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认为，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努力实现民主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实现对行政权控制的主要路径有四：第一，通过行政组织立法，明确行政组织的性质、地位、组织、职责权限和违法责任等内容，为依法行政提供最直接的法律依据。第二，通过加强对行政行为的规范，确定行政主体的权力界限、权力配置和和权力关系，建立权力运行秩序。从制约与协调的关系来看，行政权的制约是根本性的，协调是行政权制约前提下的协调。与此同时，发挥行政程序法的作用，实现对行政权力的过程控制。第三，通过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防范行政权力的腐败。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深入研究欧洲各国的政治实践后，曾断言：“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也认为：“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行政权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及其自身易于被滥用，使得行政权必然成为监督对象。第四，公权力之损害，必以公权力之救济。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三驾马车，实现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充分救济，是行政法治建设的落脚点。我国现代行政权力的扩张倾向与事实，决定了控权才是我国行政法的重心所在。加强控权是我国行政法的发展方向，也是保障人民权利、维护正义和推进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

政府的善治，主要依靠法治的完备。而法治的完备，取决于公法，尤其是行政法的发达。行政法治与公共行政二者密不可分，如引人关注的公车改革货币化，试图破解“公地悲剧”，从公共行政视野，是治理职务消费的根本之举，从行政法治视野，涉及公共产权、内部行政行为、行政责任等行政法问题。可以说，任何公共行政问题均伴随着行政法问题，而行政法治又是实现公共行政善治的法律工具。可见。行政法治是公共行政的永恒主题。毋庸置疑，行政权是公共权力中行使最为频繁，形式最为多样，作用面最广的公权力。行政权天生具有两种属性：一是公益属性。行政权来源于人民之委托，行政权的行使必然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终极目标。二是利益属性。基于行政权具有对公共资源的配置能力，而实施配置的主体具有自然人属性，故行政权的行使，能够产生多样化利益。由此可见，行政法首要功能和使命就是控制行政权，防范行政权的腐败。故此，强化行政法控权职能，既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行政法》撰写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