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唐生平事略

王国华

先父王献唐先生，初名家驹，后改名琯，号凤笙。１８９６年农历８月１８日生于山东省日照县韩家村。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６日逝世，葬于济南万灵山下，终年六十四岁。先祖廷霖公，一生酷爱金石，师承清代著名金石家、小学家许瀚（印林）先生，造诣颇深，著有《泉币图释》、《读说文日记》等书。祖父是当地的名中医，给人看病，不收分文。穷苦病人没钱取药，都是他拿钱代取。父亲就在治学、行善的薰陶下，受到了严格的庭训，博览群书，刻苦自励，后来终于成了我国著名的考古历史学家。

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写字、读诗。十岁时已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并且成了本村有名的小书画家。在他十一岁时，祖父为了使他能独立生活，让他来青岛礼贤书院求学。后来我的家庭由小康世家衰落下来，家境比较贫困了，家里给他的钱，仅够生活，没钱买书和缴学费。他只得白天上学，晚上到一家报社排字、校对，挣点报酬，维持学业。他在礼贤书院，先读完了文科，又插班德文科，十七岁卒业，因生活所迫，再无力继续求学了。

１９１７年，他应天津《正义报》之约，赴津译德文小说。１９１８年，任济南《商务日报》和《山东日报》的主编。１９１９年，我祖父到东北采药，死在吉林。他闻讯后，痛不欲生。他在《访碑图诗》里写道：“陇头亲舍望白去，风木关山孤儿哭。芒鞋雪夜赋北征，麻衣扶榇沧海行。咫尺人天成代谢，沉沉万劫见死生。”自注：“１９１９年，先君见背，归榇鸡林。忽中夜苫次，悟死生无常，治宋明理学及老庄诸子，求人生真谛。又泛览西方哲学社会学书，俱不称意。成《人生之疑问》一文，为余生平思想转变绝大关键。”后来他又治佛学，由法相宗专攻唯识，又改修天台宗。这时他以商务、山东两报特派记者的身份，长居青岛。１９２２年，青岛从日人手中收回，他是接收青岛的代表，留任青岛督办公署的秘书。１９２４年，他和青岛礼贤书院校长德国人苏保志等人，发起成立“中德学社”。这个学社，是研究文学哲学的学术团体，他们翻译中国和德国的文艺、哲学等作品，促进中、德文化学术的交流。１９２５年，他到北京，与丁惟汾共同研究音韵、古文字，广收图书、碑帖，并和有名的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叶恭绰、傅增湘等人交往，因此学识益进，写成了《两周古音表》、《幽宵古韵考》二书。１９２６年，任中央通讯社编辑。１９２７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丁惟汾介绍他到南京中央党部任秘书。在这以前，他都是用王琯的名字，有一次，报纸披露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新闻，怀疑是他泄密的，因此他不辞而别，改名王献唐，发誓再不干政治方面的事。１９２９年８月２日，他来济南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直至济南解放。

他在图书馆工作，正适合心愿。他在诗中写道：“劫来济上心私喜，柱下守书师老耳。商盘周鼎尽网罗，断碣残碑满眼是。”从此，他立志在图书馆终其一生，研究学问，整理文献。那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故宫博物院都曾礼聘，他都谢绝了。他决心将齐鲁学派的旗帜竖起来。他诗中说：“雄心直欲侔千古，合此四科张一军。精识吾宗古陶主（潍县陈介祺），训诂吾师西海许（日照许印林）。归来堂后更嘉簃，中天赤旭照东武（诸城赵明诚、刘喜海）。”可惜他这个整理齐鲁文献的雄心大志，未能全部实现。抗日战争开始了，在这期间，他兼任齐鲁大学教授，讲文字学和版本目录学。当时是精力充沛的中年，坐拥书城，资料来自全国各地，因此大部分著作，都是这个时期写成的。山东省立图书馆在他主持下，直到“七·七”事变，同国内外学者和有关部门，展开了广泛的极为活跃的学术交流。那时同他来往信件密切的学者，主要有：李济、傅斯年、董作宾、黄侃、黄炎培、刘半农、傅增湘、顾颉刚、唐兰、容庚、商承祚、顾实、王重民、镇江陈氏兄弟（陈帮福、陈帮怀、陈直）等。他白天为图书馆紧张地工作，还要接待川流不息的来访者。因此他大量的著作，多在深夜，有时睡下复起，捉笔急书，甚至通宵达旦，好象有永远用不完的精力。大家都劝他休息，他说：“此时不干，更待何时？”他从不知疲倦，工作或写作时，全神贯注，废寝忘食，可称得上如醉如痴。大家说他是“连生命都不顾的书呆子。

他办了两期《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受到好评。最近海外又影印了这两期季刊，可见其学术价值。他整理出版了许多历史文献，最突出的是他收集整理了山东先贤遗稿，汇编成丛书《山左先哲遗书》二十种。但这套丛书，因事变，未能全部印行。去年齐鲁书社印的牟庭清撰《同文尚书》，就是其中的一种。著名的山东聊城海源阁的藏书，那时几经军阀匪徒的抢劫破坏，他亲赴海源阁调查，并为此奔走疾呼，抢救了一批善本书，写了《聊城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置》。清末山东几位有名的学者皆富收藏，那时有的散佚，有的将要出售国外，图书馆用征购等办法，尽一切努力保存下来。在这方面，他汇编了《印林遗书》，整理补充了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编》，整理了陈介祺的藏器和高翰生的《上陶室砖瓦文捃》。他为图书馆搜集了大量的出土文物，如青铜、古陶、玺印、封泥、货币、汉画石刻等，他都分门别类地著书作了考证。这些书已出版的有：《两汉印帚》《邹滕古陶文字》、《临淄封泥》、《汉魏石经残字》，未出版的有：《双行精舍石文》、《双行精舍丛辑》、《古代贷币甄微》。另外他还撰述了许多著作，有《炎黄氏族文化考》、《五灯精舍印话》、《海岳楼校汪水云诗集》、《鶡冠子校订》、《洛神赋十三行考证》、《殷周名器甄微》、《古籍过眼录》、《书画过眼录》。其中主要的一部是《炎黄氏族文化考》，他说过：“前年为图书馆收得滕邑三邾彝器，因考邾族，知三代华夷之界，即炎黄二族之别。更知震旦文教，古分炎黄二支。类聚群分，条理秩然。乃草《炎黄氏族文化考》，已得三十万言，期以三年成之。自谓凿破混茫，前所未有。偶为人言，辄哑然不信。”此书将中国的历史推到夏前遥远的上古时代，对一些纬书的记载和神话似的历史，都作了考证，最后结论是：中国的文化，虽属于炎黄二族，但主要是炎族，即夷族文化；欲求远古夷族文化，其中心就在山东。他这个观点，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大胆的创见。可惜他这部稿子，到晚年也没完成。解放后，他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中年时代，有一部未完成的稿子《炎黄氏族文化考》，后来我忙于事务，就暂时停笔了，等待着地下出土的文物，来进一步印证我的推断，因为这部中华民族史的工程太大了，必须从一砖一瓦垒起……”现在这部稿子，已由扬州师院蒋逸雪教授整理，将要问世。

１９３０年，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来济南发现了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邀他同去勘查，后又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共同领导发掘遗址，并成立了山东古迹研究会。然后又对山东其他遗址，进行了普查或小型发掘，为山东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几年的发掘考察，使他的知识更加丰富了，地下文物更证实了古代的东夷文化对全国的影响，坚定了他以此线索去探求中国古代史的信念，形成了他一生治学的历史观点的主导思想。

抗日战争开始，他准备将馆中的重要文物和善书本运往四川。当时政府官员逃散，经费无着，他只得求亲告友，还把自己的收藏卖掉，拼凑运费。他声泪俱下的向馆中全体人员宣布：“图书馆暂时解散，我相信不久我们要见面的……”山东省立图书馆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和工人李义贵，愿跟随他转移四川。

他们三人，一路上晓行夜宿，“过铜山，经汴、郑，出武胜关，凡八日行程，三遇空袭”，终于到达汉口。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愿和书物共存亡。在汉口装船渡江入川时，又发生了困难，经费不足，运船又找不到。幸亏遇到山东大学向四川万县迁移，他们以聘请兼课为条件，负责将书运到四川。他考虑到书物能和山大书籍一起运，比较安全，便接受了这个聘请。

在川中，常有敌机空袭的警报，大家都避入防空洞，唯独他始终守着这些书物。朋友们劝他暂时躲避，他总是笑着说：“这些东西，就是我的生命，一个人不能失去了生命！”他发誓说：“这是山东文献的精华，若有不测，何以对齐鲁父老，只有同归于尽了。”他给书斋命名“那罗延室”。“那罗延”是柴语坚牢的意思，取坚牢不破，永守齐鲁文物之意。他自号“八二老人”，意思是纪念１９２９年８月２日就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又号“向湖老人”，意思是永远心向大明湖。

因为是避难时期，山东省立图书馆的名义当然取消了，他们三人没处开工资，屈先生被迫另觅出路，只有他和李义贵守着书籍、文物。１９３８年，他为了生活，便兼任武汉大学教授，以微薄的工资收入来维持两人的生活。１９３９年，接受中英庚款会文史研究补助费，他生活稍有着落，便辞去教书职务，专事著作。同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社拨款给他和董作宾为研究费。他所得研究费，全部作为图书馆的经费。后来董先生知道此事，很受感动，也情愿拿出部分研究费，捐给图书馆。１９４０年，国民党政府设立国史馆，他受聘为总干事，因事烦辞谢，改为总纂修。在国史馆，他写了《国史金石志稿》。他对历代著录的金石资料以及传世的实物，重新进行了整理、鉴别和考证。现在这部稿子，一至十三卷在台湾，后几卷在大陆。他还撰写了《古字文中所见之火烛》、《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等书。其中《中国古代贷币通考》是他继承家学，引据大量文献及文物资料，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古代货币的源流和制作，发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是我国古代经济史的一部重要研究专著。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毅然辞去了一切职务，亲自将原山东省立图书馆的书籍文物完整无损地运回济南。他由于长期操劳过度，不久即患脑病到北平就医，从此身体没有恢复健康，也未能实现他复馆的愿望。

解放后，他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副主任、故宫院铜器研究员等职务。他长年抱病，倚枕整理考证文物，有时身体稍好也到实地去勘察，写有《黄县 器》和《山东古代的姜姓统治集团》二书。

他逝世后，山东省出版局组织力量，整理他的著作，以《王献唐遗书》为书名，由齐鲁书社陆续出版。并辑录了他的遗稿，补进《遗书》内。他一生著作，加上日记，在一千万字以上。他收藏的书籍文物，大部分已捐献给国家。

他是承袭了乾嘉时期金石学者的治学方法，发展了清代高邮王氏的音韵学和许印林的文字学。他的著作见解新颖，不因袭成见，也不局限于考古圈内，而是通过出土文物结合文献资料和社会制度，从地理、民俗、文字、音韵各个角度来证实。主要的考证方法，如他自己所说：“治古代文字，应于形、音、义三者，以其时间窨为研究的对象。字体和字音，商、周、秦、汉均有极大差异，还有南音北音之分。古人是言文一致的，现在我们所谓的文言，即古人的语体，如求其音纽部居，辨明通转嬗变，与现代北方语言，息息相通。”这从他《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也可以看出。书中引证了古文字四十多种，对火烛字体的起源嬗变，以及古代音韵的考察，一一与上古社会礼俗相印证。

他还是一位多才多能的学者，专和于文物鉴别，精于目录版本，对诗、书、画、印，皆功力很深，独具风格，在这方面，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才华出众的作品。人们评论他是“山东后出的陈甫斋（介祺）和高南阜（凤翰）”。

父亲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开拓了研究历史、考古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