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论述了唐宋贵州佛教的兴起和传布,元明贵州佛教的发展,明季贵州佛教的鼎盛,明末清初贵州佛教思想家的出现,近现代贵州佛教的衰落和复兴,贵州佛教的特征等内容。

贵州是我国西部的主要省份，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等诸多原因，佛教在贵州的传播和影响的历史面貌，至今仍鲜为人知。佛教在贵州历史上的传播情况如何？有哪些特征？它对开发贵州作出了怎样的贡献？给贵州文化带来了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今天西部大开发中的贵州来说，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佛教在贵州传播的概况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西与云南接壤，北与四川毗连，东与湖南为邻，南与广西为界，境内山峦重叠，自古以来为“西南之奥区”。春秋战国，其地 、夜郎崛起，秦汉初置郡县，历魏晋隋唐及两宋皆有建置，元代分属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始为一省。清康熙、雍正年间，割四川、湖南、广西部分地方来属，贵州全省疆域才自此确定，至今未变。由于立省较晚，开发较迟，又地势险要，山重水复，与中原诸省相比较，佛教传入贵州较晚，在西南三省中佛教发展亦逊于川滇，中原佛教各宗之在贵州未如四川之典型，佛教与民族宗教文化之融合又不及云南之浓郁，总体特征处于川滇之间，既有中原佛教的特征，又有西南地方民族色彩，呈现出贵州自己独有的特色。

贵州佛教兴起于唐，传布于宋，发展于元，繁荣于明，鼎盛于明季，衰落于晚清，复兴于民国。究其源流，唐宋元时多得自川滇及中原诸省，明清时期主要受益于西蜀，大乘各宗与时并传，终以禅宗为主流，义解译经偏少，感通神异卓然，台、贤、相、律寥寥，密教兴盛一时，禅、净则遍于境中。

两晋时期，佛教已影响贵州的西部、东部和北部。唐代牛腾在贵州大布佛教，是为佛教传入贵州之始。自此贵州乃有佛寺的兴建、佛像的铸造和僧人的活动。然其时佛教的传布仅限于黔北和黔东两个地区，以中原的大乘佛教为主流，以南诏佛教为支流，其因盖在于黔北、黔东与当时的西蜀、南诏和荆楚水陆相连，受到川滇以及中原佛教的强烈影响，且唐代朝廷在贵州设置的经制州多集中于黔北和黔东，中原汉族移民得以不断涌入这些地区，为佛教渗入黔北、黔东地区提供了有力的契机。

进至宋代，佛教遂渐传布贵州各地，一方面在黔北黔东地区，佛教仍以强劲的势头向纵深发展，佛寺遍布其地；另一方面，随着佛教在贵州和地传布渗透，贵州土官土酋开始热衷奉佛兴寺，如黔东南的向氏、黔东北的田氏、黔北的杨氏、黔中普宁州的孟氏，皆笃信佛教，大建梵刹，由是佛教影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贵州腹地亦始建有佛寺，住有僧人。这些皆为元明时期贵州佛教的大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至元代，贵州之地分属四川、云南、湖广三省，建立了土司制度，贵州因之一跃而成为西南军事和政治重地，佛教亦随中原文化深入贵州腹地。其时印度指空禅师在黔西弘法，江西人彭如玉于黔中传教，二者异曲同工，注重神通灵异，皆与黔地原始巫术相契，遂使佛教深入黔西苗彝聚居之区和崇山峻岭的黔中腹地，从而大大拓展了佛教在贵州传播的领域。

明王朝统一贵州后，贵州始成一省，贵州佛教开始进入繁荣发展时期。首先，贵州正式成为行省，实行土流并治政策密切了与中原佛教的关系。在明王朝倡教政策的支持下，贵州土司流官多崇佛兴寺，僧官始持教度僧，黔中僧徒士民乃大建寺庙，高僧大德亦联袂而起，遂使佛教迅速在贵州传播、繁衍。其次，明代通过“调北填南”，特别通过军屯、民屯、商屯，大批汉人移入贵州。这样，一方面将汉族固有的佛教信仰带入贵州，别一方面又为僧深入黔境游方行化提供了生活物质基础。于是外来僧尼纷纷活动于穷乡僻壤，士民一时响慕成风。再次，明代贵州建省，乃大修驿道，遍立卫所，佛教在各府治卫所迅速蔚成大观。在贵阳以东，设龙里、新添（今贵定）、平越（今福泉）、五开（今凯里清平）、偏桥（今施秉）、兴隆（今黄平）、镇远、清浪（今镇清溪）、平溪（今玉屏）、铜鼓（今锦屏）、五开（今黎平）等卫，与湖广相通；在贵阳以西，设龙场九驿和威清（今清镇）、平坝、普定（今安顺）、安庄（今镇宁安庄）、安南（今普安江西坡）、普安（今盘县）、乌撒（今威宁）、毕节、赤水等卫，打通了云贵通道；又设都匀卫以通广西，这样就把湖广、四川、云南、广西和贵州连成一体，由此形成了一条以府治卫所为通道的佛教传播路线，横贯东西，纵穿南北，使佛寺遍及各府卫。其中著名者有：贵阳的大兴寺、永祥寺，清平的圣寿寺，镇远的中山寺，麻哈的静晖寺，平越的三教寺，都匀的观音寺，安顺的圆通寺、石佛寺，新城（今兴仁）的护国寺，毕节的普慧寺，赤水的普丰寺等。此外，由于贵州地处云贵高原，石崖洞崖众多，号称“万洞之省”，故明代贵州佛教寺院道场多利用天然洞崖，依山而建，据崖而立，入洞而构，其中以贵阳的麒麟洞、安顺的石佛洞、兴义的大佛洞、湄潭的观音洞、施秉的华严洞、贵定的牟珠洞、黄平的飞云洞、镇远的青龙洞等最为著名，以至贵州的佛教洞穴石崖几为西南之冠。

值得注意的是，贵州自汉唐以来就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巫风盛行，因而备受明廷扶持的瑜伽密教一传入贵州，便快为黔地的官僧士民普遍接受，其密咒之法、祈禳之术，迅速在全省广为流播，盛行一时，故有明一代黔中佛事盛而僧人奇也。

贵州佛教经过元明的发展繁荣，至明季始呈鼎盛之局。万历年间，明神宗及其生母慈圣太后，复大倡佛教，全出现佛教复兴之象，流风所被，远及黔中。明末中原西蜀占乱，天下扰乱而贵州粗安，南明永历帝乃驻跸贵州，贵州遂成为南明永历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于是中原西蜀之禅师纷纷入黔，特别是临济禅宗天童圆悟一系的子孙更是人多势众，人才济济。他们在黔中创建禅寺，培养弟子，弘教开宗；南明亡后，士大夫又多逃禅出家，他们或著述直指心源，或咏歌超然物外，或祝发出家以全其志节，复大振黔中末世之宗风，遂使贵州禅宗佛教盛极一时，佛教寺院遍布各府州县直至穷乡僻壤，佛教典籍文化灿烂辉煌，明季贵州佛教之鼎盛，在贵州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随着贵州佛教的鼎盛，明末清初，贵州出现了以丈雪、语嵩、赤松、瞿脉、厂石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佛教思想家，其人品学问、弘法业绩和佛学造诣，不仅彪炳黔省，冠映西南，即与中原诸佛学大师相比，亦不逊色。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佛教僧徒内部，而且与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亦息息相关，其佛教哲学内涵十分丰富，心理分析相当细致，辩证法思想也非常深刻，从而呈现出强烈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

明代，随着贵州佛教的繁荣，特别是明季贵州佛教出现鼎盛，境内佛教名山纷纷涌现，随之兴隆繁盛，延至清代而不衰。著名者有：黔北的遵义金鼎山、禹门山；黔东的梵净山、思南中和山、铜仁六龙山、万山中华山；黔中的贵阳东山、相宝山、黔灵山、平坝高峰山、息烽西望山、贵定阳宝山、广顺白云山；黔东南的施秉云台山，黎平南泉山；黔西南的盘县丹霞山等。这些佛教名山，大多派属禅宗，与禅师开建或中兴有绝大关系，如：妙玄之与梵净山，白云之与阳宝山，不昧之丹霞山，自然之与高峰山，梅溪之与东山，赤松之与黔灵山，语嵩之与西望山，丈雪之与禹门山，无相之与六龙山等，名僧与名山可谓共传不朽！

迨至清代中叶，贵州佛教尚能称盛，然盛极之后难为继，晚清贵州佛教乃呈衰落之势。考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贵州佛教日益世俗化、功利化，流于形式，杂入外道，境内僧人多不愿深解佛经、研习佛学，却多在为修寺院、造佛像、治田庄、做法事而奔忙，由是造成晚清贵州佛教义学荒芜，戒律废驰，法系紊乱；另一方面，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庙产兴学”，贵州佛教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致使晚清贵州佛教一蹶不振。

入民国，随着全国佛教的兴盛，贵州佛教亦呈复兴之趋势。境中培育僧才的佛学院、宣传佛教思想的佛学刊物和书籍，以及联络僧尼居士的佛教团体，竟如雨后春笋，同时并兴；省内外佛教门交流亦日益频繁，名僧大德如太虚、印顺、虚云、广妙、天曦、昌明、圣露、果瑶、怀一等，纷纷宣教贵州，各宗同时并传黔中，居士佛教勃然兴起，佛学成为学术思想界的重要领域；现实生活的苦闷无着，战乱不息，亦使大批民众皈依佛门，由此而使贵州佛教迅速复兴，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二、佛教在贵州表现的特征

综观贵州佛教兴起、传布、发展、繁荣、鼎盛、衰落及复兴的全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贵州佛教的内容和形式是随着贵州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无论是佛教或其他宗教的演变，都要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这是一切宗教演变的规律。此外，贵州佛教还有三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诸宗并存而禅宗独盛。贵州佛教，以禅宗传入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历史发展最久，其他各宗远不能与之相匹，故而独盛黔中。从贵州佛教兴起的实情分析，唐宋时禅宗应已传入贵州。从文献记载看，禅宗传入贵州自元代指空禅师始，迨至明季而鼎盛，延至清代而不衰。明万历以前，黔中禅宗灯系因史缺记载，难以卒考。万历之后，禅宗临济、曹洞二宗并传黔中，然仅临济独盛，卓然冠映黔中；曹洞子孙惟不绝如缕。故贵州佛教所谓禅宗独盛，实际上是指临济禅宗一枝独秀。[1]据《黔南会灯录》、《锦江禅灯》等史籍记载，贵州明季禅宗天童临济一派即有110余人，禅院达90余座，而洞宗仅有3人3寺而已。据《黔南会灯录》载，此3人皆为曹洞31世传人，乃湛然门下之第四代，其黔中灯系仅有一传。

湛然圆澄（1561-1626），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明万历十九年在慈舟方念门下得曹洞法印，是为曹洞第27代传人。湛然所撰《宗门或问》中有“曹洞正宗第三十一代比丘没用头陀圆澄”句，乃是以青原为第一代起算。其后历主绍兴广孝寺、径山万寿寺、嘉兴福城东塔寺、绍兴云门显圣寺、天华寺，前后20年，因住绍兴云门显圣寺，法席大振，故称云门系。其势力在江浙颇足与天童临济一系相颉颃。其法嗣著名者有百丈明雪（瑞白明雪）、石雨明方、三宜明盂等，月印、云栖为湛然再传。

淡云明光，楚南李氏子，在黔之安南（今晴隆）定头寺礼本然和尚披剃，后游滇至钟灵寺依月印受具戒，并请益发明，得月印洞宗法印，回黔住持安南定头寺。

弗会传知，蜀氏子，9岁寓黔之安龙礼极乘和尚披剃，后游滇至广南万寿寺，参本源和尚，复归黔依松岿天一和尚具足。月印于江浙回滇，驻锡中安南定头寺，乃往亲觐，月印一见器之，遂承法嗣。后辟安南金狮山洪音寺居之。

完真宗玄，西蜀简州人，自幼因研读易学而作出世想，后祝发大慈国寺，嗣法云栖门下，派衍曹洞。足迹遍江南，老而飞锡贵阳相宝山，年73而寂，灵骨塔于山中。

贵州明季曹洞宗除湛然圆澄灯系一枝外，还有永觉元贤门下的一枝。永觉元贤（1578-1657），号鼓山，福建建阳人，洞宗寿昌慧经法子，为洞宗第28代传人。明崇祯年间住福州鼓山涌泉禅寺，大振洞宗，开鼓山一派。据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方外》记载，是时家常愿如（字道明，蜀人），至福州“参鼓山觉，老人以嗣法属之”，是为洞宗29世传人。后入黔住黎平观音山及中华山（青云山），开黔中曹洞鼓山派。嗣其法者为黎平青云山佛日庵达真，为鼓山门下第三代，达真传黎平紫云山普觉，是为鼓山门下第四代，为洞宗31世传人。普觉之后无考，是洞宗鼓山派一枝在黔中见于记载者亦仅有三传。

除临济、曹洞二宗外，沩仰、云门、法眼三宗，宋代以后在中原即已不闻消息，贵州当然也不例外。然至清代贵州境内竟有沩仰宗传人，令人吃惊。据民国《续遵义府志》卷4载，佛仙寺，在遵义南30里土寨，又名土寨寺。寺创建于明代，名为“法华庵”。至清代里人申文选性嗜礼佛，乃将其田产施入寺中，即以僧绍法住持，绍法无徒，乃招沩仰正宗之僧佐之，而传至正葵增修殿宇，改寺名为“佛仙寺”，为沩仰宗道场。道光十二年举人祝文震《佛仙寺序》详叙其事：

忠里兰若佛仙寺，称巨刹焉。予肄业授徒虽尝寓此，而于寺之颠末实未能详。岁辛卯，寺僧改修正殿工竣，欲志其绩，并不没前勋。因据断碣兼本师承口授，详述源流，求予笔记。予始知寺创自明代。因居士申明详素重金仙，适与云游僧至耀言谈契合，遂谋创建。明详施山为基，敛金作费，与僧披荆平原，索选木而建茅庵，故寺之原名本法华庵也。其初常住未有，至耀惟扃门募费，以供香灯而已。传徒绍法，景亦如前。继因申文选性嗜礼佛，始将尽有田业施入庵中，即以绍法住持。绍法无徒，招沩仰正派之僧佐之，传至正葵，清修减费，累积余金，始于庵后增修上殿，继又易修下殿，并建两廊。夫然后伽蓝宏骏，佛像庄严，院进阶梯，较前奚翅倍蓰。于是易庵名寺，榜以佛仙。此法华庵为佛仙寺也。顾上殿经楼高敞，兼以地势尤崇，飘摇易及，故不能如下殿历久。自明及清，化阅人世，而栋宇多倾，寺僧乃竭力鸠工，卑其故址，易岑楼而为巨厦，规模较阔，而坚固倍之。功成始求予序。

至于佛仙寺沩仰宗佐绍法和尚之僧为何为、其法系归属沩仰何人、传承如何等，祝文震序中没有说明，其他史志文献亦无记载，故难以卒考。

明清以来，黔中禅宗多与境内流行的密教、净土宗结合，形成禅密合一、禅净合一的特色。民国年间，随着名僧大德宣教贵州，密、台、净、相、贤等宗纷纷传入黔中，形成热门景象。然与中原佛教相比，诸宗除禅、净、密三宗外，大多是在民国时期传入的，不仅传入的时间较晚，而且规模亦不大，历史发展也很短，多为昙花一现而已。

二是佛道儒巫混杂合流。贵州地处西南边陲，是一个多民族省份。现在除汉族外，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壮、瑶、白等48个少数民族，计1124万余人，占全省人口总数3239余万的34.7%。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仅次于西藏、新疆、青海、广西，居全国第五位；少数民族人口占人国少数民族人口的12.3%，仅次广西和云南，居全国第三位。境内少数民族分布具有交错杂居和成片聚居的特点，如苗族分布在全省各地，以黔东南寺区最为集中；布依族主要分布在黔南和黔西南地区；侗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地区；土家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北地区；彝族、白族主要分布在黔西地区；水族集中分布在黔南地区等。全省设朋黔东南、黔南、黔西南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以及遍布全省各地的454个民族乡，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总面积的55.5%。[2]在佛、道、儒三教传入之前，其地多属巴、楚，各民族信奉的是本民族固有的原始巫教。《汉书?地理志》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可见其地巫教盛行之风。三教传入之后，为了在贵州生存发展，除了三教自身的合一外，还与当地原始巫教相互适应，互为消长，并吸收了这些原始巫教的某些神祇咒术、礼仪和民族信仰，不断充实和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使之成为适应当地民族的世俗化宗教，结果形成了以佛教为主体的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格局。因此，贵州佛教文化中包容了极为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在贵州多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历史上，贵州僧人住持道观，兴建宫阁，道士修建佛寺，供奉如来，屡见不鲜。如黄平玉清宫，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僧觉云建，祀奉玉皇大帝，其后该宫由僧人智聪、觉亮、了禅、如金等先后住持，始终无道士。安南（今晴隆）高真观（又名南观）始建于明初，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僧飞航重建，从明代直到民国末年均为僧尼住持。安南东观，旧名元帝庙，始建于明代，清雍正年间僧亮淳重建，改庙名元真观，从明至民国一直为僧尼住持。思南中和山华严寺，始建于宋代。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魏洪、冯静道、僧人正泰于寺内共建观音阁。盘县丹霞山为黔西南佛教名山，但却建有玄帝宫，明天启四年（1624年）僧人不昧复在山上建元贞观。

不仅如此，贵州境内佛仙鬼神合祀一寺一庙，习以为常；佛道儒巫并存一山一洞，竟成惯例，普通佛寺中亦多建有玉皇殿、灵官殿、关帝殿等。遵义李梓回龙寺，正殿内一楼从右到左的木刻神佛排列依次为：灵官、药王、女娲、太阳神、太阴神、文昌帝君、文文魁、武魁、送子娘娘、金霄圣母、碧霄圣母、送子观音、救苦观音、东皇太乙、川主、黄毛童子、七姓将军、黑神、掌刀将、土地、财神赵公明、牛王、雷主、山王、神农氏等26尊。二楼供奉“桃园三义”：中为刘备，左张飞，右关羽。三楼中间供玉皇大帝，左为地母，右为王母。泮水镇茶堰乡星龙寺，供奉神像从右至左，依次为：灵祖、药王、童孩、送子观音、地母、观音、如来佛、燃灯佛、牛王观音、龙女真人（观音战将）、王谷大神、子孙坛神、梓潼等。马蹄乡扶持庙供奉神像为：观音、两战将、药王、川主、土主、战将、牛王等。新蒲镇九龙乡屏风寺，供奉神像从右到左依次为：玉皇殿：灵官、马元帅；大佛殿：关帝、地母、四战将；观音殿：南海观音、送子观音、药王观音、救苦观音、黑神、川主；山王庙：猪神、牛王等。

黔东梵净山先后建有寺庙近百座，明清以来尤以五大皇庵和48座脚庵最为著名。其中除佛教寺庙外，还建有大兴阁、白神庙、太洞庙、文昌阁、火神庙、关帝庙、万寿宫、行司庙、太阳庙、三府庙、黑神庙、水府庙、龙王庙、玉皇庙、石方庙、水塘庙、土王庙等。这些寺庙中，除供奉有佛像外，还奉祀孔子、关帝、药王、文昌、雷公、圣母、阎王、土地、土王、土母、飞山公、二郎神、白虎（山王）、向（相）王、三王、武威菩萨、总管菩萨（李显忠）、四官菩萨（严、罗、唐、冉）等，山中神系庞大驳杂，各族皆有，各教杂处，其神祇几乎无所不包，应有尽有。山中的佛教庙会亦可谓五花八门，有农历正月初一的弥勒会，正月初九的玉皇会，二、六、九三个月的观音地，其他还有龙王会、关帝会、土母会等等，名目繁多，但看得出在宗教信仰上，是以佛教为主的多元宗教信仰。贵州境内的佛教名山多有此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特征。

在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贵州佛道儒三教对境内原始巫的适应和吸收，并不是表现为佛道儒巫的“诸教合五”或“水乳交融”，而只是对原始巫教的适应和让步，只是对原始巫教的某些神祇咒术、礼仪和民间信仰的吸收。反过来，境内原始巫教亦工未将佛道儒三教的思想和教义消化吸收，合而为一。这与藏传佛教的“佛苯融合”、云南佛教的“佛巫合一”，有明显的区别。[3]因此一般来说贵州佛教文化中的佛道儒巫混杂合流，表现为多元杂交，但又杂而不交，显现聉民族性、地方性、多元性和混杂性的特色。这种特色，以贵州的镇远青龙洞表现得最为突出。在镇远阳河畔中河山崖南北长达500米、宽约80米的狭长地面，建有大小各种寺庙40余处，始建于明初，主要有圣人殿、老君殿、吕祖殿、玉皇阁、考祠、朱文公祠、水晶宫、灵官庙、杜康庙、观音殿、大雄宝殿、杨泗殿、许真殿等，竟供奉着玉皇大帝、释迦牟尼、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尧、舜、禹、药王、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财神爷、地藏王、朱熹、雷神、雷公电母、韦驮、张三丰、燃灯佛、赤脚大仙、十八罗汉、十二圆觉、斗姥、吕洞宾、邱处机、杜康等几十尊释道儒巫的佛仙神鬼。按常规，这几十尊神像，属道教的应供在青龙洞，是佛教的应住在中元洞，归儒教的应祀在紫阳洞，为民间巫教诸多鬼神的则应另找去处。但在青龙洞则是青龙洞里有观音殿，紫阳洞中有老君殿，张三丰在中元禅洞中下榻，至于民间诸神更是在三洞中任意摆设香炉，财神爷跑到青龙洞，杜康神居住紫阳洞，王灵官在中元洞中当“护法”，各路神仙、菩萨长期杂居一处，相安无事。佛道儒巫混杂合流在青龙洞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现。

三是佛教寺庙建筑文化别具一格。由于贵州地处西南边徼之地，且又是多民族聚居之区，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和风俗文化较之中原诸省有所不同。与中原寺庙相比，贵州佛教的寺庙建筑文化更多地表现出贵州地方的民族特色、山地特色和奇异特色。如著名的镇远青龙洞、平坝天台山伍龙寺、织金保安寺、黄平飞云崖、贵阳黔灵山弘福寺、贵定阳宝山寺、平坝高峰山寺、长顺白云山寺、盘县丹霞山护国寺等等，都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些特色。

因此，对贵州佛教从古至今的发展过程，进行全面的考察、系统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并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华佛教的传播历史及其巨大影响，全方位展现千姿百态的中华佛教文化，从面为深入研究中华佛教史提供具体的个案分析，为深入研究中华佛教文化作出贡献，而且有助于深入了解贵州佛教发展的轨迹和独特的形式，加深对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社会历史及其文化的理解。

三、佛教对开发贵州的贡献

贵州地区开发较晚，其地苗岭郁结盘纡，交通梗阻，文化落后，虽曾古通于庄，化于唐蒙，又经唐宋元各代中央政权的羁縻，仍属“蛮荒之地”，至明代始成一省，经济、文化乃有长足的发展，然很多地方仍为不毛之地，无人之区。明和中原西蜀的禅僧释子大量涌入黔中，他们在黔境大建寺庙，行化僧俗；开辟名山，弘宣佛法；同时他们还本着“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的大乘佛教精神，刻苦自励，悲天悯人，救死扶伤，济贫助困，修桥铺路，植树造林，开渠灌田，安定社会，教化人民，由此不仅在当时的贵州社会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促进了佛教在贵州的广泛传播，而且对于化行边表、开发贵州、启迪人文，亦作出了杰出贡献。

1、创建寺院，为学子提供读书讲学场地

元明以来，贵州初辟，多未设学，至明季贵州学校教育亦不发达，合全省书院学宫之数，尚不敌境内一府寺院之数，故禅僧释子创建之寺院，不仅是禅侣修行求法的地方，而且还成了儒生参究教乘，以讲心学的场所，实际上是为学子提供了读书讲学的场地，具有了学校教育的功能。且学宫书院多在城市，不在山林，潜修之士，多恶其嚣俗，而寺院则反是，即使在城市者，亦每居幽静之处，故学子亦多乐就之。

邹元标，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人，万历五年进士，观政刑部，十月辅臣张居正夺情，上疏劾之，被廷杖八十，谪戌贵州都匀卫（今都匀市），后官居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天启四年卒，崇祯初谥忠介。其为王阳明之三传弟子，学归心学。居匀六年，黔中学子从游者甚众，而其讲学则多在僧寺。《黔诗纪略》卷11有邹元标《观音寺杂兴诗序》，序云：“余就居湫隘，仅能容膝，都匀观音古刹，余每旦同二三子往焉。静坐中，偶兴到不觉成咏，题为寺中杂兴”。诗云：“病骨淹旬久，乏裁还尔思。残经谈去远，香积到来稀，默识同尼叟，忘言忆惠施。未须嫌寂寞，君学贵心期”。观音寺，在都匀城内，明洪武二十四年建，永乐间增修。独山余显凤，字德翥，寄学都匀，从邹元标最久，中万历七年举人，后官河南巩县知县。《黔诗纪略》卷11有其《过观音寺有怀南皋先生追次其韵示同游》诗云：“夫子谈经处，林岩皆教思。言归舍我辈，过此同君稀。东望邈难逮，索居无所施。澄观悟心理，千载若相期”。

麻哈（今麻江）艾友芝，字野史，万历二十五年举人。邹元标戌都匀，艾友芝率诸弟师之。后讲学麻哈静晖寺。静晖寺在麻哈城西一里，明永乐九年建。《黔诗纪略》卷11有艾友芝《静晖寺》诗云：“高楼卷幔得闲凭，山国秋容四面升。一室梵音传远磬，千峰寒影护孤灯。丹崖疑有长生药，破寺应无久住僧。人语忽然飘下界，始知身在白云层”。其后静晖寺易名回龙寺。旧志有人赋诗叙其事：“明贤讲学修文地，俗士崇虚改佛台。只谓佛儒同一理，静晖易名今人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