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赜，字博平，湖北广济人，1891年生于湖南牛鼻滩一舟上，故自号牛鼻滩生。1914-191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师从著名国学大师黄侃先生。1929年始就教于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讲授文字、声韵、训诂和《周易》研究诸课程，兼任系主任多年，1956年由教育部评定、国务院公布为一级教授。至1978年病逝，50年贡献于武大，为中文系“五老”之一。1929-1963年间，刘博平先后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武汉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说文〉释例匡谬》、《楚语拾遗》、《古声同纽字义多相近说》、《〈说文〉形声释例》等多篇重要论文，1963年出版《说文古音谱》一书，1978年病逝时留有《初文述谊》和《小学札记》两部遗著。

刘博平是章黄学派嫡传弟子。1932年，他将声韵学教案整理编撰成《声韵学表解》，寄请黄侃审阅，黄侃特意请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为书作序，序中评价道：（此书）“言古今韵，能得大体”，并称许刘博平为“再传弟子”。

刘博平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他用日记记录40余年治小学之心得，于1953年冬石印成35册《简园日记》，在校内广为流传。后又觉尚有不足，便毫不客气地全部收回，只取其中1947-1953年间札记题名为《简园日记存钞》。黄焯先生（黄侃之侄，时亦任教武大）为其作序高度评价：“盖其所钞而存者乃其四十年来閟声光一室之中，覃精冥悟，深造自得，信足达颉诵之玄意，将质诸百世而无疑者。”但刘博平仍觉得此存钞还有待补充修订而未出版面世。今世人所见《小学札记》，是他1964年以73岁高龄将存钞改写，76岁重新修订，82岁正式定稿时仍然打算继续修订。但不久便卧病在床，抱憾而去。

1980年，时任副校长的刘道玉非常提倡、重视学术交流，竭尽所能为校内各种学术会议的召开铺路搭桥。在中文系主办的一次古代文论讨论会上，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和总编辑包正弟均有出席。会后，黄焯宴请李社长一行，感谢其同意出版自己所整理黄侃著作和他本人的著作；同时将刘博平的《初文述谊》和《小学札记》两部遗著郑重推荐给出版社。李俊民早年亦为黄侃入室弟子，与刘博平有同门之谊，当即欣然同意。这两部遗著于1983年合为32开精装本《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出版，重约4斤，共1236页，其中《初文述谊》964页，《小学札记》272页。刘博平在世时爱好书法，《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全由他用毛笔写成，字源部分为篆书，其他部分为小楷，其篆书被郭沫若称赞为“珠圆玉润”。出版社便完全尊重他的手写原貌进行影印，标题亦为他曾经书写所成。著作仅定价9.75元（1963年出版的《说文古音谱》定价20元，可见此书的出版并无任何盈利目的），共影印了4000本。

历史证明，一门学术的学统极其重要，人文学科尤其如此。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中谈道：从清代到民初，研究《说文解字》的学问如此发达，其重因之一即在有学统传承下来。俞樾传道与章太炎，章太炎又传道与黄侃，其他即使没有师生关系者，也在学术上继相接受深刻的影响，如此一脉相传则有利于让优良之处沉积下来。刘博平作为章黄学派的嫡传弟子，其《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即是对章黄学派学统的传承和光大。

章黄学派的理论精髓在于：以形说义，依声求义，即本着字形与字义相联系的原则来推溯《说文解字》所收录的9000字中字源及其派生的同源字和同源字族。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论到：“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即谓文代表字源（根），字在文基础上派生出来，由文到字是汉语演变的方向和轨迹。如“朿”这个象形字派生出了“刺”（用刀刺人）、“莿”（用草木刺人）和“策”（马鞭），因此“朿”是文，是本；后三者则是由其发展而来的字。章太炎由此得到启发，于1908年在其所撰《文始》（我国首部推溯《说文》中同源字与同源字族的著作）一书，以音义相联的原理和依声求义的方法探求出《说文》所收9000字中共有文（字源）519个，并逐一细列每个字源所派生出的同源字，形成5000多个字族群，由此为《说文》9000字构建了较全面的字族系统。

黄侃继承了章太炎这种研究方法。他在《说文略说》中谈到：“盖提挈维纲，止在初文数百；自是以降，要旨由初文变易，孳乳而来……今若推其本原，往往集数十初文而联为一贯，用以得文字之太初。”又在《训诂学讲词》中谈到：“文字根于言语，言语发乎音声。则声音者，文字之钤键，文字之贯串，故求字之系统，既不离乎声韵，而求文字之根源又岂能离乎声韵哉？”然而黄侃著书立说过于严谨，认为“五十当著纸笔矣”，遗憾的是他恰好于50岁那年突然病逝，没有留下已写好的论著，因此这一方法在他那里贯彻得并不彻底。但黄侃曾在《说文解字》文本上就字源和字族作过批注，由黄焯在80年代整理出版为《说文同文》一书，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据此将章黄二人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完全相同者占67％，部分相同者占21％，不同者仅占12％。毫无疑问，黄侃正是继承章太炎“以形说义，依声求义”的研究方法来对《说文》进行研究的。

到了刘博平这里，他仍然继承了这种研究方法，仿照黄侃将《说文》9000字分布在所定古韵28部，古本声19类（纽），撰述《说文古音谱》，为《初文述谊》中进一步推溯字源和字族打下基础。同时，他在《刘赜小学著作二种》中进一步光大了这种研究方法，表现在：首先，选字、分字更为精细。他仅选取423字作为《说文》9000字的字源，并将其细分为独体象形的文（字源）189个，独体指事的文51个，合体象形的文80个，合体指事的文58个，变体象形的文9个，变体指事的文23个，省体象形的文7个和省体指事的文6个。其次，更全面地构造《说文》的字族系统。刘博平进一步论述每个字源的形体、旨趣和音义关系，比章太炎更为细致精确地逐一细列每个字源的同源字，只有少数疑者盖缺。最后，他引进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览述远古社会的历史文化及其影响下文字发展和字形、字音、字义间的关系，充分展现《说文》所收9000字所蕴涵的远古社会包罗万象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这是章太炎和黄侃所缺乏的。

刘博平在解放后初步接受了唯物史观，他在赠送给其得意弟子李格非的对联中写道：“期以声音训诂拥护民德须用马列主义衡量群言。”1962年，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极力提倡名家为学生们作学术报告。刘博平在其《研究〈说文〉的任务与方法》这一报告中，强调应运用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观点和相互联系的方法研究《说文》，批评清代小学家反历史的推测和解释古人造字的本义，以及未将9000字作为一个整体，而是一个个孤立加以研究的方法。此学术报告被整理为论文《刘博平谈研究〈说文解字〉》，发表于《江汉学报》1962年第5期。他在授课时也常谈道：造字者以自然界、社会现实和民族进化史迹为依据，汉字的发展规律是以社会发展和民族进化史迹为根基的，研究者要将文字的形、音、义，字源、字族与社会发展、民族进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做到“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如州、周、舟和畴是一群同源字族，州，水中可居曰州。先民遭洪水，水中高土可居而生聚。“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者，明九州得名，本于民居高土之州，且明陶唐氏之所以号曰尧也，尧，高也。周，取两旁之水的匝绕意。舟，取舟可居犹州可居的类象之意。畴，耕治田也，取于高土各治其土之意。由此，“州”这一字源派生出“周”、“舟”和“畴”等同源字。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其远祖早已把天地人看成一个有联系的整体，形成一种视天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都似乎有密切关系的整体直观之思维方式，这是近十多年来研究者的看法；其实，刘博平总结概括出的先民造字的五种条例早就初步揭示出此种思维方式，这五种条例是：名事相依、音义相承、事物类象、共同与个别和正与反。他的这种观点直接为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字文化学提供了依据，正如李开金先生在《绍章黄学统探文字真源——〈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发微》一文中所说：“《初文述谊》等二种著作是从文化史上，从民族思维发展史上探索汉语言文字创造演变规律的巨著；加以重新组织，便可成为一部富有鲜明特色的《汉字文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