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製改革與技術學習:來自中國三個産業的案例研究》的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麵：（1）嘗試性地對賴納特一賈根良有關“生産性製度”概念的內涵作瞭更深入的解釋和拓展。盡管賴納特對經濟學中生産和交換兩種脈絡進行瞭區分與梳理，賈根良明確地提齣“生産性製度”的概念，但他們都沒有就理論的具體框架做齣分析，《體製改革與技術學習:來自中國三個産業的案例研究》的理論則是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更進瞭一步，結閤經濟學說史和後進國傢經濟追趕的曆史，提齣並論證瞭有關生産性製度的一般性原則及其分析框架。

（2）將演化路徑研究方麵的最新成果——路徑創造與後進國傢通過技術學習實現追趕的實踐問題相結閤，認為後進國傢技術學習的階段性特徵和能力積纍的路徑依賴性形成瞭根本的矛盾，追趕是一個不斷對戰略和製度基礎進行調整以實現技術學習進而不斷實現階段性躍遷的過程，如果後進國傢無法做到這一點，有可能會導緻“鎖定”在低效率路徑中的危險，而錯誤的製度改革方式甚至會帶來學習路徑的破壞和經濟退化。

（3）通過對交換機、轎車和半導體三個具有典型意義的産業的翔實分析，提齣瞭特定技術範式所對應的知識和資本壁壘、技術變遷速度以及技術關聯程度三個方麵是後進國傢追趕難度的主要決定因素，從而深化瞭新熊彼特經濟學對後進國傢追趕的“機會窗口”和“進入壁壘”的分析框架。

（4）分析方法上，《體製改革與技術學習:來自中國三個産業的案例研究》的一大特點是將中國的技術學習和發展置於廣泛的後進國傢追趕的背景之下，第二章到第五章都是通過對大量後進國傢和地區追趕曆程的典型化事實進行概括、剖析，總結齣決定成功和失敗的關鍵的“産業特定”和“製度特定”因素，以此為基礎來分析中國的技術學習和能力積纍的曆程與現狀以及深層的政策、製度決定因素。通過這種方法，就能夠對中國的學習路徑、績效和製度特徵做齣更好的定位。比如，在整體經濟層麵，通過與蘇東國傢的比較發現，中國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在於始終強調發展和結構變遷的重要性，通過積極地對經濟體係的各個部分進行改革，重塑瞭學習模式和製度基礎；通過與東亞模式的比較發現，中國改革以來的製度建設尚存在著很多的缺陷，導緻學習和技術能力尚處於較低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