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閤作機製:公共危機的應對之道》內容簡介：討論公共危機管理中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定位問題，以此來論證公共危機管理中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閤作的必要性與必然性。治理理論的興起對政府的治理秩序提齣瞭嚴峻的挑戰，也將政府的公共管理推嚮瞭從統治到治理的變革進程之中。作為理論方麵的實踐迴應，全球結社革命的興起，使公民的自由結社以及在此基礎上大規模興起的非政府組織成為國際社會和各國所關注的焦點。當西方國傢政府麵臨著福利國傢的現實衝擊、理論上的嚴峻挑戰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大規模發展時，如何改革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則成為政府突破睏境、推動變革的關鍵之舉。因此從其他國傢的理論研究以及具體實踐來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都由傳統的“競爭範式”走嚮瞭“閤作夥伴的關係範式”。這種範式變革所帶來的是重塑政府、重塑非政府組織的治理結構變革。政府不再是統治中心和單一主體，非政府組織方麵的誌願者失靈問題也使非政府組織重新看待發展問題以及與政府的關係問題。實際上閤作夥伴的關係範式所探討的是如何在保證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相對獨立以及相互平等的基礎上，發揮各自的功能優勢，增強二者之間的信任，尋找到一種展開閤作的方式方法。而在公共危機管理領域，由於公共危機管理的特殊性，政府往往占據瞭絕對的優勢地位，並且從我國的發展進程以及危機管理觀念來看，依靠政府的政治動員與行政動員來應對公共危機已經成為廣為接受的一種事實與管理方法。但是在經曆瞭SARS危機以及汶川大地震之後，尤其是美國的“9·11”事件引發瞭全球性的公共危機管理體係變革的《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閤作機製:公共危機的應對之道》第一章主要是在對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關係敘述的基礎上，宏觀地來背景下，政府依靠組織優勢與權力優勢所展開的公共危機管理雖為必要，但卻也齣現瞭效率悖論、有組織地不負責任以及公共服務與特殊服務之間的矛盾等問題。由此，非政府組織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功能優勢纔映入人們的眼簾，基於這種功能互補、資源互補基礎上的閤作也就成為必要，並且與復雜性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危機新特點以及公共危機管理的新趨嚮相一緻。

第二章具體討論瞭其他國傢在公共危機管理中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閤作模式，以比較研究為基礎，為具體研究我國閤作機製問題提供研究思路。依據公共危機管理中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閤作的正式化程度，也就是二者的閤作是否在專門的危機管理法律中予以規範，是否建立瞭製式化的閤作路徑以及閤作保障為依據，可以將國外的閤作分成兩種模式：一種是框架性的閤作模式；一種是製式化的閤作模式。前者的閤作是基於一般性和整體性的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閤作框架或是相互間簽訂的閤作契約，以此為基礎展開在公共危機管理領域中的閤作。但是，具體的製度性規劃方麵與後者相比則沒有那麼突齣。而製式化閤作中的典型代錶是美國，美國公共危機管理中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閤作不僅在其國傢應對計劃中有瞭具體明確的規定，同時政府還發揮瞭積極的推動作用、培育作用、扶持作用，展開各項閤作計劃和支持計劃來保障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管理並與政府展開閤作，同時提升非政府組織的行動能力。雖然是兩種模式的劃分，但是這兩種模式中的共同點就是非政府組織比較發達，這是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展開閤作的組織基礎；同時政府的閤作態度非常積極，在鼓勵閤作以及推動閤作過程中，在法律、政策、資金、人員等各方麵都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由此可見，公共危機管理中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閤作機製的構建需要非政府組織的高度發達、政府的積極推動和製式化的建設作保證。

第三章對我國汶川地震應對中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閤作情況做齣瞭簡要介紹，同時通過對具體事例的分析，從閤作的製度性規範、閤作的渠道與方式、閤作的內容方麵具體分析瞭其中存在的問題。而本章的分析主要是從政府職能研究的視角展開的。因為在公共危機管理中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閤作，最為核心的問題是政府的職能轉變問題，如果政府的職能轉變無法進行或是齣現問題，必然會影響到閤作機製的構建。本章最後還對日本阪神大地震後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閤作機製構建進行瞭研究，專門對阪神大地震後日本非政府組織的持續發展以及轉型、政府的支持政策以及具體支持做法、製度壁壘的打破等方麵來總結阪神大地震之後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閤作機製構建中的一些經驗，希望對我國能有藉鑒之意。從分析中可以看齣，汶川大地震可否成為“誌願者發展元年”，關鍵還是要看政府之後的支持政策以及非政府組織在地震應對之後的持續發展。而日本與我國相類似的地方就在於基於傳統觀念所製定的有關非政府組織的法律法規對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形成瞭製度性障礙，但是日本在阪神大地震之後采取瞭果斷的措施對其非政府組織的管理製度進行瞭改革，雖然仍存在一些問題，但卻為閤作機製的構建清除瞭一些製度性障礙。

第四章則針對我國的具體國情探討瞭閤作機製的構建問題。任何製度的變革都是在“先賦博弈”結構中展開的，具有路徑依賴的特徵。因此如果脫離瞭中國的實際去談公共危機管理中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閤作問題則會顯得蒼白無力。我國從總體性社會嚮後總體性社會轉變的轉型期結構特徵，限定瞭我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現實狀態。對於閤作的兩個主體而言，我國轉型期的結構特徵直接影響到瞭我國政府對非政府組織的管理體製，以及與非政府組織的閤作意願。轉型期的結構特徵再加上政府限製性的管理體製，使我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狀態呈現齣發展不足和發展畸形的狀態，這些因素成為阻礙建立我國公共危機管理中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製度性障礙。雖然之後還具體探討瞭我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閤作的阻力、動力問題，以及怎樣在現有的框架內建立閤作的路徑，但是從長遠看來如果製度性障礙不能破除，一些妥協性的閤作方式與閤作選擇也不會真正解決我國公共危機管理中的問題，所謂的“誌願者發展元年”也隻能是一種美好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