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王氏并说自己“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 王国维为20世纪中国学术之巨擘，由王氏此言，可以想见《诗经》研究的难度。《诗经》中的每一篇都存在着难解的学术疑点，其中最为难读的又是三《颂》。三《颂》难读，又不可不读，不读三《颂》，就不算真正懂得《诗经》。作为《诗经》的有机组成部分，三《颂》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又是解读《诗经》其他部分的重要关键。《观堂集林》收录王国维有关《诗经》的论文六篇，《释乐次》与《汉以后所传周乐考》讨论周代礼乐之用与礼乐史的问题，其余四篇即《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说周颂》、《说商颂（上、下）》，都是研究《颂》诗的作品。以王氏的治学门径与学术境界，而在《颂》诗的研究中倾注如此精力，可以想见它的重要。

数十年来三《颂》研究的基本状况，就笔者孤陋所及，60年代《中华文史论丛》刊登之《周颂考释》，乃 高亨先生四十年代旧稿，除此以外，仅有零星论著涉及《颂》诗的若干问题。学者中能倾注全力研究三《颂》者廖若晨星。究其原因，除《颂》诗本身不易解读外，尚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及学术背景。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变革中断了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秩序，但历史又没有及时给包括《诗经》研究在内的中国传统学术提供顺利转型的条件。清末以降的疑古思潮，助长了中国学术与当代政治变革的纠葛交缠，严重的民族与社会危机使学术自身受到严重的牵累。在社会发展到足以消化西方传来的近代思想方法时，其他因素又使学术人格的独立一度受到严重的侵害。民族文化传统对国家利益和当代民族文化影响的深层意义终于被较多揭示出来时，学术史意义上的学术断层已经达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

所谓学术史意义上的学术断层，不是通常所说学术研究群体年龄落差较大的问题。而是指整个学术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停滞乃至倒退的现象。这一现象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相当普遍。20世纪初期，前代学术大师们以西方近代学术规范为蓝本创立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至今仍在支配着该领域研究的基本格局。以乐府文学研究为例，梁启超、罗根泽等人所确定的乐府文学研究的学科范围，至今仍然在限制着汉乐府研究者们的基本思路。到目前为止，文学史界一般都还将“乐府文学”的概念局限在“乐府诗”的狭小圈子里，没有认识到所谓“乐府文学”应即“乐府”所涉及的诸综合艺术形态的文学因素，它至少应该包括诗歌、赋体文学、戏剧文学、谐隐文学等文学样式。实际上，唐代变文、宋元话本小说乃至后世各种说唱文学皆为其所从出。学术发展的滞后现象，使汉代乐府文学繁荣兴盛的历史事实与当今文学史著作中它所呈现出来的薄弱境况形成的巨大反差。从文学研究史的角度来看，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学术界对以《诗经》为源头的中国历史时期文学艺术形态基本特征的错误认识。

礼乐文化是中国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形态。它的基本特征是，既在艺术思维观照中的各个学科分支上高度发达，又保持了原始艺术的生命存在方式，即诸艺术因素、艺术分支之间，艺术与整个社会生活之间乃至艺术、人生与自然之间的不可分割性。所谓天地之文，“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 （《文心雕龙·原道篇》）反映了直到六朝时期，人们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生存方式尚有认同。然而近代以来，关于“乐”的感性显现形式――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形态，学界一般人士在较为表浅的意义上似有闻知，但多数人对它的前述本质特征实际并无深刻的认识。反映到《诗经》研究方面，姚际恒、方玉润之等人对《诗经》文学价值与文学特征的理解虽然与古代社会生活实际严重隔膜而不得要领，在整个20世纪却甚得文学研究界的青睐。以上情况造成人们对《诗经》文学价值认知判断的严重偏差。80年代初，笔者在选择《论诗经大小雅的文学价值》作为硕士论文题目时，开题报告就因为与前述理念的冲突而难以通过。幸赖先师华钟彦教授全力支持，笔者才得以走上通往今天的研究道路。抚今思昔，真令人感慨！

选择三《颂》作为研究对象，比选择二《雅》更富于挑战性。然而不索何获！只要深入其间，即使在通行文学概论教材的理论框架内剔抉三《颂》诸篇所容涵的文学意味，也能有所得。本书关于《商颂》基本美学特征与时代审美风尚关系的论述，关于《周颂》篇章结构与名篇特点的分析，关于《鲁颂·有駜》与“成相杂辞”艺术形式的异同流变等方面的探讨，都可列入此类。但本书的重点是将《诗经》置于先秦礼乐文化的整体背景下进行考察，从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角度来观照中国文学肇始阶段的具体形态及其特点，并由此探讨中华民族心灵史的一个侧面。这些都可以在本书各章的论述中得以窥见。

皓首穷经是常带揶揄之意的典故，《诗经》这样的研究对象提供给我们的试卷，确实穷毕生之力也难以完满完成。本书的撰写及其前期工作耗去了笔者十数年的大好年华，已经完成的这部书稿却并非尽如人意。对三《颂》中一些应当解决而且已经具备解决条件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写入本书。已经完成的部分也还有更进一步完善的余地。然而作为近代学术史上第一部对《诗经》三《颂》进行较为全面研究的的专著，它的发表不但是笔者本人半生的学术总结，至少也能够给后来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照对象，从这方面来说，也应该说对学术史有所贡献。

先师华钟彦、杨公骥两教授生前曾在学术上对笔者寄予很大的期望，而笔者这份答卷则显然是不合格的，它只能是警策本人的一个信号，督促笔者在人生与学术方面终生不倦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