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品清（Hu Pin-ching,Patricia），当代法国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翻译家、作家，有着传奇的人生旅程和丰硕的文学业绩，堪称中法文学交流史上的奇女子。

胡品清192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其父胡一东为黄埔军校教官，不幸于1926年病逝于北伐战场。幼小的胡品清跟随祖母住在江西南昌一幢乡村别墅，在那里度过了寂寞而丰盈的童年。受经纶满腹、能诗善画的祖母严格管教，她五岁就开始背诵四书五经和唐诗三百首，打下坚实的中国文学基础，造就了多愁善感的“诗心”和个性。在赣江之滨完成小学学业后，她随之进入江西一所教会女中，广泛吸取西洋文学知识，培育了她日后接受多种语言文学的兴趣和能力。1937年，她在江西文庙以头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浙江大学英文系。在抗战的烽火中，她跟随浙江大学西迁，由杭州转往宜山，进而徙至遵义，饱尝兵燹战祸的磨难。1942年，她从浙大毕业后，先后任过中央通讯社英文部编辑、伊朗大使馆英文秘书和法国大使馆新闻处译员，结识了时任法国武官，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雅克·吉耶马（Jaques Guillermaz）将军，其生命之旅发生了剧变。“感情是无疆界的”。博学英俊的异国公子和中国旧诗词培育出的灵秀少女相遇，一如童话中王子与公主邂逅，便演绎出悲情浪漫的跨国婚恋。1949年，胡品清在南京戴上了面纱和指环，跟随吉耶马去了法国，做出了她人生里程的第一次重要选择。一年后，她又随夫婿派驻泰国曼谷，一住就是六年。湄南河的流水，流不断中国新娘的异国乡愁。在此期间，她曾有李清照式的诗集《湄南集》问世，生动地抒发了她寻觅飘零的心态。1957年，吉耶马夫妇返法，定居“香水城”巴黎。胡品清没有想到，这一“居”，又是六个春秋。深居滨河公寓的她，常常怔怔地临窗眺望静静流淌的塞纳河和巴黎圣母院的巍巍钟楼，更添几多新愁。一如胡品清后来所描述的，这位唯情主义和唯美主义的飘泊者，并没有如她所向往的，在巴黎“这文艺王国”，寻找到“拉马丁的温柔”，而“只感到自己变成了加缪笔下的异乡人，对生存的荒谬感愈来愈强烈，寂寞也愈来愈浓”。她所追寻的美丽的温柔、永恒的爱，以及跨文化的交融和心灵的契合，都化成了幻影！东方“公主”与西方“王子”的浪漫爱情，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在“香水城”寂寞难耐的六年中，孤独的胡品清依然执著于自己所喜爱的文学交流事业。她在巴黎大学研究法国现代文学，通过了博士候选人的资格考试，后虽因眼疾和婚变未如期完成博士论文，但她用法文写了一本新诗集《彩虹》（Arc-en-Ciele），编译了一部《中国古诗选》（La poésie chinoise anciene）和一部《中国新诗选》（La poésie chinoise contemporeine），并与台湾现代诗坛前驱覃子豪相识。在20世纪中法文学交流史上，胡品清是继梁宗岱、徐仲年、罗大冈等之后，又一位在寄寓国用法语写诗和译介中国诗歌的诗人。她与台湾诗人覃子豪的相遇相知，加速了她对人生再次选择。1962年，胡品清下决心清理自己的感情，只身回到了台湾。她应大学时代老师、台湾阳明山文化学院（文化大学前身）开山人张其昀先生之邀，上山筹办法文系，执掌教席。从此，这位敏感多情、漂泊有年的“美丽的异乡人”，便以山林为伴，教书、写作，和大自然对话，享受凄美的寂寞岁月，直至生命终结。

胡品清教授在阳明山文化大学执教达45年之久，曾任法文系主任，教学之余，潜心翻译写作，退休之后仍笔耕不辍。她用中、英、法、德四种语言阅读，用中、英、法三种语言写作，成为台湾难得的三声道作家和翻译家。除中英、中法互译外，她还创作诗歌、散文、短篇小说等。据《文讯》编辑部统计，她的各种创作、译述及编著总共110册，分别在台湾、纽约、巴黎和北京出版，这在台湾文界是少见的多产作家。她的外文代表作有：英文《李清照评传及英译〈漱玉词〉》、《漫谈中国古典诗词》等，法文《法国文学简史》、《文学漫步》、《法国文学赏析》等。她的重要论著有《现代文学散论》、《西洋文学研究》、《法国文坛之“新”貌》等。她的代表性文学创作有诗集《彩虹》（法文）、《人造花》等8种，散文集《胡品清散文选》、《彩色音符》等19种，小说《胡品清自选集》（短篇小说），诗文合集《梦的船》、《晚开的欧薄荷》等10种。她中译法的译著有《中国古诗选》、《中国现代诗选》等，法译中的译著有《法兰西诗选》、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等及数量可观的编著，真可谓著述等身。鉴于胡品清为中法文学交流事业所做出的卓越建树，她曾荣获法国政府颁赠的棕榈饰学术骑士勋章和法国文化部授予的一级文化勋章。

作为徜徉在中法文苑的诗人和散文家，胡品清有着独立的美学理想和风格追求。她把“自我”分为“大我”和“小我”两部分：作为传授、研究法国文学的“专业”教授，她要把精力和智慧献给她“庄敬”的岗位和事业，献给社会和群体；作为“业余”写作的诗人和作家，她要倾其技艺和才情塑造“小我”的无瑕形象：一个唯爱、唯美、唯情、温柔、细腻的女性形象。她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是纯女人，感情至上”（《画云的女人·自序》），“在我的心目中，女人该是美与爱的化身。她该唯美，她该唯情，她该温柔，她该细腻。假如她是作家，她该写纯粹的诗，如诗的散文……”（《万花筒·自画像》）她不止一处地强调：“每人都有大我与小我的两面，只有圣人才是例外。我用岗位实现庄敬的大我，用诗文词曲呈现艺术的小我。”（《不投邮的书简·代序》）写作“是小我之实现”，“我需要写作装饰心灵之一角，使生活美丽。假如人生中只有大我，生活会是多么荒凉！”（《慕情·月夜艺语》）为此，她蛰居山林，真诚地写作。在形式方面，她一直听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所说：“请永远做个诗人，即使在写散文的时候。”在内容方面，她一直遵照法国诗人亨利·米修的名言：“只需要一种情感作为基础，然后建筑一个世界于其上。”（《芭琪的雕像·自序》）她是一个纯情主义作家，她的文学世界就是她自己：她的生活，她的感受，她的梦想，她的寻求。她曾多次申言，她不是真正的作家，“只是一个真实的记载者”（《砍不倒的月桂·我的散文观》），真诚地面对自我，记载她自己的生活、美感经验和真实的心声。她这样写道：“不但我的散文和诗是记载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心灵感受，即使小说也不是虚构的传奇。总之，我的作品所表现的便是我这个人。”（《梦幻组曲·序》）的确，她所有的作品都出自她个人的生活经历，真切地表现了全然由中国古典诗词培育出的旧式才女和西洋现代仕女浪漫型的结合体，这就使得她的作品带有某种自传性质。读她的创作，无异于读她这位“奇女子”的传记，而这正构成了她整个作品的情愫和风格。

如此，她作为诗人，“只为纯艺术而写诗，只为生活艺术化而写诗，只为不被注意、不受重视的真、善、美、纯、恋而写诗”。（《冷香·自序》），她的诗作歌吟的是“真的永恒、善的永恒、美的永恒、爱的永恒”（《人造花·序》），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张其昀先生曾这样评价：“观品清之诗，遣韵必谐，摘辞必丽，其调必工，结义必远”，称赞她“想博综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传奇的精神遗产，复吸收西洋文学的新血液，直抒胸臆，由旧转新，故其作品风格高举，气韵生动，询不愧为文艺创作。”（《胡品清译诗及新诗选·序》）名评论家史紫忱则说：“胡品清的诗有淡泊的悒郁美，有哲学的玄理美，有具启发力的诱引美，有外柔型的内刚美，还有诗神在字里行间翩然起舞的韵影；她的文字用东方精神作骨干，以西方色彩做枝叶，风格清新，意象独特，笼罩万古长空的‘无’和一朝风月的‘有’，像一杯葡萄酒，既醉人又醒人。”（《最后的爱神木》）这决不是溢美之辞，胡品清不少优秀诗篇确实达到了这种完美的艺术境界。

而作为台湾文坛独树一帜的散文家，胡品清的散文创作特色是，“在写散文的时候，仍然尽量做个诗人”（《胡品清散文选·序》），以诗入文，以书简、手记、小品、组曲形式，“在华冈的夕照晨曦下，摘星听雨”（张瑞芬《文学两“锺”书》），用诗情画意雕塑散文，其成就和影响，决不低于她的诗歌创作。她的散文，“不论是庄敬的或美丽的，不论是主情的或主智的”，不论是抒怀或咏物、写景或叙事，都是按照波德莱尔所说过的“请永远做个诗人，即使是在写散文的时候”这一名言而写成的，文字简洁隽永，富于诗的意境和韵味，从而使她的散文具有一种诗的特性：“精致的语言，独特的意象，音乐的和谐，高远的境界”。（《不碎的雕像·自序》）她的短篇小说数量不多，也多采用诗化和散文化的手法，以诗情的笔致，写自我亲历的故事、痛楚和切身感受，保持一种唯美唯情的格调。如《童话》、《窗外的塞纳河》、《胸针》、《遗像》、《不朽的书简》等，完全可以当作优美的抒情散文来读，就其内含的诗性和意境，堪与她上乘的散文、小品相媲美。

读胡品清的诗歌、散文或短篇小说，我们不仅处处感受到“诗神在字里行间翩然起舞的韵影”，而且还会时时听到作者“一连串的爱的呢喃和情的独白”，听到她“喃喃呼唤着一个没有回声的名字”——她心中所藏匿的一个无瑕的名字，批评家称之为“单音独白”（张瑞芬《文学两“锺”书》）。胡品清是一个寻梦、织梦的诗人，似乎一直生活在梦幻中，若以弗洛伊德心理学角度来剖析她爱梦的心境，则如有研究者所推断的，是因为她“有许多愿望无法在现实里实现，而导致她在梦境里去寻求这些愿望的满足”（周伯乃《永恒的异乡人》）。因此，当她握笔塑造“小我”，不论是吟诗还是为文，总是情不自禁的沉浸在那花样的梦境中，无休止地呼唤她心中那没有回声的名字，执著于她对纯情、真爱和至美的追求，执著于一份没有实现的向往和期待。于是，她在作品中用无休止、没有遮拦地向人们诉说着永远也诉说不完的孤独和寂寞、凄楚和哀怨，引领着读者进入她所营造的诗国和梦境。对美的向往，对梦的执着，永不褪色、永不疲倦的呼喊、期待和追求，永葆青春少女的情怀，追寻人世间的真爱——爱人也同时能被人爱，这就是典型的胡品清，是胡品清的典型风格，也是她之所以获得许多年轻读者青睐的原因。

我们看到，胡品清所描写的花花草草，卿卿我我，永远是一种伤感的、小小的自我抒情，在思想和艺术的追求上绝无什么“大使命”、“大格局”，她所展现的“小我”世界，毕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的小世界，也缺乏阔大的视阈和广度。对此，胡品清有自剖的意识，她不计毁誉且有自己的执着。她承认：“被判定了住在深山里的我，生活层面比较狭小，我的文学世界也就不甚辽阔。”由于生活层面的限制，她“只能在古今中外的典籍中环游世界，在花花草草中，吸取智慧”（《细草·自序》），在自我的心灵中培植一方小小的园地，并坚持认为：“在作品中，没有‘不’健康的题材，只有‘不’艺术的对题材之处理。”（《花墙·艺语》）

她极力张扬艺术创造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她在《我的文学世界》一文中说：“为了构成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界，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必须。同样地，文艺的园地也该繁复，该让群芳竞艳。我们不能一味地贬损玫瑰，推崇铁树。假如一座花园中只有铁树，那个园子会是多么贫乏，多么暗淡。”

她始终坚守自己的美学信念和艺术信念，坚信只要她在自己的一方小园地——“小千世界”里辛勤垦殖，能“创造一点既艺术也不乏深度，既感性也智性的小品，也就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了。何况，从相对论的观点来说，草丛中的‘毋忘我’也是一种必须，否则乔木何以显得它的强劲与崇高？”

她总是唯美的，因为济慈说过，“一件美丽的东西即是永恒的悦乐”。

她总是唯真的，“因为她永远不会说谎”。至于善，在她的心目中，“那就是真与美的组合。”（《胡品清自选集·自传》）

这就是真实的胡品清，这也是她在真实、多样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中得以存在的价值和理由。（钱林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