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二十世纪的学术思想之思绪，对于世纪末的汉语学术界，是一项非但不可规避、更应主动承担的课题。因此可以问：二十世纪的学术思想被什么问题所纠缠，以致知识界不得不一再调整、修正学术的知识建构？在我看来，无论欧美还是汉语知识界，一百年来关注的实质性问题是现代现象。百年来的学术思想为了辨识这个现象，动员了各种曰益分化的知识性力量，积累了前所未有的人文一社会理论的研究成果。当今，“后现代”论对知识学的现代原则的攻击，使现代现象的面目更为复杂难辨。看来，在未来的世纪，学术思想仍将因现代幽灵的纠缠而费神。在这种学术语境中，反省百年来学术思想对现代现象的知性把握及其理论形态，确是一项迫人的课题。

现代现象本质上是源于西欧文化基因的社会演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理念的扩张，使现代现象与欧洲古代社会形态和理念形态出现裂痕。舍勒（MaxSchel－er）指出，对欧洲而言，现代现象（Moderne）是“事物和人的巨大变形”，其程度之深远和触面之广泛，远甚于欧洲中古向近代（Neuzeit）的演化。

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之演化，导致西欧文明以外的其他民族一地域的社会和理念随之发生现代性裂变，构成了二十世纪生活世界的基本现实。对百年前的中国士人而言，现代现象是中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由于现代化过程在中国是植入型而非原生型，现代性裂痕就显为双重性的：不仅是传统与现代之冲突，亦是中西之冲突。

如何理解百年来汉语学界持续至今的中西冲突论？汉语思想家中已有论者（梁启超、冯友兰）识察到，中西文化的价值理念之争（体用之争）实质为古今之争，即传统与现代之争。理性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出现、发展和全球化过程，引发了政经制度、文化理念和曰常生活结构的转型。百年前，中国社会也被猝然拖人这场历史的嬗变。汉语思想学术与欧美学术思想一样，在现代语境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现代现象的反应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目，用“鼓吹”或“反对”现代化来界定这些反应都过于简单化。

我将从社会理论的位置来审理西语和汉语思想学术的“现代现象”。现代思想学术的重大标识之一是社会理论的形成和扩展，如所周知，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与现代现象及其现代性问题纠结在一起的。社会理论与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决定性差异在于，前者是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想性学术。总结二十世纪的思想学术，首先值得关注关于现代现象的社会理论之建构——我谓之现代学。在思想学术域，也有一种“现代现象”，即现代幽灵游荡在人文思想和社会理论的言述中，“现代”语话可谓千姿百态。但是，言说“现代”并不必然是一种关于现代现象的知识学建构，它也可能是、而且经常是一种非知识性的个体情绪反应。现代学的知识言述尽管不可能摆脱个体旨趣和价值立场，然而，在现代学中，现代现象首先被实证知识性地推距为一个审视的对象，将现代现象先予客观化，以便有效地审视它，而非或激进、或保守地批判之。

现代化的历史变迁引发世界各国之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层出不穷的危机。百年来，德、法、英、美等国的社会理论对现代性问题已有相当深人和广泛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学术文献；汉语学界虽曰益关注中国之现代性，但社会理论的建构尚处于萌动期。不过，欧美学界关于现代现象的社会理论在“后现代”论述的攻击下已处于遑然状态。

本书旨在以现代性问题为焦点，审理百年来的欧美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观察和把握，

既非单纯评述，亦非系统论析，力求通过进入现代性问题的纵深来讨论迄今的社会理论的问题性。在考察欧美社会理论、探析现代性问题的思路中，我着意引人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毫不隐瞒地说，我是带着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来审理欧美的社会理论的，这基于一个个人的观点：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绝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因此，把对中国的现代性的思考引入对欧美社会理论的审理过程是有益的。

在本书中，中西二元景观因此将遭遇进一步的挑战：现代的问题性成为现代思想的主题，从根本上讲，这些问题对中西文化理念和社会形态的演化都是命运与共的。我并不打算抹煞或忽略现代性问题在中西方思想和社会中的具体历史差异，但我更愿尝试协调现代性命运的休戚与共和历史差异之间的张力。欧美的社会理论在基本构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均已有极为丰富的积累。建构中国的社会理论，既不可能撇开这些积累，也不应仅限于译述和套用，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才是值得尝试的思路。本书不想面面俱到地罗列排比欧美社会理论的主流论说，而是依自己的问题意识有选择地论涉（哪怕在欧美学界已被遗忘或未受重视的）切己的论说。这并不是为了建构所谓中国化或本土化的社会理论（这种提法乃基于中西二元景观），我关心的是，如何让中国的现代性经验参与社会理论的修茸，从而推进对困扰现代思想的现代性问题的把握。

我留学巴塞尔时期开始构思和准备本书。1987年我写完《拯救与逍遥》后，始研知识社会学，由此进入社会理论域。在我研修系统神学的同时，对社会理论仍葆有兴趣。即使在神学诸领域，我无处不遇到现代性问题，这促使我决意审理现代思想学术与现代性的关系。

1993年9月完成学业后，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属内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该所良好的研究条件和学风为我写作本书提供了基本保障，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ProgrammGrantsCommittee）的研究基金亦提供了资助。

本书部分章节曾刊于国内外的学术和文化刊物，统人本书时作了删增，但恐仍有一些重复的痕印。注释所引外文文献，书名及篇名均译为中文，以方便中国读者；人名则保留原文，凡欲进一步检索文献者，按人名均可在欧美的大学图书馆检索系统中查找到；文献出处，只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以后只注人名及书（篇）名。文章篇名用单尖括号标出，书名及刊名用双尖括号标出。文中强调性的词语或语句用楷体字，以示着重。

友人林道群一家、杨熙楠一家和沈文斌，对我客居香港的生活和研究关照入微，AkiyamaTamako提醒我留意到一些相当有参考价值的论著和值得细究的问题；叶嘉琪在打印文稿、查索图书方面协助甚力，谨致衷心谢忱。

学术思想有如行路，言路在思路中前行。本书仅是现代性社会理论的片断性言述的开端，笔者将在这种言述中继续切问近思。

——刘小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