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08》以两位大学校长开头，一为竺可桢，一为罗家伦：《辜鸿铭与罗家伦的师生恩怨》（张耀杰）、《竺可桢：自称“书傻子”的大学校长》（傅国涌）。与张耀杰解读现代文人尤其是师生间的恩怨不同，傅国涌关注的更是作为大学校长在大时代转折中的遭遇和作为：从1936年到1949年，竺可桢在浙江大学做了十三年的校长，其中有8年在流亡途中，还有半年出国，实际在杭州的时间不超过4年，但杭州永远留在了他的生命中。

现代文人也许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他们的遭遇，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婚姻，他们的追求，这一切在今天都成为了传奇，而这传奇，并没有结束。譬如：《瞿秋白的情爱史》（散木）、《1930年代的沈从文》（姚一鸣）、《废名的真实一面》（眉睫）、《徐懋庸：组织下的罪人与圣人》（周允中）、《永不“开窍”的赵俪生》（苗振亚）等篇，或从他们的文人活动，或从他们的情感历程，或从他们一生的治学，等等，描绘出了不同面貌下的文人真相，譬如：

情感生活对瞿秋白的影响：“王剑虹死后，瞿秋白心如死灰，于是，往往在他上完课后，独自一人沉默着。当时有人以为那是骄傲、冷酷，而杨之华通过更多的接触，却发现那是皮相的认识，因为他的热情不是浮在表面而是蕴藏在内心，只有当人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才能深切地感觉到这种热情的力量。”而对于历史学家赵俪生来说，1949年以后，其经历说简单也不简单。说简单，那是他除了在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与东北师大历史系工作几个月以外，先后只在山东大学与兰州大学两所大学教过书。说不简单,那是指他后半生一路蹭蹬，动辄得咎,经历的坎坷太多。

对于现代文人来说，政治与“是非”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不管是在1949年之前还是之后，当然，在1949年之后，政治和同代人之间的关系更是成了现代文人绕不过去的“话题”，譬如：《江清给马烽拍照惹出的风波》（陈为人）、《胡风家书里的冯雪峰》（魏邦良）、《“盛家赘婿”的“这般东西”——鲁迅与邵洵美》（房向东）等，在这些篇章里能给我们提供许多关于历史关于社会变化的真相，可以说是小细节里的大历史：

“马烽有了一张江青为他拍摄的单人巨幅照片。1976年，那时候马烽还住在一个小院的平房，在他家会客室的墙上，赫然挂着一幅彩色照片：背景是莽莽苍苍的原野，隐隐约约似乎是一片花椒地，马烽一脸沧桑神情复杂地望着前方。当年的普通百姓还没见过彩照，这幅大彩照就显得分外耀眼醒目……”这张照片给马烽带来的不仅仅是当年的荣耀，更给他在1976年之后带来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麻烦。

30年代在“左翼”文人之间的“两个口号”之争，现在的年青读者还有多少人了解或说感兴趣呢？但在1949年之后，“两个口号”之争给当年的属于不同派别的“左翼”文人们带来了多少剪不断理不清的纠缠，胡风、周扬还有冯雪峰，这些当年的风云人物在1949年后的不同命运其实更是殊途同归，尽管他们有过种种的矛盾甚至仇恨，“在两个口号之争中，胡风和冯雪峰并肩作战，击溃了以周扬为首的‘国防文学’派，而现在，冯雪峰却看周扬的眼色行事，胡风对冯雪峰的好感自然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只能是厌恶和轻蔑。”

对于当年的“金屋”主人邵洵美来说，其在30年代的上海文坛的地位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但他在1949年之后，却因了鲁迅当年对他的嘲讽而留下不好的印象，房向东所分析的就是邵诗人与鲁老师之间的这种关系：“晚年的邵洵美确实凄惨，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邵洵美的牢狱之灾，不是因为与鲁迅的笔墨官司，鲁迅是不能为他死后的事负责的。”

与这些男性文人政治性的命运不同，一些现代女明星和女文人的命运更令人叹息，例如岑燮钧的《丁是鹅：化蛹成蝶？》、蔡登山的《阮玲玉的真假遗书》、张华的《上官云珠的新中国“星路”历程》等，各自不同的命运同样诉说着人在现代中国的蜕变——

“丁是娥的声音很好听，亮而不尖，艳而不俗，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就像一朵芬芳四溢的荷花，挺拔而不张扬，余韵悠长。她一度是沪剧的代表人物。她生前是热闹的，她身后却是寂寞的。”

“在阮玲玉以朴实细腻而传神的表演，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灵，但在自身的感情上她却无法征服自己。她曾痛心的感觉到：张达民把我当作摇钱树，唐季珊把我当作专利品，他们谁也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上官云珠是百年中国影史上独具光彩的一颗明星。当她的传奇身世和非正常死亡在真真假假的怀旧风潮中被一次次翻抄时，成为明星的心路历程却被静默地置于历史的烟尘之中。”

另外，丁言昭的《安娥•田汉•林维中》一文值得一读，用作者的话说：田汉是我国著名戏剧家，曾娶过四位女士，易漱瑜、黄大琳、林维中和安娥。在此就安娥、田汉和林维中的感情纠葛说一分晓。

《瓦德西的青岛之行》（张祚臣）和《富华：被驱逐的小提琴圣手》（张彤）仍是“殖民地”人物的解读。而高伟的《普拉斯遭遇浪漫》则是女诗人对另一位异国前辈女诗人的心灵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