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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与非法证据排除》根据中外专家在“进一步加强对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保护”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和论文，以及刑法室在立法研究工作中整理的有关国家在相关领域的法律规定情况编辑整理而成。主要内容包括：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分析与建构，中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司法现状与修改完善，辩护权的保障与救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德国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辩护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欧洲人权公约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欧盟国家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和证据展示制度等。
《古代中华的法律嬗变：从礼制到律法》 第一章：礼法之源——先秦时期法律思想的萌芽与演进 本章将深入探讨中华文明早期法律制度的形成背景与核心思想。我们将考察“礼”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它如何与早期刑罚观念相互作用。从《禹贡》对疆域与职守的规定，到西周“明刑弼教”的理念，法律的雏形并非脱离于伦理道德的独立体系。重点分析周代的“刑鼎”与“刑书”所标志的符号化与成文法的开端，阐释宗法制度如何渗透到早期司法实践之中，形成了“亲亲相隐”与“罪疑惟轻”等具有鲜明早期特征的法律原则。 第二章：秦汉变局——中央集权下法律的第一次大整合 秦朝的统一不仅是政治版图的整合，更是法律制度的首次全国性统一。本章将细致梳理秦律的结构特点，探究其“以法为教”的严苛倾向，特别是“连坐”制度在维护帝国统治稳定中的作用。随后，我们将转向汉代，分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秦律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是如何逐渐被纳入国家正典，取代了纯粹的法家酷吏色彩？探讨“八议”制度的初步形态及其对后世司法权力的制约作用，以及汉代在刑罚执行上的教化倾向的初步显现。 第三章：魏晋隋唐——律令体系的成熟与制度的精细化 本章聚焦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黄金时代——唐代。我们将详细剖析《唐律疏议》的结构与精髓，阐明其如何将儒家伦理（情理）与成文法条（律文）完美结合，构建出一个高度成熟、影响深远的“律、令、格、式”四位一体的法律体系。重点分析唐代刑罚的五刑制（笞、杖、徒、流、死）及其法定化、量刑的细致划分。同时，考察这一时期法律条文在处理国家（公法）与私人（私法）关系上的成熟度，以及对周边国家法律制定的深远影响。 第四章：宋元变革——司法实践中的“情理”与“人情”的博弈 宋代司法实践展现出向“宽简”倾斜的趋势。本章研究宋代立法指导思想中，对“慎刑”理念的强调，以及皇帝敕令与司法判例在法律适用中的地位上升。我们将分析大量宋代司法文书所反映出的，司法者在严格遵守律文的同时，如何通过“情法相参”来体现“仁政”。元代的法律制度则带有明显的民族融合色彩，本章将探讨其对前朝法律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在处理不同民族间法律冲突时所采取的特殊措施。 第五章：明清集权下的法律固化与“例”的强化 明清时期，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法律体系趋于保守与固化。本章将详述《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特点，指出其在维护君主专制方面的坚定立场。尤其重要的是“例”在司法中的地位：皇帝敕令、内阁批示等“案例”如何被固定化并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渊源，有时甚至凌驾于成文“律”之上。我们将考察这一时期法律在社会控制方面的精微化，以及在审判流程中对证据和程序的规范，尽管这些规范往往服务于快速定案和维护社会秩序。 第六章：法律意识的现代转向：晚清的自省与重构 随着西方列强叩关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清末的法律改革成为本研究的收尾。本章将分析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主动接触和学习西方法律体系（特别是大陆法系）的过程。重点考察沈家本主持的修律工作，如何试图在保留中国传统伦理框架的同时，引入近代刑法与民法的概念，标志着古代中华法律思想向现代法治理念的艰难过渡。 本书特色： 本书摒弃了简单的时间线罗列，而是着重于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法律精神（如礼、法、理、情）的互动关系。通过对关键历史文献和司法实践的对比研究，揭示中华法律体系内在的连续性、适应性与局限性，展现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智慧的复杂面貌。全书力求用严谨的史料和清晰的逻辑，描绘出中华法制文明从远古神话走向近代化进程的宏大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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