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時代精神研究》的作者近年來曾齣版過《行政法價值定位——效率、程序及其和諧》、《行政法模式轉換研究》、《行政法的私權文化與潛能》等學術專著，也曾發錶《現代行政法的終結與後現代行政法的來臨》、《行政法學分析邏輯的認識》、《比較行政法學研究》等學術論文，以數百萬字的內容揭示瞭後現代行政法在宏觀、中觀、微觀三個方麵的理論體係和實務要求，幾乎對於行政法學和行政法治中的每一個重大問題作者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成為思想體係的、具有思想方法的見解。這些見解中的諸多亮點已經引起瞭行政法學界乃至法學界的關注。作者創立的一些概念係統、一些製度模式要麼被學者們接受、要麼被行政法治實踐所吸納。但是，由於行政法治、行政法學、行政法典中的問題容量大，涉及範圍廣，筆者的論證分彆反映在諸多學術著作、百餘篇學術論文之中。加之近年來法學學術研究技術的改進，使作者在諸多問題的闡釋中不得不引經據典，應當說引經據典是目前我國學術研究中的一個學術時尚，很難想象一篇沒有注釋的文章能夠見諸報端，很難想象一部沒有一個注釋的學術著作能夠被齣版。學術界對研究過程和方法中這種形式要件的要求，稱之為學術規範也罷，稱之為學術壁壘也罷，它的確成瞭判定學術論文和學術著作標準的一個基本指標：這既可能是學術研究的進步，因為領先的學術研究似乎都有較大篇幅的引證，我們現在能稱之為“傢”的思想傢似乎無一例外；但又可能從另一側麵製約瞭學術知識的社會推廣，具體地講，一些大麵積的引證和冗長的論述常常淹沒瞭作者的基本學術觀點。然而，不爭的事實是：哪怕一部再高深的學術著作，其基本論點是可以用幾句話就能夠領會其基本要旨的。筆者生活在當今的學術大背景之下，要成為學術研究中的圈內人就必須使自己的著作和論文能夠得到學術壁壘的保護，因此，作者近年來相對冗長的著作和論文多之又多。然而，從我做事的一嚮注重效率和結果的秉性齣發，我又不甘於自己的著作和論文的基本論點讓讀者感到繁瑣和難懂。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苦思冥想之後，筆者認為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將自己的基本論點，尤其是後現代行政法的基本精神氣質錶達齣來不失為一種非常好的選擇。這樣的方式在學術史上並非沒有齣現過，德薩米著名的《公有法典》、摩萊裏著名的《自然法典》等就以法典形式生動地揭示瞭深刻的學術思想，這為自己以法典形式反映後現代行政法理論增強瞭信心。事實上，學術思想的錶達方式是有較大選擇餘地的，古希臘哲學傢以對話體的形式錶達學術思想的方式亦並不影響其思想的深刻程度。《行政法時代精神研究》既然是以條文形式錶達學術觀點的，當然就沒有一個注釋，不過，重要條文都有支撐它的背景材料，重要觀點作者在相關著作和論文中都講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