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说

中国文化的传递，在正式图书出现以前，除口传外，记事传递的方式可分两个阶段：一是文字产生前所采用的结绳、契刻和图画，以实物和形象来记录，可是传递起来比较困难；二是文字产生后以甲骨、钟鼎和石鼓为载体，以文字记事来保存和传递文化，但它们仍然缺乏广泛流通这—图书的重要功能，所以还不能称为正式图书。

中国的正式图书应该说创始于周秦时期的竹木简策，其后历经帛书和纸书等相承和交错阶段。它们承担了二千多年中国文化薪火相传的主要职责。为了明了在这漫长行程中文化传递的痕迹，就需要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图书文化。中国的图书文化包含着图书的制作、典藏、整理、编纂和流通诸方面。剖析和阐述这些方面的成就将会自然地显示出中国图书文化的历史价值。

中国图书的最早载体是竹木，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周秦简书的实物。这些竹木载体需要经过成套的去湿防蠹以便于书写的炮制程序，然后方能成为记录知识的专用载体。我们的先人就用这些专用载体记录着政府法令、学者论述、大事纪要和医方等等。比竹木简牍略晚一些使用的专用载体是缣帛这类丝织物。缣帛书是中国图书形态的中间阶段。它与简书、纸书上下参错。纸的发明、改良和纸书的流通使中国文化的传递得到廉价而可靠的依托。这对推进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前提，并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唐以前的中国图书，主要是手写本；唐以后由于新的印刷工艺出现，加速了文化的传递和传播。唐的雕版、宋的活字和明的套印是中国图书文化中印刷工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

纸和活字印刷的发明和发展，使中国文化的保存和传递获得亍便利和推动；也使中国图书文化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享有两大发明的荣誉。

图书的装帧随着保护和求美的要求而日益发展。简书开始使用卷轴，帛书在卷轴外有折叠式的方册，纸书除继续部分地使用卷轴外，大部分都采用册叶，从而先后出现了经折、龙鳞、蝴蝶、包背和线装等等不同型式。这些不同型式，不仅有保护图书的作用，还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其中包背装更为当今世界上图书装帧形式所取法。

中国文化遗产丰富，在手写简书阶段已有“学富五车，”“积如丘山”的称誉。保存这些财富主要靠官藏。历代都有藏书处所和相应的管理机构，如汉朝“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清朝的“南北七阁”，至今犹可考见规模。私家藏书，唐宋以来日盛，唐代李泌已是“插架三万轴”的私人藏书家。藏书事业的发展，使纸张、印章、款式、装帧、版本各方面，都相应而有所改进，使图书文化内容益增灿烂。距今四百余年的明范氏天一阁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I，它的规制和管理办法至今啧啧人口。其它藩府、地方衙署、书院和寺庙也都有专藏。所有这些编织成一整套典藏图书的体系，使中国图书发挥保存文化的功能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局面。

大量的藏书如不加部分类次则不便使用，历代王朝都有求书、校书活动，并实施一套收集、整理、典藏等措施。图书整理工作的首要问题是分类。中国图书分类的最大特色是建基于学术分类。把图书按学术性质进行分类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所说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孟子所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对图书分类的类下分目有启示作用。秦朝的图书据知至少有国史,诗,书、百家语、医药、卜筮、种树、法令等八类。汉朝由于积极求书，藏书数量激增，汉武帝时便有“积如丘山”的感慨。汉成帝便于河平三年派著名学者刘向主持整理国家藏书工作；刘向第一次提出，图书分类的六分法，即按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来区分图书。刘向与子刘歆共同撰写的《别录》和《七略》是中国最早的提要目录和分类目录。它比西方的图书分类早达千余年之多。后来，中国又出现过四分、五分和七分等分类法。公元7世纪时，中国图书分类正式确定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以后虽然有些目录书没有完全按照这一分类；但大多数古典目录书都采用这一分类。 ‘

为了使人们能通过图书世代相传地继承和吸取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首先要识字和掌握最基本的常识。于是就有一套比较完整而系统的启蒙读物普遍流传，承担灌输知识的任务。这些启蒙读物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三百千之类图书。三百千之类的图书，在过去的时代几乎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从中接受这种识字教育。在完成蒙学教育以后，有些人便开始接触以儒学思想为主的各种学识，于是有儒家经典结集的十三经，有自古至明的史事总汇二十四史，有涉及各流派的诸子百家和包含诗文词曲的别集、总集之类。经史子集是传统文化的主要汇聚点。

图书的数量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日益增多，对弘扬中华文化起到重要作用，但给收藏、省览和翻检却带来了某些困难，于是从魏晋以来就出现了类书、丛书等图书的再编纂活动。首先出现的是编纂资料汇编式的类书。最早的类书是魏文帝曹丕敕撰的《皇览》。这部八百余万字的大书，虽全书已佚，但却开后世官修大书之端，对收藏、利用与保存文献有重要作用，并在某些方面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以后梁有《寿光书苑》、《华林遍略》；北齐有《修文殿御览》；唐有《艺文类聚》、《群书治要》；宋有《太平御览》。《册俯元龟》都是千卷大书。明有《永乐大典》，清有《古今图书集成》，篇帙更多达一、二万卷。丛书为群书之府，南北朝时的汇集地记，宋初的编纂佛藏以及宋朝的综合性丛书《儒学警悟》和《百川学海》都是丛书.明清两代，丛书的编纂，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越前代，尤其是清乾隆时所编《四库全书》更为突出。它不仅丰富了国家藏书的复本量，并对中国二千多年封建时期的文化遗产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理，虽然为了维护和加强其统治的政治目的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损伤，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起的流传和保存作用，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中华民族是善于继承、选择和融合不同文化的，她不仅包含了汉文化以外的各民族文化，而且吸取了佛家等宗教文化。这样，中华文化就在不断吮吸新鲜乳汁，注入新的活力，推陈出新，使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永葆青春，成为民族的主要精神支柱。

当然，以图书为主要传递途径的中华文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毫无艰险的。秦始皇焚书就是统治者摧残文化的恶例，历代的兵火变乱和改朝换代也都给图书造成了厄运，因而有五厄以至十厄的概括，以至清朝对图书的禁毁，都对中华文化的传递产生了消极的作用。

中国图书在国内的流通开始很早，官藏从周秦以来，一直进行有限制的开放，在特定范围内流通；私藏则往往通过赠与、借阅和传抄等形式流通。至于作为商品上市则从东汉已有书肆的记载开始,历代都有书坊、书铺和书贩承担着国内的流传任务。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域外流通。它使中华文化得以普及四方。日本在公元8世纪所编的《日本国现在书目录》就记载唐时日本已收存汉文图书近二千部，其中包括医学、诗歌、礼仪、历书等内容。明代在派使出访时往往带图书作礼物，外使来访也往往得到赐书。这些交流对友抨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都有所影响。它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增进了与友好国家的友谊。

中国的图书文化在进行中华文化的传递、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启迪人民的智慧和开展各国间的文化交流诸方面无疑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历史价值，可以毫无愧色地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可惜的是，人们对中国图书文化知之较少或知之不深，所以感到有必要加以介绍。为了使读者阅读时脉络清晰，上篇主要以图书为主体，讲述图书的出现、发展和历史经历，使人们了解文化传递主渠道的概况；下篇主要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几种汇聚点，虽然知道并没有讲完整，但了解这些集结点，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似乎也大致可以满足需要了。至于这种设想是否恰当则有待于读者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