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秀波 房屋公案
這些年來,吳秀波先生一直在尋找一種可以稱之為“信仰”的東西,以支撐自己躲開恐懼。他吃素,練習剋製自己的慾望。最後他覺得,也許“信仰”這個詞太小瞭。“我最終渴望的是一份安定,而我卻在找一個房子,所有人都在不停蓋房子。。。。。。其實我以為,拆瞭房子纔好。”
0條朋友圈
“發朋友圈的人多多少少是孤單的人。朋友圈發得越多的人,就越孤單。”吳秀波重複,“就越孤單。”
“你是在說我嗎?”一位正在旁邊忙上忙下的吳秀波同事停下手說。大傢哈哈笑。另一位同事使勁點頭:“真的!我從來不發,因為我每天都跟大傢在一塊,從來沒覺得孤單過。”
吳秀波闡述推論過程:“如果你真的有特必然的需求,你隻需要發微信,因為你一定知道發給哪個人。發朋友圈是不知道發給那個人的,是發給所有人的,那就是孤單。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你要跟誰傾訴或者從誰那裡得到幫助。”
接著,他進行詞義解釋:“孤單,可以用一個準確的話語解讀,叫看不見自己。之所以夜裡發一個朋友圈,渴望等到迴饋,是因為能在那個人的字裡行間看見自己。”吳秀波邊說邊演,在化妝師給自己補粉紮發的間隙挑眉擺手:“人傢說你可別這樣,你多牛逼。你就想,我還牛逼啊。說你瘦瞭。去!呸!別給我來這套。其實想,他還知道我胖瘦。現代人好孤單啊。”
“那你愛發朋友圈嗎?”我終於在密集的道理間找到瞭空隙插話。
“從來不發。”吳秀波迴答。
“你相當地不孤單嗎?”
“我不是不孤單,我是認知生命一定是孤單的。生命不僅需要我們之間的對話,更需要自言自語,所以我是一個常常自言自語的人。”
60條微博
直到2012年,吳秀波纔換瞭第一個智能手機。
之前那款簡單的翻蓋手機,隻能發短信打電話。吳秀波一口氣買瞭三個。壞瞭一個,換下一個接著用。
工作團隊的人為此發愁。大傢在社交軟件裡討論完事兒,還得發短信告訴他,多一道工序。
終於,第三個老手機快壞時,市麵上已經不賣這東西瞭。吳秀波纔換上智能手機。
吳秀波的微博也延續這種少說話的風格:6年發瞭60條。其中“至少有一半是被逼著發的”。隻有每年9月5日過生日時,吳秀波一定會記得發條微博。哪怕正在國外拍戲,他也會計算著時差,在國內生日時間內發齣這條微博。
“因為演瞭戲之後,很多人去祝福,總希望你迴個信。”他又做齣瞭幾乎是他標誌性的雙手閤十動作:“平常別人可能是為瞭角色,去評論你,但至少在那天,所有人是為瞭你,在你微博上跟你交流。所以每到生日我總覺得有虧欠,就發一個。”
他把這個也稱作“自我交流”。他發“從不是來,迴不是去,如是,感恩。”或者“隻住當下,時時正好。快樂的正好,憂傷的正好,得到的正好,失去的正好,自在的正好,恐懼的正好,來的正好,去的正好。”大徹大悟的樣子。但他對這個評價搖頭:“和大徹大悟沒有關係。大徹大悟不是特別費力的事,修鞋的也大徹大悟,安安靜靜活著的人,你都覺得他大徹大悟。其實隻是不想起波瀾而已,沒什麼必要。生活無非就是吃飯、喝水、喘氣,除此之外,你告訴我還有什麼,沒有什麼瞭。”
恐飛期
寫齣那一串“隻住當下,時時正好。。。。。。”是2013年,吳秀波還處在長達近十年的“恐飛期”中。
一開始吳秀波拒絕上飛機,大概持續三四年。接下來半年到一年,他逼著自己上飛機。隨後的幾年,他在飛機上不停地忐忑。每一次飛機顛簸,他就在心裡痛罵自己,怎麼能為瞭省幾個小時就坐飛機。
這與曾經的他完全兩樣。小時候他敢坐動力滑翔傘,踩在鐵架子上,看頭頂的傘翅像編織袋子,飛到800、1000米高,特別高興,感覺自己終於體會到瞭騎自行車飛起來的感覺。他喜歡坐飛機,想像自己是大將軍在視察陣地,想像飛機會碰到奇異的飛行物。飛機一顛簸,感覺像騎馬。
直到大兒子齣生,用肉肉的小手抱住爸爸。吳秀波突然開始特別恐懼死亡。17歲那年,吳秀波在中戲讀錶演班(完整叫法是“鐵路文工團話劇團中央戲劇學院代培班”),被誤診為腸癌,治療一年半,割去瞭40釐米結腸。那時他也沒感覺到對死亡的恐懼,反而更擔心留級。
害怕飛行以後,吳秀波會去找飛機失事的節目看。他四處查所有飛機的性能。如果必須要飛行,他會計算航空公司的事故率,研究哪傢航空公司的飛機比較新,哪傢沒有過飛行員喝酒傳聞。。。。。。
一個空難節目中,吳秀波看到,在一群描述自己如何崩潰、緊張、後悔的人中,有一個人在說:當時如果我沒估計錯的話,那架飛機應該正好飛過我傢上空。我當時想,我這一輩子真好,父母很愛我,有兩個孩子。我有愛我的傢人,真好。現在死就死瞭吧。“我不知道他怎麼能如此安詳?”吳秀波說,“我很想像他一樣。”
吳秀波想找到一種可以稱之為“信仰”的東西,也許它可以支撐自己躲開恐懼。他吃素,練習剋製自己的慾望。他讀經,特別喜歡《金剛經》。找啊找,最後他覺得,也許“信仰”這個詞太小瞭。
“我最終渴望的是一份安定,而我卻在找一個房子。”吳秀波總結,“人就是喜歡蓋房子,所有人都在不停蓋房子,在為瞭內心的孤單和安定去蓋一個房子。一開始擔心蓋不蓋得起房子,其次還得想,我為誰蓋房子。後來發現我可能需要一個大房子。那個大房子有可能是一個公司,可能是國傢的房子,信仰的房子。其實我以為,拆瞭房子纔好。”
“我、怕、死。”他念一個字,敲一下桌子,“看起來死是最重要的,你繞開它,再看怕。怕的根源全因為我。去瞭我,沒有怕,也沒有死。妄圖解決死,後麵是永生那兩個字,是沒有的。一切都在自我交流,解決自我。”
前些天,吳秀波在夏威夷坐瞭一架小飛機,很開心,又找到瞭小時候的感覺。“上去的時候也還會有恐懼。你身上帶著108個兄弟,沒有一個是值得丟棄的,其中一個就叫恐懼。你幹嘛要把他扔下,帶著也挺好。同時還有一個兄弟叫勇敢,也帶著他去。現在對我來說,這不是生命中的一個問題。它的大小和減肥這件事差不多。”
四個人的交流
二十多年前,吳秀波站在歌廳的舞颱上唱歌。颱下的人吃飯、喝水、蹦迪、聊天,偶爾瞥一眼颱上的人。吳秀波覺得自在。音樂起來,他閉上眼睛唱,享受這種他稱之為“自我交流”的東西。
現在,被問到“有什麼和自己交流的方式”,他迴答:“演戲。”
聽起來像個有點敷衍的答案,他卻確實認真。“前兩天還有一個演員問我,吳老師我真的發現我不喜歡拍戲,我不適閤拍戲。我說有可能,但你要告訴我,拍戲是什麼?他說我不知道。”吳秀波發起唐僧般的講道理功力:“那你怎麼能證明你不喜歡和不適閤。你如果說我不喜歡一件事,我不適閤一件事,你必須要清楚地知道這件事是什麼,你纔能證明你不喜歡和不適閤。如果你不知道這件事是什麼,你怎麼能說你不適閤做這件事。後來他說吳老師你告訴我拍戲是什麼?我說告訴你倆字,如果你覺得你不適閤,你可以不乾這個事。這兩個字就是活著。他說我活著有什麼不適閤的。那你有什麼不適閤拍戲的。”
吳秀波甚至從自我交流中總結齣一個“電影錶演的秘密”——“如果兩個人演戲,就以為是兩個聲音在說話,其實大錯特錯。這一點我可以用特別科學的方法給你分析。在我說大錯特錯的時候,你做瞭這麼一個動作。”吳秀波學我摸瞭摸鼻子。我的拇指上纏著個護手。吳秀波接著說:“我的腦子瞬間問瞭自己一下,她的手是怎麼迴事。我有另外一個聲音迴答我,她的手可能受傷瞭。這是你也有的狀況。就是在和對方交流的同時,其實還產生著非常豐滿的自我交流。我本身實際是兩個人,你也是兩個人。在你跟我交流的過程中,你那個人已經說服你好多次瞭:這個人,丫頭髮是這顏色嗎?可能是染的,不不不,可能就是這樣,你問問。”25分鐘前,我問瞭他關於頭髮顏色的問題。這問題確實是臨時起意。
越過我帶點小尷尬的笑聲,吳秀波繼續總結:“所以電影交流其實是這四個人的交流,但觀眾以為是兩個人的交流。你看那個人的身上多有戲,多有魅力。為什麼有魅力,不是因為他做瞭什麼錶情,是因為他的內心交流。他內心交流得越掙紮,你看著他越有趣,他的臉上展現的生命符號就越多。自我交流是最解決問題的交流。所有想要知道的問題,不停地問自己,不停地迴答,直到有一天,我們兩個人問的和答的,確定瞭一個答案,好吧,這個答案在這個階段是守恆的,那麼在這一個階段我就遵循著這個答案。”
朋友、女兒和護手
2012年,拍攝《北京遇上西雅圖》時,溫哥華的孫靜給吳秀波當司機。頭一次去拍攝地,路不熟。一個拐彎時,吸在玻璃上的GPS掉瞭下來,走錯瞭路。最早齣發的吳秀波,最後一個纔到。“我知道他不想讓人傢感覺,明星遲到,他希望提前到。”孫靜說,“但他一點兒沒有著急或生氣,一直跟我說,哥,不急不急。”
劇組裡有人急瞭,甚至有人說:“吳老師你換一個司機吧,這誰受得瞭。”但吳秀波覺得:“生命中有什麼值得去趕的?沒有。”
跟孫靜認識兩天,吳秀波去跟導演閒聊:“這戲我甭拍瞭,孫哥拍吧,都不用演。”跟電影裡吳秀波扮演的角色相似,孫靜也來自國內高知階層,畢業於哈工大,作過多年燃氣工程師,2002年移民加拿大。因為那邊的職業技能認證跟國內完全不一樣,他無法再從事老本行,便當瞭導遊、司機。兩人每晚散步溫哥華,很快成瞭朋友。
《北京遇上西雅圖》裡,演吳秀波女兒的是兩個人,一對雙胞胎。麵對鏡頭,兩個小姑娘的錶現並不一緻。自然地,錶現更自如的小姑娘有瞭更多的錶演機會。吳秀波發現瞭另一個小姑娘的不開心。他找到導演說:不管你怎麼想,最後一場,哪怕我一點一點教她,我陪著她演,你必須讓那個少演瞭六場的女孩演最後一場。
他有自己的理由:“雙胞胎的媽媽讓她們穿的衣服都一樣,可想而知她們享受的所有待遇都一樣。上同樣的補習班,學習同樣的技能,同樣學小提琴,同樣畫畫,吃同樣的食物,在她們的生命中產生瞭尊重和平等,這樣纔產生瞭快樂。如果你把她們帶到劇組來,不能保證這種平等和快樂,讓一個演,讓另外一個在那邊看著,那個就會難過或者失落。我覺得劇組雖然是求成功的,但那時候你有責任不為瞭自己的輸贏和得失,成全她們的平等和快樂。否則,我覺得和我人生觀有悖。對我來說,生命的路程纔是重要的。”
2012年拍攝完《北京遇上西雅圖》後,吳秀波再沒接拍電影。因為他覺得“找來的電影不是特別實在。感覺大多數電影像做個慶典,事和局都往大瞭做,而不是實實在在講一段時間和一個故事”。他呼電影為“遊戲”——“一個尊重規矩的遊戲”。之所以沒再接電影,因為“覺得那些電影不是特別守規矩”。“遊戲的樂趣,好像是你感受到快樂和自在,但到達這種快樂和自在的首要條件是遵守規矩。”他舉齣一串例子:“足球不許手球,籃球有三秒違例,象棋裡馬走日、象走田。。。。。。為什麼要設立規矩,如果為瞭自由和快樂,你幹嘛不隨便走?你會發現沒有規矩的話,達不到那個快樂的點。電影一模一樣的。”
導演薛曉路評價:吳秀波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會對劇本框架、人物感受有特別理性的判斷。
2015年,讀完《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的劇本,吳秀波立刻找薛曉路溝通。這部主打愛情的電影裡,男女主角同時齣場的戲不超過10場,其中有幾場還是男女主角分別跟對方的幻相齣場。吳秀波喜歡這種不一樣的挑戰。但有許多東西他需要討論清楚。比如這個電影究竟是講愛情的,還是通過愛情講孤單的。前者是講慾望的初始階段或慾望的滿足,後者是講慾望的根源。“這是一個真正的技術工作者和職業工作者要分析清楚的東西。我們什麼時候講愛情,什麼時候講本源,什麼時候講最終,什麼時候講初心,要排列得非常精準,否則的話你這個魔術就變不瞭。”吳秀波說,“我得知道,在整個錶演的過程中,我需要依賴於什麼,藉鑑於什麼,我的交流對象和主題又是什麼,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我需要如何達到這種可能性。”
拍《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時,孫靜繼續作吳秀波的司機。除瞭吃素,孫靜看不齣吳秀波有更多變化。“可能因為我們常見,我迴北京會找他玩,他來溫哥華也會找我。”孫靜說。每次去溫哥華,吳秀波還會見見那對雙胞胎小姑娘。她們會錄下自己在學校的錶演節目,傳給吳秀波看。她們依舊像電影裡一樣叫他爸爸。
採訪已過大半,吳秀波正嚴肅深刻地總結著為什麼去遠方會有一種時間放緩的感覺,突然頓一下:“我還是想問一下這是為啥?”他看著我的護手。此時離他發現護手並拿它舉例已經過去瞭19分鐘。我不由猜測,難道這段時間裡,他心裡另外一個人已經跳齣來問過好幾次,最後終於打敗瞭嚴肅答題的這個他?
發表於202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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