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斯托芬在其剧作《云》里为哲人和非哲人描画的哲人肖像已经众所周知。按照这部著作发人深省的刻画，哲人被求知的渴望所消蚀，孤独地活在探究中。在选择探究对象的时候，他不让自己受制于爱国动机及社会利益，也不被善恶、美丑、利弊的区分左右。哲人不曾惧怕宗教的禁忌、多数人的暴力抑或无知之徒的嘲讽，他全部的注意皆投放在有关自然和语言的哲学问题，尤其宇宙论、生物学和逻辑、通由哲人犀利的心性、毫不妥协的探究方式、高人一筹的修辞力量，哲人影响了自己的学生，他们成了他的“同工”，一道从事着动物学实验、天文及地震观察，以及几何学测量。哲人的自持和坚毅促使他能够忍受伴随着其科学的困窘。比较而言，哲人缺乏温顺（或译“审慎”），虔敬和公正不是哲人借以闻名乡里的德性，威权与传统对他也毫无意义。当其革新其探究之际，哲人不考虑久负盛名的东西，同样不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学徒生于其间的关乎城邦生死命运的公共急需。哲人得以维持其探究的“学园”由自愿的捐献支撑，并居于隐微之地；像一个小水泡，与周围环境的连接仅限于交换卑微的些微空气。然而，学园的警备措施过于不利，进入学园的审批程序过于涣散，以至于任何一个园外人——只要他愿意——都可以在未经资格审查的状况下轻松闯入，耳闻目睹世界上最最耸人的哲学主张和论辩，诸如那荣耀于城邦的至高神灵不仅不存在，而且也不值得被荣耀，因此它根本不是神。

我以《云》里的“前苏格拉底”哲人的简单勾画，将引出我对以下问题的尝试性回答：什么是政治哲学？它为了什么？——因为前苏格拉底哲学不光在时间意义上，而且在实质上均先于哲学的政治转向。考虑到这一转向，《云》必须被待以关键角色，不管《云》里的哲人到底与谁的名字紧密相关，或者是谁体现了阿里斯托芬笔下的前苏格拉底哲人；换言之，不管苏格拉底本人在晚年时期亲自主持了哲学“转向”，抑或哲学从“前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到“政治哲学中的苏格拉底”的转向由柏拉图和色诺芬实施。在任一种情形下，我们都能公正承认该喜剧对世界－历史的意义进程拥有的重大影响。此节我所想到的不是公元前３９９年苏格拉底被雅典人定罪，尽管这一事件确是政治哲学明白无误的标记，尽管阿里斯托芬在其喜剧里也预见到了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两项指控：１，苏格拉底不信城邦崇信的神祗，还给城邦引入新的神祗；２，败坏雅典青年。在史家首先看到苏格拉底之死的地方，哲人恰如其分地看到了政治哲学的生。正是由于此，诗人阿里斯托芬应该得到政治哲学“助产士”的美誉。

《云》对“前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的批判不是对敌人的批判。如果说该喜剧预见了在人民法庭上哲人所面临的那两项指控，阿里斯托芬也是以微妙手法辗转道出的：一方面，阿里斯托芬把自己也算在苏格拉底的新神之列，即“云”；另一方面，在《云》里被“败坏”的青年其实在沦为哲人的危险教诲之前，就已经被他的父亲败坏，这一点有目共睹；青年是被心怀恶意的父亲强行带到苏格拉底的学园的。喜剧的整个情节——始于学园的领袖在空虚的高处投身自然哲学的沉思，整个学园最终被无知的公民彻底捣毁；公民出于道德义愤与奴隶们联手，在神灵的掌声中的苏格拉底的学园和学徒烧了个一干二净——包含着一个清晰的警示。这是来自朋友的警示；阿里斯托芬提前提醒了苏格拉底。至于对朋友的关切抑或其他考虑及动机对诗人阿里斯托芬而言是否重要，我们在此先不予考察。

对政治哲学而言，在阿里斯托芬对青年苏格拉底的批判中，有四点尤其重要。首先，前苏格拉底哲人缺乏关于自我的知识。前苏格拉底哲人不知道对自身而言什么是有利的，也缺少苏格拉底的“守护神”来阻止他卷入不利的人间是非；更关键的是，关于前苏格拉底哲人和自己的朋友们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政治共同体，他的哲学探究和教诲对政治共同体的基础、法律和制度的威信、家庭的完善以及公民们的政治意见和宗教信念所能产生的影响，他也了无感知。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第二）前苏格拉底哲人明显无力为其哲学的生活提出令人信服的论辩，以及（第三）不能富有成效地捍卫这种生活样式。在所有这三个方面（自知、自辩、自卫），据说诗人皆占有优于前苏格拉底哲人的地位，因为他们通晓如何左右公众意见，如何塑造城邦的政治－神学现实；在这种现实中，前苏格拉底哲人的自我表述显得十分武断。诗人优越的“罗织”能力就其根本基于其对政治和人性的充足认识。与前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及其学徒独处于其沉思之中并投身“自然学”的探究不一样，阿里斯托芬和那些“云神”可以左右逢源同时与哲人和民众谈话，他们对人类形形色色的性情、智识及灵魂的需要了如指掌；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却从未提到过“灵魂”这个字。这就是阿里斯托芬对前苏格拉底的第四点批判。

阿里斯托芬批判里的四项观点直接引领我们到下文将要着力处理的政治哲学的四重限定，这也是对哲学为什么要政治转向的四重回答，它们分属四个时刻里的四项任务；１，对政治哲学的探究物的厘定；２，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３，对哲学生活予以理性的正当化论证；４，把政治哲学作为哲人培育自我知识的场所。可以看到四个时刻交互牵连，并一起构成一个界说清晰的整体。在这部作者自己认为最智慧的喜剧里，阿里斯托芬提出批判的高超水准具体体现在下面事实里，即他的批判要求哲人给一个答复：这激发了哲学自身的基础或立足点问题。从而，“云”的意义甚至远远超出了发生在现代世界里的那场最具穿透力的对抗“所谓世界历史的转折和旋涡”所具有的意义。《云》也把阿里斯托芬与两个千年的后世里所有旨在重新指控和重审苏格拉底的尝试区分开来，所有这些尝试无一不从前者那里捞取灵感。尼采的“理论人”批判实际上重拾阿里斯托芬的母题，并以之针对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而其自身却是尼采本人的政治哲学的一部分；《云》内在地预设了我们提到的哲学的“基础”问题，并在不仅仅是历史的意义上朝着那个基础所划定的道路上前行。作为对比，索雷尔对作为雅典公民的苏格拉底的批判以及对作为一个“公共人格”而对城邦发生影响的哲人所产生的兴致，均诉诸一种据说阿里斯托芬的批判亦由之所出的保守精神。然而，索雷尔并没有触及阿里斯托芬所具有的力量，因为后者出于友谊精神而提出了最深刻的反思，并使哲学被迫转向，从而在“大全”里有了区分。

大全的区分之所以缘于哲学的政治转向，端在于哲学惟有在政治哲学中方可成就其“反身性”。我们此节讨论的政治哲学是哲学的特殊部分和样式，在讨论中，我们时刻都要留意它对哲学本身具有的意义。我们在此所从事的对政治哲学的四重限定，与当今不加区分地冠之以任何一种“政治理论”的概念用法仅有微弱关系，与日益时髦的用政治哲学来形容任意的政治意见、政治蓝图和政治信仰的举动，则没有丝毫瓜葛。随着意识形态隔离的终结以及乌托邦的衰落，政治哲学这一术语被大规模地诉求。然而，纵使政治理论问题得到了深刻讨论，“国家”的基础也得到严肃对待，我们仍然没有“政治哲学”。不管对政治议题和问题称职的理论思考，还是思考者的高度严肃，都还不是政治哲学存在的证明。政治哲学不是坐卧不宁的哲学、不是会议哲学，也不是公务哲学。政治哲学最最属已的使职不在建立政治意义、教养民众、培育公民道德，也不在指导政治实践——无论在这些方面能够取得多大或者多小的成就。政治哲学的职份与众不同，它是一种哲学并为哲人而在；这也正是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是政治哲学？”——的答案所寄。

政治哲学的探究题材是政治物：政治共同体的奠基、共同体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其行为的目的与手段、共同体内部及共同体之间的战争与和平，等等。就这些探究题材而论，政治哲学的确仅构成哲学的一部分，但它们却囊括了人类生活的全部。在这些题材中，我们遇到的并非是一个与诸多自主的生活领域或“文化领域”同样自主的生活领域。政治哲学的中心议题——最好的政治秩序、正确的生活、公正的统治、权威的必要倚重、知识以及暴力的使用——必须与其他关于人性的问题一同提出，后者涉及诸如人处于神兽之间的位置、人类心智的能力、其灵魂的限量，以及其身体的需求。因此，政治哲学的探究题材是整全意义上的人类事务；政治哲学的所有问题都终将指向人之为人所必然面临的问题：什么是正确（当）的？如果我们要彻底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要为自己求取一个明朗答案，便必然会面对形形色色的价值主张。我们不得不服从要么是政治共同体的法律，要么是神或人的命令；我们所面对的诸种答案，要么出于顺从的勒令，要么出于强力的意志。换言之，“何谓正当？“这一问题是在政治的领域里提出的。借此，不但“政治”的“级别”得到表示，政治对哲学的迫切性也得以显明。

然而，如果政治对哲学的确具有迫切性，又怎么解释哲人曾经对政治物的蔑视或者疏忽呢？在此我仅举出三项说明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1、处于相互冲突和矛盾中的神学及政治主张迫使哲人去探究诸种神学—政治的前提和基础，并因此发现了“自然”，从而使哲人成为跟从自己本性的人；2、对政治制度习俗性的探究向哲人确证了其出于自然本性的生活方式的正当；3、哲人的求知欲望及其思想锚定在“大全”，在其中，政治物初看上去并没有特殊的意义。投身对永恒者的沉思、对第一原则的反观，甚或聆听“存在的旋转”（或译“天行健”）要比投身浑身脆弱、昏蒙和偶然的政治事物乃至整个人间事物，具有不可同日而语的尊贵。鉴于普世的原则或自然律是首要的，因为靠它人才能出离满是意见的幽暗世界，政治才能被提升至知识的境地，那么，对政治物的哲学探究难道不是应该被看作次级的吗？

此类观点透露了所谓哲学先于政治哲学的意见，对此，我们这样回答：哲学的政治转向更多首先基于这样一个洞见：哲学的期待和哲人的判断本身也应该受到检查，这不得不在与政治的对峙中方可实施。诸如“崇高”、“高尚”或者“美”的观念，虽然属于哲学领域，但对它们的哲学探究，必须得考虑到它们对哲人居于其中但力图超越之的政治共同体里的政治、道德和宗教意见的依赖；同样，在投身真理和追求永恒的同时，也得考虑到上述共同体里的意见，因为，前者非常容易培育一种新的教条，导致哲学的自我遗忘。哲人最心爱的东西必须经受最严苛的检查。这对前苏格拉底哲学信念同样适用，即政治物在第一原则的光照下可以得到最逼人的阐明。换言之，城邦的意见、习俗及制度，在关于存在的真知基础上得以重新构造；柏拉图《理想国》的洞喻说重新提出了这个立场，并以批判性的意图将之推展至极至：即哲人－王的命题。这也适用于所谓哲人的“生活”，和前苏格拉底的想象一样，哲人生活的完美程度系于对最高尚的事情的观照，亚里斯多德曾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卷10为其立下了一座纪念碑。简言之，上述考虑适用于一种所谓智慧的理想，它隔离了哲人关于第一原则的普世知识和哲人的自我知识，隔离了据说纯粹的知识和出于受苦的知识。

现在回到我们的论证。如果说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何谓正当？”如果说这是一个在政治域提给哲人的问题，那么，对政治哲学而言，这就意味着政治的风险不可回避。以政治哲学为业因而要求政治哲学家保持政治警惕，当然其政治影响也不乏可能性。换言之，政治哲学志业的探究对象决定了其探究样式。因而，从一开始，政治哲学就总是一种“政治的”哲学，即哲人的一种政治行为，一种迫于（外在政治）情势的旨在为哲学本身提供援助的（哲人）政治行为：保卫和辩护哲学的生活，一种庇护包括未来哲人在内的（哲学的）友爱政治。只不过，像我们已看到的，哲学在其公开承担“何谓正当？”这个议题并借此进入对政治物的详尽探究之初，是不需要保护的；（惟有当）哲学探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并因而成了对“何谓正当？”问题的一种回答时，才在根本上需要政治的辩护，因为此时，作为生活的哲学已然可以感知到友谊和敌意；换言之，既然回答了“何谓正当？”哲学就不得不区分敌友。

通常认为，哲人对自然的发现〔以及探究与政治无涉因而〕在政治上是清白的，这是一个误识。然而，同样错误的是，像诸多哲人所相信的那样，退到政治哲学后面——即退回到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似乎其中的“原初和谐”可以将我们与政治哲学隔离开来，因而无需再有哲人对政治习俗的批判。在阿里斯托芬的《云》首演几年前，一项以“渎神”为名的指控使得爱奥尼亚的哲人阿那克萨哥拉被逐出雅典；这个指控和《云》一道提醒我们，探究自然常常极有可能成为一种政治事件。由于哲学发现自身不由自主陷于一种朝不保夕的政治境地，它才决定转而探究政治。这不仅使得哲学可以在政治共同体的审判台前自辩，而且对后者的政治、道德、宗教的约定法则的考究，也能借此而完善之。哲学在这两方面的成功，有以下事实为证：柏拉图、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在雅典以及西塞罗在罗马为哲学赢得尊敬；在中古阿拉伯－犹太的律法世界里，哲学在阿尔法拉比、阿维罗依和阿威森纳及迈蒙尼德手中持续生长；在现代，国家保护哲人——尤其马基雅维里、培根、霍布斯、斯宾诺莎——以及哲人的思想自由。上述哲人的大部分著作均流传到我们的手中，而关于前苏格拉底哲人的著作，我们只有可怜的残篇断简，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了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