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剛，1976年生，山東青島人，畢業於復旦大學。現為復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中心館員，《曆史地理》輯刊編輯。

曾參與“中國曆史地理信息係統”（CHGIS)1911年基礎數據采集和底圖編繪工作，參加葛劍雄先生主編的《中華大典·曆史地理典》的編纂工作，與鄒逸麟先生編有《晉書地理誌匯釋》，協助吳煜先生編有《莎齋日課》吳小如先生臨帖十種等。

序 言

一

《晉書・地理誌》是十六部“正史地理誌”之一，是研究晉代地理最重要、最基礎的資料。《晉書》共一百三十捲，是一部唐初史臣根據留存的晉代史書、官方檔案文書、私傢文獻等編纂而成的史書，記載瞭西晉和東晉一百五十多年的曆史，兼敘瞭割據政權“十六國”的曆史。《晉書》有十個誌共二十捲，分彆為“天文誌”、“地理誌”、“律曆誌”、“禮誌”、“樂誌”、“職官誌”、“輿服誌”、“食貨誌”、“五行誌”和“刑法誌”。“地理誌”有兩捲，主要記載瞭西晉太康初年全國的政區建置沿革情況，並保存瞭州、郡國、縣三級政區各自的戶口數字等資料。

《晉書・地理誌》全文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總敘，主要敘述瞭先秦、秦漢、三國及西晉的政區演變簡況，此外還對“五服製”和“分封製”等經濟製度、軍事製度、社會組織製度進行瞭簡要敘述，並對先秦的邦國及秦漢以來的建置沿革與疆城拓展、郡國與戶口的演變進行簡敘。第二部分大約以太康初年為斷限，記載瞭十九個州及其所轄一百七十一個郡國、一韆二百多個縣的建置沿革情況。每個州的內容又分為三部分，開頭部分是每個州從“禹貢”到晉初的沿革，中間部分是每個郡國及所轄縣級政區的名稱，兼有記載部分山川、名勝、古跡、物産、地名來源、統縣數字及戶口數等。除交州外，最後一部分則非常簡略地概述晉惠帝之後及東晉十六國的州及郡國的沿革情況。

《晉書・地理誌》的史料來源一直是學術界感興趣的問題，它與兩晉時期的各種地理類書，以及與在它成書之前的《漢書・地理誌》《續漢書・郡國誌》《宋書・州郡誌》《南齊書・州郡誌》《魏書・地形誌》的關係都是研究的重點和難點。唐初二十位左右史臣用三年的時間編成瞭《晉書》，一般認為，唐修《晉書》主要是在臧榮緒《晉書》的基礎之上進行的，又參考前人所修的其他《晉書》及各類檔案文書、晉代文集等，但是《晉書・地理誌》的編纂者在史書上並沒有記載。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地理誌》二捲，鈔撮《宋書》而未精密”。就西晉部分而言，應該是有比較準確的西晉官方檔案文書或利用過這些官方文獻編纂而成的史書作為編纂依據的。

《晉書・地理誌》的不足比較明顯，對於太康初年以後尤其是東晉十六國的疆域政區沒有詳細的記載。鬍阿祥先生認為“《晉書・地理誌》有兩大類錯。一是誌文往往與紀傳不閤，如錢大昕稱：‘即一部《晉書》論之，紀傳之文，無有與誌相應者；以矛刺盾，當不待鳴鼓之攻矣。二是往往誤劉宋製度以為東晉製度。最明顯的例子是僑置州郡的名稱”。造成這種錯誤的原因可能是由於書成於眾手，沒有認真訂正核對，也有可能是因為纂修者中有非精通地理沿革的人。另外，唐太宗下詔纂修《晉書》，與其政治思想和唐初的形勢有密切關係。他親自撰寫司馬懿、司馬炎、陸機和王羲之四人記傳的史論，直接參與史書的編基，總結西晉興衰滅亡的教訓，書中也體現瞭唐人對晉史和近代地理空間的構建與認識。

二

對《晉書・地理誌》的研究大概可以分為三大類，一類是探討兩晉地理類史料的輯佚或者是“重新發掘”，第二類是對《晉書・地理誌》文本本身的研究，第三類是探討兩晉曆史或曆史地理研究中發現的《晉書・地理誌》中存在的問題。下麵主要選取與《晉書・地理誌》及本書整理有密切關係的研究成果進行簡要的說明。

《晉誌》的纂修是在《漢書・地理誌》《續漢書・郡國誌》《南齊書・州郡誌》《宋書・州郡誌》《魏書・地形誌》之後，所以它應該是有對之前編纂的史籍的吸收，但也有采用新資料或提齣新觀點，如關於秦郡的數量，辛德勇先生《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即引《晉誌》作為一說。

晉代修纂的各類地理誌書被認為是重要的一手史料，為曆代研究《晉誌》的學者所重視。蔣騏在《王隱〈晉書地道記〉研究》一文中提道：“晉武帝時期官修地理總誌有《泰始郡國圖》、《太康三年地記》、《太康地道記》、《太康土地記》、《太康郡國誌》和《太康州郡縣名》六部；晉惠帝時期有《元康三年地記》、《元康地道記》及《永寜地誌》三部，另有東晉全國總誌《晉地記》一部。”私人修纂地理總誌又有“如摯虞《畿服經》、皇甫謐《郡國記》、樂資《九州誌》、荀綽《九州記》、黃恭《十四州記》及伏滔《地記》”。南朝時期的專門的地誌還有《永初郡國誌》等。這些書後來都散佚瞭。清代黃奭《漢學堂叢書》與湯球《九傢舊晉書輯本》分彆輯錄“唐以來的類書和古書注中的遺文”匯編成書，清代王謨編的《漢唐地理書鈔》則是將散見在這些古書中的晉代地理類書輯在一起，這些史料對《晉誌》的研究都是補充。

過去對兩晉時期其他史料中保存的地理部分內容進行係統研究的人並不多，大都是利用其中具體的信息。近年，孔祥軍對西晉杜預《春鞦經傳集解》所存《太康地誌》進行輯考，注意發掘“魏末晉初地名與政區”的新史料，考證齣其政區斷限。另外，東晉郭璞注的《山海經》也有一些“東晉地名與政區”的資料，也需要在研究中引起重視。

再比如東晉常璩的《華陽國誌》，對古代巴蜀及西南地區的地理記敘很詳細。北魏魏酈道元的《水經注》也有很多漢代到魏晉的地理變遷資料，尤其是北魏對之前的追述，對古城的定點、水道的變遷提供瞭不可替代的史料。再如清湯球輯的北魏崔鴻《十六國春鞦輯補》，可以補《晉書》中的一些不足。

唐代除瞭《括地誌》《元和郡縣圖誌》這些地理總誌保存一些唐人對晉代地理的追述以外，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李善對《文選》的注等，也都有豐富的晉代地理內容，值得利用。

自《晉書》編纂完成後，對《晉書》本身的研究就開始瞭，如唐代何超著的《晉書音義》，對《地理誌》中地名的音和義有注釋，地名學研究價值很大。唐代杜佑《通典》的《州郡典》十六捲、宋鄭樵的《通誌》等都有地理部分內容，對《晉誌》都有補充和訂正。

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通鑒考異》，元代鬍三省的《資治通鑒注》及《通鑒釋文辯誤》，也有對兩晉地名及政區製度的考辨和注釋。吳士鑒的《晉書斠注》對這部分內容利用很少，故本書做瞭匯集。

清代乾嘉時期學者的研究很多，有的重視考訂《晉誌》所載地名的今地所在，有的是核對《地理誌》部分與其他史書或《晉書》其他部分的異同，並提齣自己的見解。其中具有代錶性的有程廷祚《晉書地理誌證今》、孫人龍《晉書考證》、畢沅《晉書地理誌新補正》、勞格《晉書校勘記》、李慈銘《晉書劄記》、方愷《新校晉書地理誌》、周傢祿《晉書校勘記》、丁國鈞《晉書校文》、傅雲龍《殿本晉書校正》、王仁俊輯《晉書佚文》，等等。

錢大昕對《晉書地理誌》的研究貢獻最大，《廿二史考異》《諸史拾遺》《十駕齋養新錄》《十駕齋養新餘錄》等書對《晉誌》的一些重要問題提齣瞭真知灼見，是研究水平最高的。其次是洪亮吉、畢沅、方愷等人對《晉誌》的專門研究，可以說在傳統時代能認識到的一些問題基本都被發現齣來瞭。唐長孺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籍舉要》對清人補晉書錶誌有段評估：“地理方麵，其校注《地理誌》者有畢、方兩傢。畢沅又曾輯《晉書地道記》、《晉太康三年地記》、闞駰《十三州誌》，大抵《晉書・地理誌》郡縣依《太康地記》，亦有所改動，戶口則依元康戶籍，期間自相矛盾，乖失之處甚多。惠帝以後特彆是東晉時的更改隻是寥寥數語。畢、方二書，體例考證均不相同，無妨並存。大抵畢書較略，方較詳。又有吳翊寅補注，宜勝畢書。但如方所較，幾乎處處有問題，恐亦求之過深。《地誌》所采隻以某年為斷，不能說凡是見於西晉的縣都應列舉，或都詳加說明，蓋唐時已不可能都這樣做。《晉誌》之病在於既以太康三年為斷，卻又不能嚴格遵守，自亂其例。洪氏兩《疆域誌》是一種創作，特彆是《十六國疆域誌》，至不易為。如赫連氏的以州統城，即是洪氏所發現。”當然，對畢沅、方愷、吳翊寅、洪亮吉的補誌的價值與不足進行瞭精確的判斷，對本書的匯編很有幫助。另外，清代的一些重要地理類書，對於兩晉的地理都有考辨與定點，比如顧祖禹的《讀史方與紀要》、官修《嘉慶重修一統誌》等，都是晉代政區今地定點的重要參考書。本書匯集的曆代研究中清人的研究基本在這個範圍內。

民國學者研究涉及《晉誌》的主要有這樣幾位，一位是汪兆鏞《稿本晉會要》地理部分，但是鬍阿祥認為《晉會要》幾乎全部承洪亮吉《東晉疆域誌》。另外影響最大，資料最豐富的是吳士鑒的《晉書斠注》。它匯總前人研究《晉書》的資料，乾嘉時期的研究成果收集極多，曾有學者統計共引用書籍達300多部，《地理誌》部分的研究收錄比較齊備，亦有吳士鑒本人的一些觀點。缺點是該書對鬍三省的《資治通鑒》注利用不夠，所用底本也不佳。《晉書斠注》是本匯釋的重要資料之一。馬與龍《晉書地理誌注》是專門注釋《地理誌》的，也是本書收錄的重要資料。

1949年之後，除瞭一些論文涉及兩晉政區地理的考證復原以外，有幾項關於晉代地理的重要研究成果比較突齣，一是中華書局點校本《晉書》的校勘記，《地理誌》“中華校”部分匯集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書予以全部錄入。二是譚其驤主編《中國曆史地圖集》中繪製瞭有關西晉、東晉和十六國的幾十幅地圖，是這一時期重要的工具書，也是本書的重要參考基礎，其定點均一一核對。近二十年來，鬍阿祥先生《六朝疆域與政區》、《宋書州郡誌匯釋》、《東晉南朝僑州郡縣與僑流人口研究》和《中國行政區彆通史・三國兩晉南北朝捲》是魏晉政區地理研究的最新最重要成果。孔樣軍先生《晉書地理誌校注》《漢唐地理誌考校》《三國政區地理研究》是專門研究《晉書・地理誌》的重要成果。

考古資料是今天必須廣泛收集和利用的。一方麵要重視重要的魏晉城址的發據及定點信息，另一方麵，要利用存世或齣土的兩晉碑石墓誌資料等，第三是還要重視利用近年齣土的吳簡、晉簡牘等文字資料。對今地定點，本書參考核對瞭已齣版的各省《中國文物地圖集》，民政部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以及魏嵩山主編的《中國曆史地名大辭典》和史為樂主編的《中國曆史地名大辭典》兩種曆史地名辭典。

三

在《晉書・地理誌》匯釋工作中，發現一些值得研究的問題，有些研究方嚮也很值得深入探討。比如《晉書・地理誌》有數處注有公國、公國相等備注信息，有學者認為可能是照抄《續漢書・郡國誌》郡國下所寫小注，也有人覺得應該有史料依據。這方麵有一些討論，但還沒有準確的結論。

《晉書・地理誌》郡國資料和《職官誌》《紀》《傳》中記載的西晉分封製之間的關係，也非常值得深入研究。顧江龍先生在《〈太康地記〉考——兼論王隱〈晉書・地理道記〉和〈元康地記〉》（《文史》2018年第4輯）的最新研究，就涉及這方麵，其中專門考證瞭《晉書·地理誌》中北海郡和東莞郡的置廢問題，講道：“一、西晉鹹寜三年調整王國，廢除北海國，並入齊國，又廢東莞國，並入琅琊國；太康四年初，復立北海國，廢濟南郡，並入齊國；太康十年，復立東莞郡。二、《魏書・地形誌》所載西晉政區依據王隱《晉書・地道記》，因後者以太康三年斷代，所以《魏誌》對原先北海、東莞所轄各縣的記載最為準確。研究西晉郡縣沿革當充分利用王隱《地道記》和《魏誌》。三、《太康地記》並非撰於太康三年，作者當是東晉後人。《太康地記》列北海、東莞二郡，又將扶風國稱作太康十年纔建立的‘秦國’，種種跡象錶明它僅以太康三年到十年的區間模糊斷限。”這算是對唐修《晉書・地理誌》內容研究的最新成果。

再者，《晉書・地理誌》還有戶口資料，這些資料和稅收、封國等有什麼關係，今也未見深入研究。

從傳統的研究方法來看，要想將來在《晉誌》研究中有所推進，還需要依靠考古和新史料的發現來推動，比如新發現的簡牘這類一手的檔案資料。2003年在湖南郴州蘇仙橋工地十號古井中，發現600餘枚晉簡，初步推斷是西晉桂陽郡郡府檔案。根據《湖南郴州蘇仙橋遺址發掘簡報》（《湖南考古輯刊》第8輯，嶽麓書社2009年版）披露的簡牘內容，可以復原齣的桂陽郡屬縣與《晉書・地理誌》記載一緻，郴縣（1－22）、便縣（1－1）、晉寜（1－2）、南平（1－4）、臨武（1ー9）、耒陽（2－350）。比如其中在交通路綫上提到瞭湘東郡利陽縣（1－27），這個在《中國曆史地圖集》西晉圖幅無考的縣或許可以推算齣大概位置。可以推測，《晉書·地理誌》所使用的資料應該有一定的官方檔案依據。另一方麵，要把《晉誌》放在它和《晉書》其他部分的比較中來尋找突破，也要把它放在魏晉以來的地理書、曆史書的大背景下來綜閤研究，或許可以解決一些疑難問題，尋找齣政區地理演變的規律，進一步推動魏晉史的研究。

四

本書的主要結構如下：

第一部分是叢刊前言、序言和例言。對“曆代地理誌匯釋”叢刊的研究計劃進行介紹，對《晉書・地理誌》的文本情況、曆代研究概況及相關問題進行分析，對本書的體例、所用底本等進行說明。

第二部分是本書的主體，按照中華書局標點本《晉書・地理誌》文本的順序，對其進行匯釋。考慮到研究的重要性和全麵性，首先全文錄入的是《晉書・地理誌》“中華校”部分，其次是全文錄入吳士鑒《晉書注》的《地理誌》部分。第三是“集釋”，即把除吳士鑒外的其他曆代研究者對相關內容的考證、史實考辨、考古資料等研究成果接照成書的先後順序進行排列，對於相關史料引述中重復部分進行刪節。這其中先把宋本《晉書》和百衲本《晉書》的地理誌部分與中華書局點校本《晉誌》的異文錄齣；其次全文錄入何超《晉書音義》、鬍三省《資治通鑒》注及《通鑒釋文辯誤》等；再次把清代的顧炎武、顧祖禹、錢大昕、全祖望、畢沅、方愷、馬與龍等人的研究成果錄入。“集釋”晉書地理誌匯釋的最後部分還錄入近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及對《中國曆史地圖集》兩晉圖幅的商榷文字。

第三部分是“編者按”，主要是利用相關考古報告、齣土簡牘碑刻以及《中國文物地圖集》、曆史地名辭典等資料對兩晉一韆二百多個縣及縣級以上政區的治所進行核查分析定點，今地統一為2015年政區。另外也對匯釋中部分內容進行少量的討論。

第四部分為參考資料和按照筆畫、音序排序整理的索引錶，便於讀者比較方便地使用本書。

1934年《禹貢》半月刊《發刊詞》中提到瞭幾項關於地理沿革本身的工作計劃，其中第四項就是“完成清人未竟之業，把每一代的地理誌都加以一番詳密的整理”，“《晉誌》《魏誌》《兩唐誌》最為蕪亂難讀”。20世紀80年代，譚其驤先生主持啓動“正史地理誌匯釋叢刊”。譚先生去世後，由鄒逸麟先生、周振鶴先生繼續主持，陸續齣版瞭《漢書地理誌匯釋》《續漢書郡國誌匯釋》《宋書州郡誌匯釋》《兩唐書地理誌匯釋》《宋史地理誌匯釋》《遼史地理誌匯釋》六部。截至2012年，本書經過十年的編纂校改，匯集瞭學術界關於《晉書・地理誌》的各類研究成果、考古資料等，希望能為讀《晉書》者提供幫助。雖然我們盡力為之，但肯定還有不足甚至錯誤，敬請廣大讀者批評指正，以便將來再做修訂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