐、宋)与其西南邻族政权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本书并非直接探讨南诏或大理如何定义自身,而是将历史的聚光灯投向中原的“他者化”策略、边疆治理的内在逻辑以及“华夷之辨”在区域互动中的灵活运用与实际失效。 我们将重点考察唐朝在“安南都护府”之外,对西南夷人的“羁縻”政策如何从早期的军事威慑,逐步演变为一种基于朝贡体系的文化辐射与有限干预。对于宋代而言,由于军事力量的收缩和对北方战事的优先考量,本书着重分析宋廷如何通过册封、互市以及对西南地区贵族婚姻的默认,来维系一种“不战而治”的虚假稳定。 核心论点: 本书认为,唐宋两代对西南边疆的认知与治理,并非单一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实用主义、文化傲慢与现实妥协的复杂博弈场。中原王朝对“蛮夷”的定性,往往服务于当下的政治需求,而非固定的民族或文化标准。 --- 第一部分:唐代的边疆治理:威服与怀柔的张力(约350字) 第一章:唐初对西南夷的地理认知与初步整合 本部分首先梳理了唐代史料中对“滇”、“吐蕃”、“阁罗凤”等地域的初期记载,辨析这些记载的准确性与局限性。重点分析唐太宗、高宗时期,如何利用军事打击(如对叟国的征伐)来树立权威,并引入“都督府”体制作为过渡性的管理模式。 第二章:安史之乱后,西南的“权力真空”与羁縻的异化 安史之乱对唐朝中央权威的削弱,是理解西南地区变局的关键。本章深入探讨了唐王朝如何依赖当地的土著首领,以极低的成本维持边疆的“名义和平”。研究表明,此时期的“羁縻”已不再是中央的有效控制,而更像是对地方豪强的授权与默许。我们通过分析唐后期对“异蕃”册封仪式的文本,揭示中央对边疆政权身份认同的模糊态度——既要承认其军事实力,又必须在礼制上将其置于“藩属”地位。 --- 第二部分:宋代的“退缩式”边疆:朝贡体系的仪式化与经济驱动(约400字) 第三章:宋朝的“重文轻武”与西南边疆的战略降级 宋代继承了唐末的残局,但其国力与战略重心均已转向中原和北方。本书分析了宋朝对西南边疆采取的“不主动挑衅,不轻易干预”的基本方针。与唐代不同,宋廷很少主动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将维护边境安宁的成本,转嫁给当地土司或新崛起的政权。 第四章:互市、茶马与“义顺”的政治经济学 宋朝与西南边疆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的。本章详细考察了宋代在西南设立的榷场与互市,尤其是对马匹、茶叶和贵金属的交易规则。我们提出一个观点:在宋代,与周边政权建立的“朝贡关系”,其核心驱动力已从单纯的政治服从,转变为对稀缺资源的制度化获取。这种经济上的依赖,反而构成了宋廷在政治上不介入的理由——只要贸易路线畅通,名义上的藩属关系便可维持。 第五章:史籍中的“怪奇”与“化外”:中原对边疆的审美与道德判断 本部分也批判性地审视了宋代官方史籍(如《宋史》)对西南地区的记载方式。这些记载往往充满猎奇色彩,将当地的风俗描述为“未开化”或“野蛮”,这种文化上的区隔,实际上是宋代在无力进行有效统治时,为维护自身文化优越感而进行的心理补偿。 --- 第三部分:区域互动中的“夷夏观念”流动性(约450字) 第六章:身份的流变:从“唐臣”到“宋藩”的周边视角 本书将重点转向周边政权的视角,探讨他们如何利用中原王朝的更迭来调整自身的政治话语。例如,在南诏或大理国与中原交往的文本中,我们能观察到其对“皇帝”称谓的接受程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自身力量的强弱在“称藩”与“自称”之间进行灵活切换。这种切换,揭示了“国家认同”在边疆地区是一种动态适应的工具。 第七章:礼仪的操纵:朝贡中的空间政治学 通过对唐宋两代册封使团往来的记录分析,本章细致描绘了朝贡典礼中的空间安排、仪轨细节以及赏赐的物品等级。我们发现,礼仪的复杂性和仪式化的程度,往往与中央的实际控制力成反比。当中央权力衰弱时,越是繁琐和高规格的礼仪,越成为周边政权获取合法性和政治资源的有效手段。 第八章:对边疆认同的“反向投射”:中原视野中的“化”与“不化” 本书的总结性章节探讨了唐宋王朝的治理策略如何反作用于自身。中原王朝在处理边疆问题上所展现的实用主义和妥协性,事实上侵蚀了传统“天下体系”的纯粹性。对边疆的“宽容”与“放任”,使得“华夏”与“蛮夷”的界限在西南地区变得模糊不清,为后世的边疆研究提供了深刻的复杂性案例。 --- 结语:历史书写的断层与未竟的对话 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提供一个不以“南诏/大理如何看待中原”为中心,而是以“唐宋如何认知、管理并最终适应西南边疆的复杂性”为框架的叙事。通过对史料的细致爬梳与比较分析,我们希望揭示在唐宋这一关键转型期,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理念的内在矛盾与历史演变轨迹。它展示的,是一幅帝国在边缘地带的疲惫与务实,而非清晰的文化同化蓝图。

作者简介

雷信来 男,汉族,1976年2月出生,安徽省霍邱县人。200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大理大学工作,2009年起担任硕导,2011年晋升副教授职称,2017年入职长江师范学院。在学术研究上,本人不求标新立异,但求自圆其说,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南方民族史、民族政治学等领域均有浓厚兴趣,分别主持了1项国家级、2项省部级和1项地厅级课题,参研过若干项国家级与省部级项目,发表论文30余篇,已出版专著2部,在学术界率先提出“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吏”命题,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使其成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

目录信息


第一部分 绪论
一、选题缘由价值
1.缘 由
2.价值
二、核心概念界定
1.国家
2.认同
3.国家认同
三、前期成果梳理
四、笔者研究优势
五、框架方法内容
1.框架设计
2.研究方法
3.内容安排
第二部分 秦汉以来的国家认同状况
一、“德”和天命观
二、“夏尊夷卑”民族观
三、“大一统”论
四、秦至清国家认同的演进
第三部分 南诏对唐朝的国家认同
一、南诏对唐朝国家认同的原因
1.商业贸易促动和催生
2.儒家学说的传播内化
3.南诏国的制度化教育
4.民族融突的正向作用
5.唐朝政治文明的吸引
6.政治利益的相互需要
7.唐对南诏子弟的教育
二、唐朝获取南诏国家认同的途径
1.利益诱导
2.行政管理
3.文化传播
4.政治博弈
5.唐南和亲
第四部分 大理国对宋朝的国家认同
一、大理国对宋朝国家认同的原因
1.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2.大理国稳定发展之需
3.儒学国家理论之吸纳
4.移民和民族涵化促成
5.两宋经济文化吸引力
6.宗教和文教之作用力
二、大理国对宋王朝国家认同的特点
1.云南从属于中华版图
2.对外方略的经世致用
3.悦纳宋朝的历史文化
4.政治社会化认同路径
5.民族融合促国家认同
第五部分 强化国家认同路径的综合考察
一、经济文化交流
二、礼乐宣扬
三、外交斗争
四、三教信仰
五、本主信仰
第六部分 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国家认同的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二、历史文化认同的概念及其传统
三、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皇朝的历史认同
1.血缘观念
2.地理观念
3.治统观念
四、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文化认同
1.心理认同
2.制度认同
3.道统认同
五、南诏大理国对唐宋朝历史文化认同的价值判断
第七部分 唐宋王朝的民族观及其治理云南的方略
一、李唐的民族认识及治理南诏的方略
二、赵宋的民族观及其对大理国的策略
1.问题的提出
2.赵宋王朝的民族观
3.两宋王朝对大理国的收缩策略
4.两宋王朝民族观及其对大理国策略的历史分析
5.探究此问题对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三点启示
参考文献
· · · · · · (收起)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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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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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能够让你对中国古代西南边疆史产生全新认识的书。作者在《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国家认同研究》中,不仅仅是讲述历史事件,更是在剖析一个民族、一个政权如何在中原强大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力之下,保持自身独特的国家认同。我非常喜欢作者在处理唐宋对南诏大理国的“羁縻”政策时,所展现出的细致分析。他指出,所谓的“羁縻”,并非是简单的一厢情愿的统治,而是建立在双方的互动与博弈之上。南诏大理国统治者深谙此道,他们一方面承认唐宋王朝的宗主地位,接受册封,以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与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又在内部维持着高度的独立性,并积极发展自身的力量,以应对来自唐宋王朝的潜在威胁。这种“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策略,在作者的论述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此外,书中对南诏大理国与宋朝之间复杂的朝贡关系的分析,也令人印象深刻。宋朝虽然在军事上不如唐朝强盛,但其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却不容小觑。南诏大理国如何在与宋朝的交往中,既满足了宋朝在朝贡体系下的需求,又维护了自身在西南地区的利益,这种微妙的平衡艺术,在本书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作者对史料的运用也堪称一绝,他能够从大量零散的史料中,提炼出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观点,并将复杂的历史逻辑梳理得井井有条,这对于我这样非专业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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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位对古代中国边疆民族史充满好奇心的读者的角度来看,这本《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国家认同研究》无疑是一次令人惊喜的阅读体验。我一直对位于西南边陲的南诏大理国抱有浓厚的兴趣,总觉得它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似乎扮演着一个有些“边缘”却又至关重要的角色。本书的出现,恰好填补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空白,并以一种极为详实且富有逻辑性的方式,为我揭示了南诏大理国与强大的唐宋王朝之间,那看似疏远却又千丝万缕的国家认同联系。作者的叙事非常流畅,他没有直接给出结论,而是通过层层递进的论证,引导读者一步步走向理解。我特别欣赏他对于“国家认同”这一概念的界定和运用,这并非仅仅是政治上的臣服或服从,而是包括了文化、经济、外交等多个层面的互动与影响。书中对南诏大理国如何利用其地理位置优势,在唐宋两大王朝之间游走,既保持了独立的政治实体,又从中获取了发展的契机,这种“左右逢源”的策略,在作者的笔下被清晰地勾勒出来。同时,作者对于南诏大理国在文化上的主动学习与创新,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它并非仅仅是被动接受来自中原的文化,而是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融入了自身独特的民族文化元素,形成了既有中原特色又不失鲜明个性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上的互动,远比简单的“文化传播”更为复杂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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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国家认同研究》,我仿佛走进了一个失落的王朝,与历史中的人物一同经历那段跌宕起伏的岁月。作者的文字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又不失现代学者的理性分析。我尤其对书中关于南诏大理国在对外关系中,如何运用“称臣纳贡”的策略来维护国家认同的论述,印象深刻。作者并没有将这种行为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屈辱的“藩属”关系,而是深入剖析了南诏大理国统治者如何通过精准的政治计算,将这种象征性的臣服转化为一种获得合法性、拓展国际空间、规避直接冲突的有效手段。这种对“朝贡体系”的重新解读,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的理解。书中对南诏大理国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如何既吸收唐宋汉文化,又保持其民族文化传统,形成独特的“南诏风格”的分析,也令人赞叹。作者通过对具体文化实例的剖析,如建筑风格、服饰纹样、音乐舞蹈等,生动地展现了南诏大理国在文化认同上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这种既开放包容又坚守自我的文化策略,是其国家认同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作者对史料的运用也十分精准,他能够从庞杂的史料中抽丝剥茧,找到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并将其逻辑性地呈现出来,这让本书的论证过程显得尤为扎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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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能够引人深思、拓宽视野的历史学著作。作者在《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国家认同研究》中,对“国家认同”这一概念的运用,使得我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南诏大理国与唐宋王朝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一直对南诏大理国在唐宋时期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对周边政治格局的影响感到好奇。本书作者就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分析了南诏大理国如何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唐宋两大强权之间游刃有余,既保持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又独立发展了自己的政治与文化。我尤其欣赏作者对南诏大理国在建立和巩固自身国家认同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策略的梳理。例如,书中关于南诏大理国如何通过建立一套独立的行政和司法体系,来区别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以及如何通过发展自身经济和军事力量来维护其区域内的自主性,这些都为我们理解国家认同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同时,作者对南诏大理国在对外宣传和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的努力,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分析了南诏大理国如何通过历史记载、官方文书、甚至是建筑和雕塑等方式,来向内向外展示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并试图从中原王朝的文化范畴中寻求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使得本书的论述更加全面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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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中国古代外交史有着浓厚兴趣的读者,我对《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国家认同研究》这本书感到无比的振奋。长久以来,我们对中国古代的外交关系,往往聚焦于中原王朝与周边游牧民族或东亚汉文化圈国家的互动,而像南诏大理国这样位于西南地区,文化特征独特,且与中原王朝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政权,其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往往容易被忽视。本书的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研究空白,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者在书中对“国家认同”的解读,并非停留在表面化的国家名称或政权形式,而是深入到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分析了南诏大理国统治者和民众如何主动地构建和表达自身“国家”的身份。我特别欣赏作者对南诏大理国在文化上如何与唐宋王朝进行“对话”的论述。他详细分析了南诏大理国在吸收唐宋文化元素时,是如何保留和发展了自身独特的民族文化,比如在佛教艺术、建筑风格、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表现,这些都体现了其在文化认同上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书中关于南诏大理国如何通过经济贸易与唐宋王朝建立联系,并在这种经济联系中寻求自身发展的论述,也同样精彩。作者通过对具体贸易商品的分析,展现了南诏大理国如何在区域经济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以此来提升其在国家认同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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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热衷于历史研究的学者,我对《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国家认同研究》这本书的出版表示由衷的赞赏。作者在“国家认同”这一前沿理论视角下,对南诏大理国与唐宋王朝关系的梳理,无疑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互动,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南诏大理国如何通过宗教信仰来塑造其国家认同这一点上的深入探讨。无论是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还是对本土宗教的继承与发展,作者都对其在巩固政权、凝聚民心、以及对外宣示自身文化独立性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详实的分析。这种从文化精神层面来解读国家认同的视角,是非常有价值的。书中关于南诏大理国在政治上如何通过建立一套符合自身社会结构的统治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唐宋王朝的政治制度相借鉴,又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独立性的论述,也极具启发性。作者并非简单地将南诏大理国的政治制度视为中原王朝的模仿者,而是指出了其在吸收外来影响的同时,所展现出的自主创新能力。这种对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本土文化的主体性作用的强调,是本书最突出的亮点之一。此外,作者在分析两国间官方往来时,也非常注重对史料的辨析,他能够审慎地对待不同史料的记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严谨而又富有洞察力的观点,这对于提升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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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国家认同研究》之前,我对南诏大理国的认知,大多停留在一些比较表面的印象,比如与中原王朝的恩怨情仇,或是其独特的民族服饰和建筑风格。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它以一种系统性的、深入骨髓的方式,向我展现了南诏大理国与唐宋王朝之间那种既独立又联系、既竞争又合作的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作者并没有回避两国之间存在的冲突与矛盾,反而将这些冲突置于国家认同的框架下进行分析,这使得整个研究更具说服力。例如,书中关于南诏与唐朝之间的军事对抗,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分析了在这种军事对抗的背后,南诏统治者如何利用与唐朝的军事实力对比,来巩固其在本地区的政治权威,并以此向唐朝传递其不屈服的信号。这种从国家认同角度解读军事冲突的视角,是本书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同时,作者对大理国与宋朝之间关系的梳理,也极具洞察力。他分析了宋朝虽然经济和文化实力强大,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相对较弱,而大理国则抓住这一机会,在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国家认同和区域影响力。这种对历史大势的把握与对细节的深入挖掘相结合,使得本书的分析既有宏观的历史视野,又不失微观的学术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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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国家认同研究》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次关于历史真相的探寻之旅。作者以极其严谨的态度,通过对大量一手史料的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为我们揭示了南诏大理国与唐宋王朝之间,那段错综复杂且意义深远的国家认同建构过程。我一直对中国古代史中“朝贡”与“册封”体系的实质性内容感到好奇,本书作者在这方面的分析,更是让我茅塞顿开。他指出,这种体系并非仅仅是政治上的单向压制,而是一种双向互动、相互博弈的过程。南诏大理国正是通过这种体系,既在名义上承认了唐宋王朝的宗主地位,从而获得国际合法性和安全保障,又在实际操作中,最大程度地维护了自身的政治独立性和文化特色。这种对历史制度的深刻解读,无疑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更加 nuanced 的视角。书中对南诏大理国在宗教、艺术、习俗等方面如何与唐宋王朝进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身独特文化认同的论述,也同样精彩。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文化元素的传播,而是深入分析了这些文化元素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接受、改造与再创造,从而展现了南诏大理国在文化认同上的主体性和创新性。这种对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互作用的深入研究,是本书最值得称道的方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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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令人耳目一新、充满洞察力的历史学著作。作者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切入,探讨了南诏大理国与唐宋王朝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国家认同关系,这在以往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往往被笼统地归纳为“藩属”或“朝贡”体系,但本书却深入挖掘了其中更具层次感和多面向的互动。我尤其赞赏作者在处理历史材料时的严谨态度,他不仅广泛引用了正史、地方志、碑铭、文集等传统史料,还对一些非汉文史料,如大理国的白族史书、梵文、藏文文献等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解读,这使得他对南诏大理国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的理解更加立体和真实。书中关于南诏大理国在政治上如何维持独立自主,又如何在文化上与唐宋进行交流融合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作者详细梳理了南诏大理国在接受唐宋册封的同时,如何在内部巩固自身统治,并发展出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这种“既合作又独立”的微妙平衡,为我们理解古代东亚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式。此外,本书在梳理两国之间文化交流时,也并非简单地罗列器物、服饰、宗教的传播,而是着重分析了这些文化元素在双方社会内部引发的接受、适应与再创造过程,例如,南诏大理国如何吸收佛教,并将其本土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佛教艺术和信仰体系,而唐宋王朝的士人又如何看待和评价南诏大理国的文化,这些细节的描绘,让历史的画卷更加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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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历史细节有着偏执追求的读者,这本书无疑是近年来我读到过最令人满意的作品之一。作者在《南诏大理国对唐宋王朝的国家认同研究》中所展现出的学识功底和研究深度,足以令我肃然起敬。他对于“国家认同”这个相对抽象的概念,进行了极为具体的历史实践的解读。我尤其关注书中关于南诏大理国如何通过册封体系来确立与维系其与唐宋王朝的国家认同这一点。作者详细分析了南诏大理国统治者如何主动请求唐宋王朝的册封,以此来获取中原王朝的承认和合法性,同时又不甘于仅仅成为一个简单的“藩属国”,而是力图在承认宗主国的前提下,最大化自身在区域内的政治自主权。这种巧妙的政治博弈,在书中得到了生动而深刻的展现。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不仅关注了南诏大理国与唐宋王朝之间的官方交往,还细致地考察了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比如商贸往来、僧侣往返、文人互访等,这些细微之处,往往更能反映出国家认同的深层根基。书中对这些民间交往的分析,让我看到,即使在政治格局变幻莫测的年代,普通民众之间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国家间的关系。此外,作者对史料的运用也堪称典范,他能够从看似零散的文献中梳理出清晰的脉络,并将复杂的历史事件还原得有条不紊,这对于读者理解那段复杂的历史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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