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生到恐怖分子

“红军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学潮。当时，殖民主义以及冷战结束，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经历“二战”以后最大的“婴儿潮”时期(1946-1964年)。这时期出生的德国青年一代，以反叛的方式逐渐爆发，他们走在反对种族歧视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反帝国主义的最前线，他们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否定西方的民主，以及当时仍在发展的人权观念。

除此以外，东、西德的战后“消灭非纳粹化”运动的失败，也使当时的左翼青年感到愤怒。在他们看来，“消灭非纳粹化”运动毫无作用可言。更让他们感到不满的是，一方面，德国共产党自1956年起就被非法取缔；另一方面，前纳粹主义分子仍官居各大政府要职。比如，联邦德国的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就任用纳粹党的汉斯。格洛布克作为首相秘书。

接下来发生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加速了矛盾的激化。1967年6月2日，在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访问西柏林时，学生们的不满演变成了抗议。当时，海外被流放的伊朗人得到了德国学生的广泛支持，当伊朗国王访问柏林歌剧院时，那里早已有一群学生在聚集抗议。在歌剧院抗议期间，一名学生叫班诺欧。诺所格首次参加抗议集会，然而，他却被警察开枪击中头部。

开枪的警察卡尔。海因兹。库拉斯在审判中宣布无罪释放。在渐渐认清国家和警察的残暴后，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对诺所格的死感到十分愤怒，更对政府感到失望。这种失望，逐渐化为更多暴力行动。

1968年，古德伦。安司林和安德列亚斯。巴德尔，以及随后加入的托尔瓦。普罗和霍尔斯特。旬赖，在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公司纵火，以示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这两场火灾造成了70万马克的损失。2天后，也就是1968年4月2日，他们被捕，并被判刑3年囚禁于重刑犯监狱，相对于前面警察的无罪释放，这场审判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出乎意料的严重。

4名被告受审期间，还是记者身份的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在当时著名的左翼政治刊物发表若干篇文章，对巴德尔等人表示同情。她本人更在杂志上评论道：“如果一个人放火烧一辆车，那就是犯罪。如果一个人放火烧成百上千辆车，那就是政治行动。”

到了1970年，“红军旅”正式成立了。在这个主要由大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中，他们自称是共产主义的“城市游击队”，反对越战，称美国和联邦德国推行帝国主义，憎恨资本主义和纳粹，梦想建造一个平等而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当然，是用他们认同的那种极端方式来实现。

同年，十几名“红军旅”成员在巴勒斯坦接受当地恐怖组织的军事训练，学习如何使用枪和炸弹。返回西德后进行了一系列恐怖活动。他们抢劫银行、纵火烧毁房屋、用炸弹袭击驻西德美军营地。用暴力来实现所谓的理想，一场恐怖活动的序幕就此拉开。

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红军旅”把攻击目标锁定在西德经济、金融和政界的高层人物身上，先后制造了多起血腥暴力事件。在这些牺牲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长串的名人：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等商界名流，也有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德国托管局局长罗韦德尔等多名政界要人。

尽管“红军旅”将自己标榜为不折不扣的反纳粹主义者，但正如英国《泰晤士报》评论的一样，“他们的伪装下，其实是另一个赤裸裸的希特勒”。

恐怖的“德国之秋”

到了1977年，“红军旅”的恐怖行动达到了高峰。在绑架及杀害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那44天，他们制造了让后人毛骨悚然的“德国之秋”。

这一行动起初是为了逼迫西德政府释放在押的同伙。1972年，德国法院以多次投放炸弹的罪名将11名“红军旅”元老判刑，关押在斯图加特的斯塔姆海姆监狱。“红军旅”第一代核心首领安德列亚斯。巴德尔和古德伦。安司林也在关押之列。而另一名核心领袖迈因霍夫，因不堪审问折磨，于1976年在狱中上吊自杀。

尽管作为“红军旅”的核心与智囊巴德尔等人在监狱里指挥着武装斗争，但在他们被关押的5年时间里，外头的“红军旅”中又形成了第二代领导核心。如果说，巴德尔那一代的“红军旅”的宗旨是反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不公正现象，消除纳粹给德国带来的阴影的话，那么，在1977年秋天之后，“红军旅”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初衷相差甚远。他们的目的，仅是解救同伙而已。为此，他们愿意不择手段。

1977年9月5日，当时的西德电视新闻是这么记录的：“这条公路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两辆奔驰被枪打成筛子状。车旁边停放了四具尸体。尸体被布遮盖着，看不见死者的面部。”这一天，“红军旅”袭击了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车队。施莱尔的4名随从当场毙命，施莱尔也被绑架。

对于“红军旅”来说，施莱尔是再合适不过的头号绑架对象了：他利用国家社会党发迹，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属于最有权势的大老板之一。

虽然人质在“红军旅”手中，但西德政府对这种讹诈并没作太多理会。当时的西德总理施密特担心，一旦释放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就会组织新的恐怖行动。他在人质被绑架4个小时之后发表了电视讲话：“绑架者肯定会听到我的讲话。他们也许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但他们不要抱什么幻想。恐怖主义是没有前途的。”

随后的44天中，西德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西德首都波恩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装甲车行驶，所有政府部门都围上了铁丝网，联邦刑侦局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通缉行动：他们搜查了几千户住宅。如果家里没有人，警察就破门而入。警察们不仅散发了几百万份有被通缉者照片的传单，还公开了犯罪嫌疑人的声音。议会也以从未有过的速度颁布了一项法律：禁止“红军旅”囚犯之间发生任何接触，也不允许他们与自己的律师交谈。因为在政府看来，所有的恐怖活动都由这些在押的“红军旅”首领策划。

就在警察几乎抓到了绑架者的时候，“红军旅”给西德政府寄去了施莱尔的录音带。在这卷录音带里，施莱尔声音沙哑：“我在目前的处境下要问一下，到底还要发生什么事情才能促使联邦政府下决心呢？我已经被恐怖分子关押了5个多星期。”

随后，西德各大报纸上都刊登了“红军旅”为施莱尔拍的“催人泪下的照片”：他头发蓬乱，一脸倦容。手里还拿着一块牌子：“红军旅”的俘虏。

那边厢，“红军旅”的国际同伙们为了响应他们的行动，也给西德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1977年10月13日，4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德国汉莎公司的兰茨胡特号飞机，机上载有87名乘客。恐怖分子打死了机长，并威胁说如果不释放关押在斯塔姆海姆的“红军旅”人物，他们就要处死人质。飞机降落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这就是轰动世界的“摩加迪沙机场劫机事件”。

5天后，西德政府终于下定决心。一支西德特种部队“边防军第9大队”成功冲进了飞机，制伏了恐怖分子。几个小时之后，这一消息上了广播：“被恐怖分子绑架的86名人质被解救。联邦内政部发言人证实了这一消息。”

当晚，彻底失望的巴德尔和拉斯沛双双在牢房里用手枪自杀，女恐怖分子安司林也用电线悬在铁窗上自尽。

一天之后，人们在一辆汽车的尾厢里发现了施莱尔的尸体，他被人从后脑打了一枪。“德国之秋”结束了，巴德尔等人的自杀也标志着“红军旅”走向衰落。尽管在随后的十几年，第二第三代的“红军旅”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活动，但早已没了当时的声势。

1998年8月20日，在德国科隆的路透社公开发表了“红军旅”长达8页的自行解散报道：“28年前，也就是1970年5月14日，‘红军旅’在解放行动中组成，今天，我们终止这项计划，‘城市游击队’从此成为历史。”报道还在结尾引用了罗莎。卢森堡的一段话：“革命说：我曾在、我存在、我依然如此。”

神秘消失的尸体

4名在监狱自杀的“红军旅”领袖，巴德尔、迈因霍夫、拉斯沛和安司林，他们的尸体并没有得到完整的保存，而是被当局保存起来，用于科学研究。尽管，按照法律，未经当事人生前允许摘取器官是违法的。

据传，科研人员对这些人的“杀人如麻”难以置信，很想知道杀人狂的大脑结构到底与平常人有何不同，进行过多次试验。比如，将迈因霍夫的大脑与另一个连环杀人犯的大脑进行比较。

据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除了迈因霍夫的女儿经过争取后，获得当局批准，取回母亲的大脑安葬外，其余的大脑全部失踪。负责对这批大脑进行研究的德国戴宾根大学神经病研究所所长迈耶曼说，他捉摸不透大脑为何失踪。这一系列有关大脑的研究，可以反映德国当局对这些革命刽子手所抱有的一种近乎病态的痴迷。BBC还曾报道，一组医学人员在未经当局同意的情况下制作了一个巴德尔的面具。

不管怎么样，很少有人知道，当时政府到底对这些尸体做过什么，这一直是德国的一个谜。德国有画家还以迈因霍夫的死为主题，做了15幅写实主义风格的灰泥浮雕画，引起很大反响。

那一段扭曲的历史

时代周报记者马欢 实习生 肖素吟

这是德国一段扭曲的历史。

电影根据记者斯蒂凡·奥斯特80年代畅销书改编，讲述20世纪70年代德国极左恐怖组织“红军旅”的兴衰史，片名就是该组织两个首领的名字。在冷战的背景下，该组织成员以德国“国家道德腐败”为由，犯下多起暗杀、爆炸、攻击以及绑架的罪行。当时曾引起德国一部分年轻人的崇拜，把恐怖分子视为英雄。

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充满了炸弹袭击、谋杀等恐怖主义的威胁，加上对渗透进内部敌人的恐惧，极大地动摇了德国脆弱的民主基础。

深受纳粹影响的一部分激进的年轻人，在安德里亚斯·巴德、乌尔莉克·迈因霍夫和古德伦·艾斯林领导下，掀起一场战争，反对他们认为的新法西斯主义：美国支持扶植起来的西德政府，其中许多人历史上曾是纳粹分子。这些年轻人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社会，但是采用了不人道的手段，他们频繁制造恐怖和流血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完全丧失了人性。他们反对西方对中东、越南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他们解释社会、政治和司法战争，成立了“红军旅”。他们偷盗汽车，抢劫银行，在百货公司纵火，劫持飞机，暗杀那些在社会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焦点人物。然而整个事件渐失去控制，并且以血腥恐怖结束，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无法估量。

电影最初强调的是飚车、身手矫捷的女人、政治雄辩和伪装，却惹来美化恐怖主义的非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扮演红军派关键人物的几个演员的演绎下—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玛天娜。姬迪)、安德列亚斯。巴德尔(莫里兹。布雷多)和古德伦。安司林(乔娜。沃卡莱克)—电影剧本的瑕疵可以说是出乎意外的少。

尤其是巴德尔，尽管他有着邪恶魅力，他被描述为一个肤浅的、重视外表的伪君子。他以牺牲无数无辜的生命，来实现自己好莱坞式的亡命幻想，这样一个濒临精神病边缘的人并没有什么地方特别吸引人。当理想主义幻灭，取而代之的是卑劣的指责和阴险的玩弄时，“红军旅”的成员毫无帅气可言。

不管这部电影是不是对巴德尔的真实写照，他的团伙有多大争议，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的，那就是尽管导演埃德尔和编剧艾兴格对这些中产阶级地下斗士感到着迷，但是他们仍决心不让“红军旅”轻易过关。

他们用公正的眼睛纪录着红军派血淋淋的恐怖袭击，类似纪录片的风格延伸着整部电影：埃德尔和艾兴格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其中的对话，也是尽可能地建立在真实的演讲文件或宣传文档；档案脚本和摄影提供了视觉美感的关键。但是相对的，这其中就出现了某些相当沉闷的情节—迈因霍夫和安司林之间经常翻天覆地大吵大闹，针锋相对的言语也让受众难以消化。

该影片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尽管通过研究并且按照真实故事导演，但却很难触动观众。随着影片的播放，观看的热情也在慢慢冷却，而且最后“红军旅”革命热情堕落为沉闷的幻灭，这些都使电影显得冗长、残酷。

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也许很难想象，如此残暴的“红军旅”成员，大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在最初的17个核心成员中，包括十个大学生、两名律师、两名记者、一名医生、一名摄影师，只有一名体力劳动者。尽管他们家境良好，大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政治理念十分极端。在“红军旅”影响最盛时，法国哲学家萨特甚至曾亲赴监狱看望巴德尔，引来世界关注。

领导人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如果仅仅看表面，很多人会认为她是个“相当漂亮的女人”，但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腼腆的美女的名言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将要贯彻游击队思想……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死重于泰山，一个资本家的死轻于鸿毛。”

迈因霍夫在26岁时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但不久之后，她就离开了丈夫，并辞去了报社的工作。很难想象，两位孩子的母亲在这时已经将自己的绝大多数时间，用来策划并参与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了。

在评论“红军旅”时，德国前外长，曾经的西德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菲舍尔说：“暴力，哪怕是有限的暴力，也是错误的。”

安德列亚斯·巴德尔 Andreas Baader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团伙取名自两个首领的名字，其一就是安德列亚斯·巴德尔。巴德尔热衷惊险刺激而潜在暴力的事物，这使他投身到左翼学生运动中。1968年，他与女友安司林在法兰克福一家百货商店纵火被判刑收监。1970年5月，在还是记者的迈因霍夫协助下，他逃离了监禁，所谓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就诞生了。

1972年6月1日，巴德尔与成员杨-卡尔·拉斯沛和霍格·麦斯被逮捕。在被监禁的4年中，他受到审讯并被判犯有包括谋杀在内的多宗罪状，这是德国历史上最漫长和昂贵的审判。1977年10月18日清晨，巴德尔与安司林和战友杨-卡尔·拉斯沛在斯塔姆海姆监狱集体自杀。那一天被称为“死亡之夜”。

乌尔丽克·迈因霍夫

Ulrike Meinhof

迈因霍夫的父母早逝，乌尔丽克和妹妹由母亲的好朋友雷娜特·里梅克照顾。里梅克是一名忠实的社会主义者，对她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

迈因霍夫后来嫁给了一份左翼学生报的出版商赖纳，几年后成为该报主编。1962年，两个女儿出生，她与赖纳分道扬镳，并倾向于极端激进的学生运动。尽管“红军旅”取其名字来命名，但正如设想的一样，迈因霍夫并非该团伙的第二把手(巴德尔和女友安司林领导着整个团伙)。1972年6月5日，她被逮捕。

被监禁的4年中，其他成员对她的置之不顾使她越来越消沉。1976年5月9日，迈因霍夫在斯塔姆海姆监狱上吊自杀(尽管有人质疑这一官方说法)。

古德伦·安司林

Gudrun Ensslin

与许多人的猜想相反，正是古德伦·安司林，而非迈因霍夫，真正稳坐“红军旅”的第二把交椅。在20世纪60年代，古德伦是一名政治思想活跃的学生。1967年6月2日的柏林示威游行中，古德伦就在学生班诺欧。诺所格被杀的现场。

示威结束后，她来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当地的办公室，歇斯底里地嘶叫着：“法西斯国家就是要把我们全杀了啊！以暴制暴才是唯一的出路。”

1970年5月，“红军旅”的恐怖活动达到顶峰。1972年6月7日，安司林在汉堡被逮捕，她受审并被判刑。关于她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她在监狱上吊自杀，另一种则说她被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