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年），德国犹太哲学家，被称为“德国的苏格拉底”、“犹太人的路德”，他是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的领导人，近代犹太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斐多》（1767年）中，门德尔松为灵魂不朽的思想做了辩护。在《耶路撒冷》（1783年）中，门德尔松指出在犹太 教中信仰和理性之间 是没有冲突的。他支持宗教信仰自由、政治宽容，倡导公民平等而不必遵循教条。因而是帮助犹太人从犹太人生活与文化中获得解放的领导者。尽管他坚持犹太传统和犹太教律，门德尔松还是鼓励他的人民参与到欧洲的文化和教育当中去。1783年门德尔松把《摩西五书》和《诗篇》翻译成了德文，在正统拉比们那里获得了“叛教者”的恶名。

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当《柏林月刊》提出“何谓启蒙”并掀起一场大讨论时，门德尔松积极参与了讨论，发表了论文《论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集中阐述了他对启蒙概念的理解。事实上，这篇论文是他为参加1784年5月16日“星期三协会”的活动所提交的演讲稿，被认为是《柏林月刊》上发表的最好的文章之一，迄今依然广受关注，也广为引用。

门德尔松阐述启蒙的切入点不同于当时任何一位思想家。他抓住了德国现代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教化（Bildung）。门德尔松认为，“教化是由文化和启蒙组成的”，启蒙与文化其实都是教化概念的子概念：：“教化、文化和启蒙是社会生活的修正，是人们改进他们的社会状况的努力和勤奋的结晶”。既然教化包括启蒙和文化两个方面，那么，它们各自在教化中的地位、作用又是如何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按照门德尔松的理解，教化一部分是理论的，即启蒙，另一部分是实践的，即文化———“文化似乎更多地把兴趣引向实际问题：（客观上）引向善、文雅以及艺术和社会风俗中的美；(主观上)引向艺术中的灵巧、勤奋和机敏，以及社会习俗中的秉性、倾向和习惯。在一个民族当中这些东西与人的命运愈加对应，他们就会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就像一块土地据说耕耘和培养得愈好，通过人们的勤奋，它就愈加达到产生对人们有益的东西的那种状态。相比较而论，启蒙似乎与理论问题的关系更加密切：按照他们对人的命运的重要性和影响，启蒙关系到（客观的）理性知识，关系到对人类生活进行理性反思的（主观的）能力”。

门德尔松从一开始就把启蒙与集体生活联系在一起，认为所谓启蒙，主要就是大众启蒙或民族启蒙。和启蒙概念密切相关的教化概念，也并不单纯指个体通过恰当的培养而变得更有文化和更加出色，而指的是共同体的历史形成过程，具体来说，也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历史形成过程。教化的目的就是人的规定性在社会中的实现，是使个体的本性在共同体中得到满足，换句话说，就是使每一个个体都能够融入到集体当中———即认同这个共同体，同时又被这个共同体所认同。所以门德尔松说：“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越是通过艺术和勤奋协调于人类的命运，这个民族就越有教化”。

门德尔松出生在德绍，但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柏林度过的，在那里他是一个丝绸商人的合伙人。他的两个儿子亚伯拉罕和约瑟夫都是德国首屈一指的银行家，开创了著名的门德尔松银行。而他的孙子就是享誉世界的19世纪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

1783年，由于在莱辛死后，雅各比挑起关于莱辛究竟是否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的“泛神论”之争，门德尔松以柏林启蒙派领袖的身份与雅各比论战，力证莱辛不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论战逐渐从莱辛究竟是否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的问题扩展到“启蒙”与“反启蒙”之争。1785年冬，柏林天气极为寒冷。就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门德尔松冒着凛冽寒风离开住所，将自己的手稿《致友人莱辛》交付出版，以回应雅各比与稍前出版的《关于斯宾诺莎学说的书简》（1785）——没想到由于出门时过于匆忙，这位著名的启蒙哲人居然忘记穿上外套······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由于本来孱弱的身体经不住寒风的侵袭，他回家后不幸病倒，病情迅速恶化，于1786年初不幸去世。他的死可以被认为是死在与反启蒙的雅各比的论战战役中的，他的死意味着“启蒙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