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同情之了解”，将大时代下中国第一代考古人的重任与无奈尽皆投射于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

置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考古学如何在内忧外患的乱世中走上重建中国古史之旅与新学术之路。

殷商考古是中国科学考古的缩影，史语所的十五次殷墟发掘则是我们追溯中华文明起源的出发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殷墟博物馆馆长陈星灿作序推荐：史语所是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学兴起的一个标志，研究史语所的考古活动，不仅是为新生的中国考古学画像，也是为近代以来蹒跚学步的中国科学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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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考古名人堂，呈现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等第一代中国考古人的人生、思想与精神

一部民国时期考古工作的纸上纪录片，揭示一代人对精神家园的执着坚守和对中华文化源头的艰辛探索

一卷中国科学考古学成长史，记录中国考古学如何积跬步而至千里，汇细流以成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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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系统阐述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1928—1949年以安阳殷墟十五次发掘为代表的重大考古活动，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不仅展现了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田野工作的流程与技术，还深入探讨这些活动背后的学术理念、组织策略、政治斗争以及与各方力量的博弈。特别是对史语所在考古学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影响、局限，包括地层学、类型学等考古方法的探索和应用，以及如何利用考古成果重构中国古史，进行客观讨论。这一研究方法和思路也对当前的考古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28—1949年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阶段。其中，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在这一时期的考古活动及成就不仅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后来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考古学的兴起》详细呈现了史语所这段时期的考古活动和贡献：对史语所的成立背景和组织情况进行了介绍，为理解该机构的考古活动提供了背景资料；详细梳理了史语所在大陆21年的考古活动，将其划分为探索期、发展期、鼎盛期和延续期四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活动和成果，包括发掘的遗址、采用的技术和方法、取得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等，都进行了详细的叙述；通过对其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综合分析，揭示了潜藏在历史深处的思想、学术与社会政治动因，深入探讨史语所的考古活动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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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了解中国考古学史无法绕过的重要阶段

近年来，在总书记的强调与大众关注下，“考古学”呈现出“考古热”的趋势，21世纪以来，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随着考古资料的大量积累、科技考古手段的普遍应用以及各类学科交叉发展，我国考古学的发展确是突飞猛进。而回到最初的起点，考古学是如何在中国孕育而生的？又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在这个过程中，由哪些人带领中国考古学走上了重建中国古史之旅与新学术之路？本书站在百年前考古学“国家队”的角度，试图通过梳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1949年在大陆期间所进行的考古活动，来呈现这一时期推动中国现代考古学学术范式形成的诸多来源，考察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历时性发展，厘清中国现代考古学学术传统的来源及其形成的始末缘由。

▶ 83幅珍贵图像及档案材料还原史语所考古活动的丰富细节

图像照片、档案资料等将考古活动以最真实可触的形式呈现于大众面前。在民国时代，每一张图像都珍贵无比。为此，我们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购买了一批原版图片，试图还原当年的现场细节，另外增补了一批史语所档案材料，出自《史语所旧档文书选辑》及作者访问台湾史语所期间复印的独家资料。通过照片与资料，尽可能呈现这些珍贵考古活动的诸多细节。看着这些照片，我们仿佛成了史语所考古工作中的一员，在一次次发掘与思想碰撞中，体味中国文化之绵厚、历史之辉煌。随作者乘上中国科学考古学（史）这艘大船，穿越时间长河的澎湃激流，遥望学术史夜空中的璀璨星辰，在对过去的回顾中展望中华文明的未来。

▶ 故事性+学术性，温度+广度

从考古报告中的一段话，现场照片中的一个角落，书信档案中的一段问答，对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一系列的人物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生平考察，行文充斥着“了解之同情”，将时代给予史语所考古人的重任与无奈尽皆付于长沙一隅的一餐饭、一场醉，令人思绪万千。另外还不忘向考古组的技工致敬，并专门为这一群体着墨。广度上，注重把握学术前沿思想，具有国际学界视野。无论是从思想史上受到格林·丹尼尔、布鲁斯·特里格等大师理念的熏陶，还是对史语所及同期西方考古学发展脉络的梳理、参照和相互印证，都是这部作品的学术性、建设性和开放性的体现。

▶ 回到现场，看殷墟何以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

史语所的十五次殷墟发掘是星星之火，中国第一代最重要的考古专家几乎都是从这里走出来。历年参加殷墟发掘的人员，除李济、董作宾、郭宝钧外，还有第一位受过西方考古学训练的梁思永，被戏称为“十兄弟”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刘燿（尹达）、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等，以及后来出国进修的年轻人吴金鼎、夏鼐等。

吴金鼎对山东城子崖遗址进行多次考察，发现并命名了“龙山文化”，打破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证明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独立性和连续性；留学英国期间，以英文出版《中国史前的陶器》，该书成为当时关于中国史前陶器最为详尽的著作；撰写《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为后来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先后担任苍洱古迹考察团、川康古迹考察团的团长，开创中国西南考古。

夏鼐作为实习生参与了殷墟第十三次发掘。见证一具完整的女性骸骨出土时，他站在坑边产生了诗意的联想：“她的爱人洒着眼泪，将泥土遮没了痕迹，哪里知道数千年后有人来翻掘呢？”后来夏鼐曾代傅斯年主持所务（1947年6月26日—1948年8月20日傅斯年赴美治病期间），更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所长，主持中国考古事业凡35年。他开创的考古研究所的学术传统，实际上可以看作史语所传统的延续（虽然在很多方面又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