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申府，中國當代的哲學傢,政治活動傢,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著名人物。長期以來，指引周恩來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卻不為一般民眾所知。他就是一生波瀾壯闊、充滿傳奇性的學者張申府。一九二零年，李大釗、陳獨秀多次邀請他，共同討論創立中國共産黨的問題。據張申府迴憶，中共創建的時間不是一九二一年七月，而應是一九二零年八月，創建時的三人即為李大釗、陳獨秀和張申府。中共建黨後，張申府即離中國赴歐洲，陳獨秀交給他一項新的任務，是在歐洲的中國留學生中發展黨員。在歐洲的三年裏，張申府介紹瞭後來成為中共核心領導人的周恩來、硃德入黨。

張申府掌握英、法、德、俄、日、波蘭六種文字，極具國際視野。他在北京大學哲學係尚未畢業，就被校長蔡元培看中，破格聘他到北大預科學院教授邏輯。張申府也受到北大文科學院院長陳獨秀的注意，應邀在《新青年》雜誌上發錶文章，宣傳中國新文化，喚醒國人靈魂。20世紀二三十年代第一個把西方著名的哲學傢、思想傢羅曼·羅蘭、羅丹、巴比賽、羅納、伊本納茲、羅素等翻譯並介紹到中國。

一九二三年二月，張申府正在德國柏林，「少年中國共産黨」於法國比揚古開會，集體投票開除瞭他的黨籍。周恩來到柏林把這個消息告訴他，他感到突然，錶示不能接受。他自認在歐洲的中國共産黨人中的位置，一如陳獨秀在中國國內共産黨的地位。他一手創建巴黎小組，並領導柏林小組，為共産主義刊物《少共》籌集資金，怎麼能對他如此「無理」呢？周恩來告訴他：「你太過高傲自滿，群眾有意見，給你一點打擊。」由於受到共産國際的乾預，開除張申府最終沒有落實。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舉行第四次代錶大會。大會展開激烈爭論，爭論的議題是統一戰綫。多數人建議改變共産黨的無産階級革命路綫，應同國民黨結盟。張申府發言反對，相信工人階級有足夠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任務。

當時，湖南代錶蔡和森說他幼稚可笑，他盛怒之下拂袖而去。周恩來在大堂過道截住張，說自己雖投統一戰綫一票，但也贊同張的觀點，勸張不要因一時衝動而退黨。張申府沒有聽從，並終於沒有迴頭。他說：「我脾氣壞，贊成我的是多數，我就乾；贊成我的是少數，我就滾蛋。我是個寜摺不彎的人，周恩來就不同，他是寜彎不摺。」

張申府再也沒有迴到共産黨內。他研究理論，又很有操守，但隻忠實於真理，而不能有絲毫妥協。他曾在《新青年》上以公開信的形式，批評在歐的中國工讀學生對馬剋思主義的幼稚和自毀的狂熱，要像英國和法國共産黨人那樣有學術生活。在他作為共産黨員的五年生涯裏，總是孜孜不倦地告誡他的同誌，思想革命必須和社會革命同步前進，對共産主義的承擔並不影響他啓濛的熱情。他把自己視作播種者，但播的並不僅僅是共産主義思想。他主張知識分子應嚮曆史負責。

一九三七年，張申府已是救國會在華北的重要領袖之一。而救國會也成為後來的中國民主同盟的一支重要的進步力量。抗戰勝利後，國共雙方的矛盾逐漸突齣，中國的和平非常脆弱。張申府寫瞭好幾篇文章。他也直言不諱地批評執政黨，質問內戰雙方：究竟是否還承認和平建國綱領為有效？是否必須慘殺多少無辜愚民之後纔能使其有效？張申府的懇求，沒人能聽得進去。

一九四八年十月，張申府在儲安平的《觀察》上發錶一篇《呼籲和平》的文章，這一下惹瞭大禍。張申府還記得，幾個月前中共也作過這樣的呼籲，但此時，戰局已發生根本性的逆轉。中國共産黨領導的解放軍，在戰場上已取得上風，正打得順手。他仍在呼籲：「必須先民主瞭，然後纔能和平；必須和平瞭，然後纔能統一。」「戡亂不能止於亂，革命不能止於革……當真雙方都要和平，那就應該立即停下來，而不該再打。」

張的《呼籲和平》發錶一個月後，遠在香港的民盟總部，以張申府「顯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為罪名，開除瞭他的盟籍。這和一九二三年的比揚古大會開除張申府黨籍有些相似，同樣都是以隨意拼湊的方式，在當事人缺席的情況下將其開除。

有所不同的是，前者有共産國際過問，決定終未成為事實。這一次是有即將奪取大陸政權的中國共産黨作為幕後支持，那是不可改變的。還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前一次是大傢不喜歡張申府的驕傲自大，便以這個理由開除他。這一次並不說齣真實理由，而是以「人民」的名義開除他，戴帽子的政治傾嚮加強瞭。

接著，中共報紙《人民日報》在頭版位置，「痛斥張申府等賣身投靠」，罪名由「人民敵人」升級為「賣國賊」；由張申府一個人變成瞭「張申府等」。接著，已經帶著子女到瞭解放區的張申府太太劉清揚，在《人民日報》刊登離婚啓事，與「人民公敵張申府」斬斷關係。在香港，批判張申府的「打鬼活動」熱火朝天。孟超一篇《張申府的狐狸》批判文章，稱張申府的《和平呼籲》是他與國民黨軍政大員的二重奏、三重奏；是他民主畫皮的最後落下，露齣他真正的賣國本性；把張申府清理齣民盟，一如清除賣國賊汪精衛；揭露張申府的狐狸尾巴，目的是把他趕迴到他真正的主子身邊。

這時，《觀察》已被國民黨封閉。張申府在北平僅存的無黨派評論刊物《自由批判》上，發錶題為《理性與狂妄》的文章。

張還是以哲學傢的理性昭告世人：「我呼籲和平，目的是促進民主，雖然在目前的情況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必須嘗試。我自十八歲參加革命起，我就忠實於我的信仰，機會主義的壓力是不能使我改變的。」在中國，壓力之下而不改變信仰，要付齣怎樣的代價，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一九四九年以後，作為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在生活上得到不錯的照顧，但精神上的痛苦卻是難以名狀，他過著不準說話、不準寫作的日子。事實上他已變成沒有實體的存在。當隻有一次講話機會時，他無懼因言獲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章伯鈞受批判，由毛澤東給他定性，無人敢替他說情，張申府卻站齣來說話瞭。他認為章伯鈞無原則性錯誤；章伯鈞所說的組織政治設計院，還是值得考慮的。

張申府成為右派，但拒不「悔過」。張申府像他胞弟、著名學者張岱年一樣，活到鄧小平和鬍耀邦主導撥亂反正。一九八五年七月，中共總書記鬍耀邦派中央辦公廳和中央統戰部的有關人士給張申府送瞭一籃荔枝，以錶揚他對中共革命和祖國的貢獻。老人感到十分意外，並感謝黨對他個人的關懷。

七九年十一月，研究中國現代啓濛運動史的美國專傢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北京國傢圖書館會客廳，與八十六歲的張申府首次會麵。其時，張申府已在中國公眾視綫中消失瞭整整三十個年頭。首次會麵，張申府就感嘆「說實話的時間不多瞭」。隨後的五年，他在他王府倉鬍同的傢中，多次接受舒衡哲的訪談，迴首往事，再現當年情景。一位被中國革命史籍忽略的早期革命傢，又走到公眾麵前，一個被緊閉的視窗，又重新打開，可惜的是，這一視窗打開得太晚，時間也太短。一九八六年六月，張申府去世，享年九十三歲，《人民日報》稱他是「黨的老朋友」。

其一生發錶的關於哲學、政治、社會、人生的文章，不僅對當時社會進步思想的傳播起瞭積極的作用，而且對後人研究近現代思想文化史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編者張燕妮是作者的女兒。本書《編後記》：張申府先生一生著述甚豐，其中行世的多為哲學論文，散文、隨感則鮮為人知。1931年，神州國光社曾刊過散文集《所思》，1986年，三聯書店又再版重印，但印數有限，很快就銷售一空。現應中國廣播電視齣版社之約，編者悉心收集瞭先生手稿和散見於書刊雜誌中的散文，擇其要者，略加整理，按發錶的時間先後，輯成此書。張岱年作《序》。全書分《隨感錄》、《所思》、《重感》、《星期偶感》、《人間閑話》、《街頭碎語》、《傢常話》、《憶舊錄》諸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