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業成長的融資需求與農村金融類型選擇》緊緊圍繞農業成長的融資需求對農村金融類型的選擇這一主題，運用相關理論的基本原理和實證方法進行瞭深入研究。首先，通過建立理論分析框架，從農村金融需求人手，對影響農戶融資品需求的因素進行剖析，由土地製度狀況揭示齣農戶有無融資需求，由預算約束狀況揭示齣農戶有對正規融資産品和非正規融資産品多樣性選擇的需求，由農業生産力狀況揭示齣怎樣的農村金融産權製度和組織形式提供的融資産品能夠滿足農戶需求等，從而為研究農村金融供給，即農村金融類型選擇奠定瞭較好的理論基礎。

其次，運用實證方法，從狹義農村金融入手，對農村信用社發展沿革和現狀進行分析，特彆是結閤新一輪農村信用社改革的産權製度、管理體製和“花錢買機製”等核心問題，對改革政策設計存在的缺陷進行瞭評價。

關於産權製度問題，通過股份閤作製的內容、特徵以及資産專用性分析，對農村信用社在原有基礎上進行的股份閤作製改造提齣瞭質疑。筆者認為在原有農村信用社基礎上進行股份閤作製改造不可行。因為它在建立之初和之後的發展中，從來都沒有實現過勞動者與齣資者的統一，反而錶現為兩者的分離，加之這種分離並不是自然的形成過程，而帶有很強的行政色彩，使之超越瞭與其對應的農業成長形態，一方麵，農村信用社職工可能是齣資者，但絕不是農業生産的勞動者；另一方麵，農村信用社可能支持齣資者，但絕不是主要支持齣資者。因此，不可能真正發揮股份閤作製的應有作用。現在農村信用社的股份閤作製是有其形而無其神。從對股份閤作製農村信用社的績效分析中不難看齣，新一輪農村信用社的産權製度改革沒有達到預期目的。

關於管理體製問題，重點分析瞭現行管理模式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同時指齣，政府職能定位不閤理不僅對農村信用社過去和現在的管理體製造成瞭重大影響，還會影響其未來。政府職能不轉換，即尚未由全能政府 轉變為有限政府和服務政府，這是導緻我國農村信用社在幾十年的發展中，農村信用社閤作製未能真正發揮作用的根本。如果政府職能轉換不到位，無論對農村信用社管理體製在形式上作什麼調整，或者雖然這些管理體製的形式在理論上是多麼的科學，甚至在其他國傢也被證明是成功的，但是，在我國也將無濟於事。如果政府職能轉換不到位的狀況一直延續下去並保持不變，我國農村信用社管理體製改革不僅不會成功，農村信用社發展的外部條件也難以得到改善，換句話說，在我國也就真正失去瞭建立閤作金融的土壤和條件。

關於“花錢買機製”問題，由於在“花錢”方式上存在的諸多不足，造成信息無法對稱而讓農村信用社可以延續作假的事實，給正嚮激勵可能齣現“弄假成真”的奇妙政策設想帶來瞭睏難。對於中央銀行的資金激勵，農村信用社缺乏建立健全激勵和約束機製的內在動力。在運用最低效率規模理論（MES）的分析中，揭示齣瞭我國農村信用社在農村市場的壟斷地位是由政府的製度性安排所導緻的。在這樣的製度安排下，農村信用社為瞭維護自己的固有利益，不會因為在它們看來並不解渴的資金激勵而輕易放棄自己目前非常廉價的內部人控製的經營方式。同時，《我國農業成長的融資需求與農村金融類型選擇》還闡明瞭我國農村金融更適宜在競爭環境中生存和發展，在因製度性原因導緻農村信用社壟斷格局的情況下，實現“花錢買機製”的目標不容樂觀。

最後，從廣義農村金融人手，結閤我國農村經濟金融發展實際，對我國農村金融類型選擇及政策取嚮進行瞭積極的探索。

筆者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當一些因素已被考慮並得到滿足時，效率與公平並不矛盾，它們能彼此融閤、相互促進，當彼此達到均衡時，則會實現效率下的最大公平，或在公平下的最大效率，提齣實現“三農”效率與公平的均衡正是我們選擇農村金融類型的基點。針對“三農”的特殊性以及由此産生的對效率與公平的期望，從農村金融如何發揮資金配置效率和農村金融實施政府“扶農、助農”政策等公平的角度進行瞭深入分析。筆者認為，商業性農村金融可以極大地促進“三農”效率的提高，政策性農村金融又能夠很好地顧及“三農”公平的訴求。將實現“三農”效率與公平的均衡作為我們選擇農村金融類型的基礎和齣發點，即讓政策性農村金融與商業性農村金融在發揮各自功能作用的互動與閤作中，不斷提高公平與效率在均衡基礎上的期望程度，如果脫離瞭這個基點，任何農村金融類型選擇都是不符閤實際的，也很難獲得成功。

根據新一輪農村信用社改革所錶現齣來的特徵，筆者提齣，必須對其進行新的改造，把改造農村信用社作為目前建立我國農村金融體係的重要基礎。《我國農業成長的融資需求與農村金融類型選擇》從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特點齣發，在深入分析與之相適應的農村金融體係應該考慮到的基本要素的基礎上，根據本輪農村信用社改革所錶現齣來的特徵及其存在的弊端，認為如果繼續保持目前的産權結構和農村信用社稱謂，會嚴重阻礙農村經濟和農村信用社自身的發展，因此，提齣必須對其進行新的改造。並針對不同農業發展形態提齣瞭改造農村信用社的基本設想。通過有效組織實施，使農村信用社改造後所形成的産權模式和組織形式正好可以與進一步構建農村金融體係需要考慮的基本要素一一對應，從而得齣應該把改造農村信用社作為目前建立我國農村金融體係重要基礎的結論。

通過對我國正規農村金融和非正規農村金融的論述，提齣瞭根據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和狀況，把搞好正規農村金融和非正規農村金融力量對比的協調，作為建立農村金融體係的製度性安排。《我國農業成長的融資需求與農村金融類型選擇》根據我國正規農村金融的供給現狀，從産權製度、組織形式與農業生産力發展水平的適應性角度進行瞭深入分析，對其産生、發展和作用的發揮等提齣瞭質疑。運用經濟學原理論述瞭非正規農村金融産生的必然性，並對它在我國農村將會異軍突起，成為正規農村金融的重要補充也給予瞭充分肯定。筆者認為在製度安排上，需要繼續放寬對社會資本進入農村金融市場的準入限製，加大增加正規農村金融數量和品種的力度，同時，也要積極鼓勵、引導和支持基本符閤製度規範的、以民間藉貸為主要內容的、形式多樣的非正規農村金融試點。在順應農村經濟發展形勢的大背景下，搞好各個時期正規農村金融與非正規農村金融力量強弱的搭配，做到相互促進、相互協調和共同發展，以促進適應“三農”特點的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的農村金融體係目標的實現。

通過對影響我國農村金融發展滯後外部環境的分析，認為對稅收、利率等外部環境的完善與配套是實現農村金融有效供給，建立和完善農村金融體係的重要保障。筆者分析認為，我國農村金融發展滯後是由多種因素影響所緻，其中，外部環境不理想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利率、法製、社會保障、監管、保險等這些外部環境的完善與配套，對於實現農村金融的有效供給顯得愈加重要。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外部環境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盡管一些農村金融組織在設立時的初衷是好的，卻因環境條件的限製，也不得不對其一再作齣大的調整而一次次地延誤瞭農村金融發展的最佳時機。甚至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由於這些因素的影響，讓農村金融因承載瞭過多的責任、負擔和風險而變得生存艱難，在搖擺不定中使機構功能嚴重錯位，讓“農字號”金融機構距離“三農”越來越遠。長期以來，農村金融不恰當地充當著“救世主”的角色，扭麯瞭與“三農”共生共存的基本定位，導緻瞭農村金融類型不能得到正確的選擇。因此，要建立和完善農村金融體係，還必須把良好外部環境作為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