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蛻園（1894—1973），原名宣穎，字兌之，晚號蛻園，湖南善化（今長沙）人。現代史學傢、文學傢、書畫傢。他齣身望族，為清末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瞿鴻禨的幼子、曾國藩之女曾紀芬的女婿。早年師從晚清大儒王闓運等，後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復旦大學，精通英文，並通曉德、法、俄等國語言。曾在南開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等校執教。抗日戰爭期間，滯留北京。1949年後，寓居上海，以著述為業。曾被聘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譯所特約編輯。

瞿蛻園一生交遊廣泛，與鬍適、陳寅恪、章士釗、錢穆、吳宓、周作人、金性堯、齊白石、黃賓虹、鄭逸梅、瀋尹默等諸多文化名傢有學問切磋之誼。他博學多纔，涉獵廣泛，著述宏富。主要著作有《方誌考稿》《曆代官製概述》《養和室隨筆》《銖庵文存》《秦漢史纂》《中國駢文概論》《漢魏六朝賦選》《劉禹锡集箋證》《學詩淺說》等。

賦的原來意義是“鋪陳其事”，為我國古代文學的錶現方法之一。《詩·大序》說《詩》有風、賦、比、興、雅、頌六義，賦即其中之一。到瞭後來它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製，形式介於詩歌和與散文之間。但從其淵源來說，它是詩歌的衍變。所以班固說：“賦者，古詩之流也。”（《兩都賦序》）又說：“大儒孫卿（即荀子）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鹹有惻隱古詩之義。”（《漢書·藝文誌》）因此，他在《漢書·藝文誌》中將詩與賦列為一門，並分彆舉齣屈原和荀子兩傢來作為辭賦之祖。

大傢都知道，從楚辭開始，以較長的篇幅和優美的詞藻來發揮想像，傾訴感情，就成為戰國後期人們所歡迎的文學形式。就荀子的《成相篇》和《賦篇》看來，作者也正是利用這種文體，以錶達他對當時現實的態度，並吸引瞭讀者的注意。屈原和他稍後的宋玉、唐勒之輩都是楚人，荀子著書、終老於楚，可見賦又是楚國的一種新興文體。但屈賦和荀賦（屈原本人並未稱他的作品為賦，最早以賦名篇的是荀子）又各有其特色，一般說來，屈賦重在抒情，荀賦重在說理。到瞭西漢，因五言詩尚未進入文人文學的領域，文士的創作主要在於辭賦，於是作賦之風大行。加上帝王的賞玩和鼓勵，有些文士，便以作賦獻賦當作求官的門徑。同時，由於作賦者日多，在內容和形式上也都有瞭發展。較諸楚辭，詩歌的成分已逐漸減少，而散文的成分有所增加；內容方麵，於言誌抒情之外，復多狀物敘事之作。我們也可以這樣說：漢賦的體製較接近於荀賦，而詞藻則多取資於楚辭。清人王孫在《讀賦卮言》中說：“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從荀法；賈傅以下，湛思渺慮，具有屈心。抑荀正而屈變，馬（司馬相如）愉而賈（賈誼）戚。雖雲一轂，略已殊途。“這話不是沒有見地的。因為漢賦既是詩歌的衍變，所以漢代人就有讀賦的習慣。根據記載，當時的人朗誦楚辭，是有特定的音律節奏的。一直到隋代，還是所謂楚聲的專門傢，以清切的音調博得人們的欣賞。（見《隋書·經籍誌》）又如漢元帝的宮女能讀王褒的《洞簫賦》，固然這是供帝王娛樂之用，但也說明賦在當時 的影響。由於賦的文彩與音節都能在視聽上使人愉快，而賦的鋪張手法又能激發人們的想像，因此它就很能適應當時統治者的興趣和要求。

至於內容方麵，漢大賦多少也反映齣漢帝國繁榮上升時期的氣象，和被剝削的勞動人民所創造的一些物質文化上盛況。如司馬相如、揚雄那些描寫宮苑遊觀的大賦，到瞭班固、張衡，就擴展到都城建置的敘述，生動地介紹瞭漢代名都大邑的規模，以及各階級階層的生活狀況。而更晚一些的西晉左思，又在他的《三都賦》裏總括瞭中原、東南與西南三大地區的地理曆史、物産文化，等於一部有韻的方誌。這些賦中的詞匯，對瞭解當時上層集團的辭令、儀節以及博物知識等，也都有一定的幫助。同時，左思有鑒於漢代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的賦，對物産、建置的描寫和記述，有虛誇失實之處，所以他作《三都賦》時，寫到山川城邑、鳥獸草木、風謠歌舞等等，都是依據地圖、方誌，以及各處風俗習慣而加以考訂的。皇甫謐曾稱贊他：“其物土所齣，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製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此外，還有一些以宮苑為題材的作品，如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何晏的《景福殿》等，雖然內容屬於專門性的，而且作賦意圖原在粉飾與歌頌，但對後世讀者，也還具有一些文物資料上的參考價值。

東漢以後，賦傢的另一傾嚮是：從原來對事物品匯的描摹刻畫，逐漸嚮思想感情的發抒方麵去發展，即“寫誌”，漸多於“體物”。通過對事物的深微觀察，進一步抒發瞭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這就為賦體增添瞭不少的新異色彩。也有的用賦來錶達純粹的抽象觀念，如班固的《幽通賦》等，而陸機《文賦》簡直用賦來探討文學理論，更是富有創造性的。

應當指齣，流傳到今天的漢賦，大部分是歌功頌德、踵事增華，供封建統治者賞玩的作品，即使其中有時含有一點諷喻的意味，實際上還是迎閤統治者的愛好，起著“勸百而諷一”的反麵作用，也正如劉勰所說：“無貴風軌，莫益勸戒。”由於統治者的愛好，文士因獻賦而達到乾祿的目的，於是賦的文學價值遂大為削弱，賦傢的流品與地位，就和“俳優”相差不多。無怪連善寫大賦的揚雄也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並且認為在詞藻方麵的追求，不過是“童子雕蟲篆刻”，是“壯夫”所不為。後來晉代摯虞論賦，也批評辭人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即是重形式而輕內容，和揚雄所說有其共通的地方。

以上是自漢至晉有關賦體發展上的一些概況。到瞭南北朝，乃有所謂“文”“筆”之分，而賦實際上已代錶瞭整個的“文”，如這時的詔令、奏議、書劄等，除不用韻以外，其他形式上也都與賦的區彆極其微細；至於用韻的頌贊、箴銘、哀誄，乃至七、連珠等，則區彆更少。所以在駢文盛行的時代，賦的影響更是非常深遠的。

南朝末期的宮體賦，是曆代所一緻稱譽的，大體上確曾經過審慎的抉擇，但也不能包括全麵。其他的選本則缺點更多。為瞭適閤今天的讀者，需要一部繁簡適中的選本，介紹不同時代、不同題材、不同風格的作品，使讀者能一覽而約略得其全貌。

因此，本書試圖在《文選》的基礎上分彆去取，加上它所未能具備的，擇定二十篇，為研讀古賦者提供一些便利。以下就編輯體例略作說明：

（一）為精簡起見，每一類型的賦，盡可能不重復入選。例如《恨賦》與《彆賦》，《雪賦》與《月賦》都隻收一篇。又如京都賦隻選內容更豐富的《三都賦》，就中又隻選較短的《蜀都》一篇。惟《西徵賦》及《哀江南賦》，因有其獨特的規模格局，雖較冗長，也予入選。至於同一作傢，隻選其作品略具有代錶性的，以期盡量照顧全麵。

（二）從文體來看，即使命名不同，屬於賦體性質的仍應歸入賦類，《七發》是其一例。至《酒箴》雖不宜逕名為賦，而形式上亦與賦無異，故也收入。其他不以賦名而實為賦之支流者，如《答客難》、《典引》之類，則限於篇幅，未能遍收。

（三）古人注書，有釋事釋意兩種，李善注《文選》，是偏重釋事的。在今天看來，由於賦中所用的詞匯往往與現代漢語距離過遠，不能不要求詳盡的解釋，但若專注重詞藻的溯源，而忽略詞意的闡發，對讀者的幫助仍然不大，因此，本書的注釋采取兩者相結閤的方針。除一般的字句加注外，兼顧到作者的作意。

（四）賦中的名物訓詁有不少還沒有確切解決，經過清代以至近人的考證，對舊注也有不少的糾正，或補充。本書則多采用傳統上較為肯定的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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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蛻園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