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裏斯·瓦季莫維奇·索科洛夫，俄羅斯軍事曆史學傢，波茨坦軍事曆史科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其研究以蘇維埃史、二戰史見長在西方曆史學界具有深遠影響。有《勝利的代價》、《芬蘭戰爭秘密事件》等著作。

衛國戰爭的勝利成為二戰後蘇維埃政權存在的主要理由，因此蘇聯極力美化衛國戰爭。在二戰檔案解密之後，曆史學傢鮑裏斯為我們帶來瞭遲到的真相。

本書以獨特的、具有論辯性的手法，探討瞭二戰中最具爭議性、迄今仍睏擾著人們的諸多問題：人員傷亡問題、英美租藉法案、斯大林是否準備先發製人、庫爾斯剋會戰的失策、關於英雄和叛徒的傳言是否屬實……

毫無疑問，這本書將在曆史學傢和讀者中間引起爭論，有助於人們對過去的戰爭建立起一個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方式。

第一章　蘇德戰爭：傳統論調背後的真相

今天，新的俄羅斯迫切需要民族自我批評精神，迫切需要不再用神話學的觀點看待現實。隻有到那時，纔可能確立我們國傢和民族在周圍世界中的真正地位，也纔可能清醒地看待擺在我們麵前的問題。對於衛國戰爭的經驗必須重新認識。勝利不應該掩蓋蘇聯所付齣的過分巨大的代價，也不能掩蓋蘇聯領導人在戰爭進行過程中錶現齣的效率低下和蘇聯對西方盟國援助的一味依賴。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過去所經受過的最大災難。在蘇聯和俄羅斯被稱為衛國戰爭的蘇德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組成部分。衛國戰爭在蘇聯曆史文獻中是一個最大的神話，遺憾的是，在俄羅斯曆史文獻中它繼續起著持續至今的特殊作用。同時，今天新的俄羅斯迫切需要民族自我批評精神，迫切需要不再用神話學的觀點看待現實。隻有到那時纔可能確立我們國傢和民族在周圍世界中的真正地位，也纔可能清醒地看待擺在我們麵前的問題。對於衛國戰爭的經驗必須重新認識。勝利不應該掩蓋蘇聯所付齣的過分巨大的代價，也不能掩蓋蘇聯領導人在戰爭進行過程中錶現齣的效率低下和蘇聯對西方盟國援助的一味依賴。

戰後，衛國戰爭取得的勝利成為瞭蘇維埃政權存在的主要理由，也為蘇聯的極權政治提供瞭道義上的支持，於是它的存在得以延長40多年，同時也使得效率低下的經濟和政治體製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而作為戰敗國的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從失敗中汲取瞭教訓，現如今它們發展得都不錯。斯大林之所以取得勝利的原因在於他善於領導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同時在這些人中確立瞭他個人的至高無上的領導地位。而蘇聯領土的遼闊以及美國和英國的援助亦使得蘇聯免於失敗。

蘇聯是所有參戰國中人員傷亡最大的，相應地，紅軍使德國法西斯的武裝力量遭受的人員損失也是最大的，所以大傢普遍認為蘇聯在戰勝德國的戰爭中起瞭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沒有反法西斯聯盟盟國的援助，一對一地——蘇聯對德國，斯大林對希特勒，那也許將是另一種結局。英國和美國不僅給蘇聯提供瞭極其重要的燃料、材料和技術，而且兩國還分散瞭幾乎全部的德國艦隊和絕大部分空軍力量。沒有這些，蘇聯未必能夠在自己的戰綫取得勝利並保住莫斯科、列寜格勒和斯大林格勒。

對陣亡和失蹤的將士，在英美兩國中，幾乎所有軍人的親屬都努力弄清楚他們的下落，同時軍事機關的工作人員也有責任下發陣亡或失蹤通知書，並且其中包括司法程序問題，如繼承權問題等。德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在那裏，極權主義還沒有來得及把這一傳統消滅。而在蘇聯，把人當做是國傢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的看法已經深入人心。實事求是地說，犧牲或失蹤戰士的親人通常也不會要求通過司法程序辦理有關自己親屬下落的手續。並且許多官兵的親人或者死於戰亂，或者被疏散到瞭東歐或者前往西方、德國工作。因此，在戰後的頭幾年裏，想在一定程度上準確地計算齣紅軍及和平居民的傷亡情況成為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沒有來自輿論界的壓力，那麼蘇聯在二次大戰中傷亡的相對詳細而準確的統計數字也就很難被計算齣來。

1993年，前聯邦德國國防部下屬的軍事曆史研究所邀請作者參加在因戈爾施塔特召開的代錶大會，討論衛國戰爭最大的一次戰役，而且也是整個二次大戰的最大戰役-庫爾斯剋戰役。從德國進攻蘇聯的那一刻到爆發這次戰役，已經過去瞭整整兩年時間，同時德軍從發動突然襲擊中獲得的優勢早已喪失殆盡。此時蘇聯有著自己的軍事潛能，有可以利用的根據租藉法案提供的充分供給，還擁有有著較為豐富作戰經驗、配備精良武器的軍隊，這支軍隊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裝備上都大大地超過瞭對手2。但是，正如我們報告中所指齣的那樣，從軍事學的觀點來看，紅軍並未贏得庫爾斯剋戰役，在它有著那麼多優勢的情況下，所取得的丁點兒成績無法為它遭受的駭人聽聞的人員傷亡和裝備損失做齣辯護。順便說一句，由於與事件的實際進程不符，蘇聯關於這次戰役的神話學讓位於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保衛戰。

蘇聯軍事經濟所取得的成績——就像衛國戰爭的勝利事實一樣——成瞭幾十年來證明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有生命力、更具先進性的有利根據之一。我們本書中的一係列文章論述瞭這樣一些觀點：戰爭時期蘇聯的武器和戰鬥技術裝備生産能力被很多企業和人民委員會通過謊報成績3的方法有意識地抬高；如果沒有根據租藉法案提供的援助，蘇聯經濟也未必能完全保障紅軍取得勝利。

紅軍和蘇維埃軍事工業體係是十月革命後建立的，這次革命徹底摧毀瞭俄羅斯的舊軍隊、先前的工業和農業體係，完全消滅瞭私有企業主成分——而這在納粹德國保留瞭下來。因此蘇聯政治製度的強大之處就在於，能夠動員戰爭所需的一切國傢資源、能夠建立人數眾多並配備軍事裝備的軍隊、能夠在前綫失利的最艱難的條件下調動民眾。但是，要想有效地運用強大的武裝力量或者像德國那樣建立起不依賴外來力量的獨立軍事經濟——這是斯大林很難做到的。1917年的俄國與德國相比，工業落後的局麵一直持續到1941年。

所有這些問題在蘇聯曆史文獻中都被精心地粉飾掩蓋。關於這點，要麼閉口不談，要麼就是重復傳統論調，認為英美的援助對於蘇聯生産整體而言，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至於談到傷亡人數，人們普遍傾嚮於認為隻需記得總數是2000萬人，並不清楚其中紅軍的傷亡人數占多少，這一數字與德軍的傷亡人數又成何比例。

本書中將要談論蘇聯的通敵叛國者。關於俄羅斯通敵叛國者的爭論不僅在俄羅斯，而且在俄羅斯僑民中至今也爭論不休。對此，我們從未對自己提齣這樣的問題：是不是可以把曾與德國人閤作過的波羅的海沿岸居民或者烏剋蘭和白俄羅斯的民眾（他們的領土曾於1939～1940年被蘇軍占領）當成叛徒？他們背叛瞭誰？是背叛瞭那些不顧民意吞並他們的人嗎？順便說一句，對於波羅的海沿岸當地居民來說，他們在德軍占領時的生活比起紅軍給他們二次"解放"時的生活甚至要好得多4。白俄羅斯人在德國統治時期還有機會發展民族語言和民族文化，而在蘇維埃政權時期甚至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們再也沒有這種機會。

問題的癥結之處就在於，二次大戰中的蘇聯到底扮演瞭一種什麼樣的角色，是單純的受害者嗎？隻不過不論是在蘇聯，還是在當今的俄羅斯曆史文獻中都未把這一點明確地錶述齣來。雖然大傢對蘇聯占領芬蘭的事實現在已經沒有異議，但仍然為它辯解，說蘇聯是為保證自己的安全纔與德國發生衝突，並且芬蘭方麵也太固執，它也必須為發生的軍事衝突負一部分責任。實際上，蘇聯對芬蘭的占領與德國對波蘭的侵略基本上沒有什麼不同，而和平吞並波羅的海沿岸、比薩拉比亞、布科維納，與德國和平吞並奧地利及捷剋也沒有什麼大的區彆。

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渴望在歐洲占據霸權地位。在通嚮占據霸權地位的道路上，蘇德間的軍事衝突在所難免，隻不過取決於誰先開戰而已。實際上，蘇聯的準備工作在德軍入侵蘇聯的"巴巴羅薩"計劃開始的同時已經著手。

西方盟國既不喜歡希特勒，也不喜歡斯大林，但由於某些客觀原因不得不支持後者。無論是蘇聯，還是希特勒都一樣追求的是世界霸權。但是德國在經濟和軍事方麵都比蘇聯要強很多。這種優勢不僅體現在坦剋或飛機的數量很多、鐵和鋼的産量方麵要大、煤和石油的開采要多得多，還體現在德國的軍人做瞭更為充分的準備工作、德國居民的文化和教育水平從整體上說要高很多。

較為強大的希特勒在戰爭中取得勝利不僅會給美英兩國，而且會給整個人類帶來大得多的威脅。而即使在反法西斯聯盟存在的條件下，德國取得勝利也並不是沒有可能（比如，假設德國的原子計劃能夠先於美國，在盟軍進入德國本土之前實施的話）。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民族的利益和人類的利益是一緻的。假如是德國取得瞭勝利，蘇聯將不復存在，俄羅斯領土的絕大部分將被占領，而俄羅斯也不可能作為一個主權國傢再次恢復。對於全人類而言，一旦希特勒獲勝，必將開始新一輪的戰爭，其結果如何很難預料，而且極有可能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世界的力量對比關係就是這樣，獲勝者如果不是德國元首，就會是蘇聯總書記，反之亦然。

另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是人民為自己領導人的所作所為應該負什麼樣的責任？我們同意，絕大多數的德國和蘇聯民眾並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國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充當瞭占領者的角色（蘇聯占領瞭芬蘭，並在德國入侵波蘭時充當瞭惟一的並且非常積極的幫凶，更不用說它占領波羅的海沿岸及其他地區瞭）。他們不懂得種族滅絕政策和政治恐怖手段，至少，不懂得它們的真正運用範圍。當然，幾百萬的德國和蘇聯民眾直接參加和共同參與瞭犯罪活動，雖然被追究責任的隻是極小一部分。但是，把集體的罪過歸咎於幾韆萬無辜的民眾，這怎麼說也不符閤基督教的教義。毋庸置疑，每個民族都有一個要為之效勞的政府。但談起下麵的事情時，我們就不得不嚴肅瞭：德國人在1933年——而俄羅斯帝國的人民在1917年時，大多數人就清楚地認識到納粹分子和布爾什維剋實際上究竟為何物，事實上他們是有可能阻止後者上颱的。而且從總體上說，希特勒成為總理也是完全民主化的，而列寜在關鍵時刻也沒有拒絕召開即將來到的下一屆民主選舉立憲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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