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一六六四年，當時已是清朝康熙三年。杭州。刑場。忽然有五個身穿明朝服裝、頭梳明朝髮式的人出現於眾人面前。為首的，乃南明大臣張煌言。臨刑前，他寫下這樣一首詩：

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蒼茫九死身；獨挽龍髯空問鼎，姑留螳臂強當輪。

謀同曹社非無鬼，哭向秦廷那有人！可是紅羊剛換劫，黃雲白草未曾春？

「螳臂攔車」，一般皆比喻頑固不化者。但是，反抗民族奴役的張煌言們這種「姑留螳臂強當輪」的悲壯，恰恰顯示了我們中華民族百死愁絕中勃勃不屈、前赴後繼的偉大精神。他帶血的頭顱，為南明歷史的驚嘆號點上最後濃濃的頓點！

回顧那個崩潰的時代，在那個病態人格比比皆是的混亂社會中，甚至是慷慨成仁的自我犧牲，都會被認作是一種消極的反抗行為。隨波逐流呢，又不能帶來真正的解脫。於是，對於動盪、殺伐年代的讀書人來說，人生變成了一種絕望的煎熬過程。

在「亡天下」的淺層憂慮和「失身家」的深層恐懼二重夾擊下，明末清初的中國士大夫階層，面對一個即將完全傾覆的世界，惶恐之餘，他們日益艱難地要做出自己的人生選擇。順從恭卑地自暴自棄，心如止水地削髮為僧，棄暴力而合作地加入「新朝」──人生的道路有那麼多蜿蜒和歧路，出現在血染泥濘的中華大地之上。無論是朱子理學還是陽明心學，在屠刀聲中，在馬蹄之下，它們顯得那樣蒼白和無力。思想，在火與鐵面前，有時候是那樣蒼白。衰落的年代裡，如何做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成為一種艱難至極的選擇。

明末清初的詩人閻爾梅這樣歎息過：「嗟夫！士大夫居?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飛水脫，為疾風勁草幾人乎？」

這位曾向史可法表達過一定要為大明朝死節的詩人，這位自詡耿耿精忠的漢人，早於張煌言十三年，已經挈婦將雛投入清朝巡撫趙福星手下做幕僚。他為了衣食家口，早早地死心塌地為新政權服務。這樣的「聰明人」，在明末清初，不計其數。

但是，前有史可法，後有張煌言，皆可成為閻爾梅這種卑微生命里程中「疾風勁草」的樣板。

「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臨頭一死難。」橫亙在明末士大夫精神門檻前的死亡深淵，那樣黑沉，那樣深不可測。人生的惰性和畏懦，也實在難以超越。他們要克服的，不僅僅是精神危機，而是累及身家性命的沉重肉身。於是，洪承疇、吳三桂、尚可喜、孔有德、馮銓、孫之獬們，這些病態的「清醒者」，確實能成為晚明士人的「表率」和「藉口」。文人士大夫內在的號稱「堅韌」的精神意識，最終匍匐於外力的刀鋒利刃之下。時代的解體，正是以這些「中堅」為攻破點開始。

即使如此，自一六一八年（萬曆四十六年，後金天命三年）至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的四十六年間，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貳臣」，有一百三十六人。但是，死於抗清殉明的忠臣孝子，卻多達三千七百八十七人。這個數字，不是明末遺民杜撰，而是乾隆清政府《勝朝殉節諸臣錄》的官方統計數字（勝朝，是指被滅亡的明朝）。

中華忠烈，真是不絕如縷。所有這些人，或為封疆大臣，或為布衣文士，國難之時，他們皆臨危不懼，挺身赴難，百屈不撓，殺身成仁。所以，史可法、高傑、夏完淳、陳子龍、張名振、瞿式耜、張同敞、張煌言，這樣的系列人物，象徵著我們中華民族精神內省的核心驅動力。

英雄們個人的犧牲精神和笑對死亡的大無畏，成為我們民族精神最寶貴的財富，並且豐富了我們中華民族的終極體驗。

這種冒死不顧、為義殉身的宏大景象，極大拓展了作為偉大民族的想像力和視野，已經定格為統一的大一統民族國家不可或缺的精神核心。…………

正因為仁人志士的示範，我們古老的帝國才沒有成為霸業的化石，也沒有淪落為中空的巨大歷史殘骸。

一個朝代土崩瓦解了，一代又一代鳳子龍孫被拋入了歷史的深淵，但鮮活沸騰的靈魂，卻從帝國死亡的軀體上騰然而起，引導我們進入更加光明的涅槃的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