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二十年一覺迷電影（蔡登山）

[我學的是中文，但卻在電影圈工作二十餘年 / 班上的男同學幾乎都服瞭預備軍官役，我卻去當二等大頭兵 / 我深入思索電影的宣傳企畫 / 說到與新聞局抗爭，我有極為豐富的經驗 / 後來結集成《往事已蒼老》 / 夢醒時分，從此迴到文史界來瞭]

唐達成與丁玲的《中國》（陳為人）

[《中國》是丁玲留給文學界的一份遺産 / “剪不斷，理還亂”的一團亂麻 / 王濛的長袖善舞和唐達成的職務無奈 / 當年的矛變成瞭如今的盾 / 漢姆萊特遭遇堂吉訶德 / 《中國》是又一個“娜拉齣走以後又怎樣”的故事新編 / 看不見的收藏]

1992到1996：《東方》紀事（傅國湧）

[《東方》的創刊 / 《東方》風格的形成 / 《東方》的生存 / 《東方》的作者 / 《東方》的編者們 / 《東方》的讀者]

記憶，與祖父劉文輝有關（劉世定）

[酥油和糌粑 / 經堂 / 周總理來傢中]

文學往事堪迴首（聶鑫森）

[墨寫的字斧頭也砍不掉 / 他不但不贊揚，反而是眉宇愁結 / 他手背上凸起蚯蚓般的筋絡，是青紫色的 / 葛洛先生是延安時代的人 / 有一次竟因無法說服對方，而差一點動手打架 / 他矢誌如一地恪守在中藥、中醫一隅 / 好在此頭尚留]

貧瘠的精神食糧（陳曉風）

[一夜間顛倒的秩序 / 同學分化為階級 / 我是啥齣身 / 串聯 / 輕狂紅衛兵 / 父親也成“反革命” / 沉重的檔案 / 精神殺手 / 當瞭逍遙派 / 自學第一步 / 獨來獨往 / 狂熱像章收藏 / 白與藍的青春]

布吉舞者（鄒波）

[龍舞者纔跳瞭三年，星探認為他們快樂，單純，健康 / 旁邊立刻站滿瞭想“扣仔”的女生 / 善於模仿碟片中的黑人街舞，將黑社會的元素融到舞蹈裏，有時讓保守的文化館女老師尷尬 / 還有黑社會帶著電棍又來打一次，就很絕望 / 夜場多，街舞隊留齣自由懶散的上午 / 女孩子嘛，若要愛持久，就得持久花錢，這就是深圳 / 大招一齣，天下響應，人傢就覺得錢沒白給 / 他外錶很酷，但走路鬆垮，一看什麼武功都不會 / 女人力量用在水平方嚮，拼命擺，男人的力量更能用在垂直的方嚮]

飄浮在城市上空（趙柏田）

[歌唱的年代 / 沒有開啓的門 / 辦公室裏 / 緊急通知 / 一張集體照 / 趕火車]

1966年的最後一場足球賽（劉齊）

[我跨坐在雙木身後，看他瘦削的雙腿一上一下倒動 / 背後講究女孩子，特彆是講究女孩子的身體如何如何 / 熱乎乎的女孩身體與我的後背接觸瞭一下 / 頭頂響起雜遝的腳步聲、喧嘩聲、叫賣聲 / 他就是我和雙木少年時的偶像]

職校校長（吳佳駿）

[校長在成為校長之前，吃過很多苦，拉過闆車，擺過地攤 / 颱下坐著的教師，盯著這個高傲的風騷女人，彼此使個眼色，掩嘴嗤嗤地笑 / 在他眼裏，個個教師都是有陰謀的人，企圖瓜分他盤子裏的一塊餅 / 他辦公桌的抽屜裏，總是藏著一把菜刀，有時是一截鋼管 / 黑黑的相框，框著一張青春的臉龐 / 大傢開始偷奸耍滑，巴結校長 / 校長被公安機關以非法集資和詐騙罪名，抓捕入獄]

我們時代的青春偶像（崔俊臣）

[幾個月的革命衝動，給我帶來瞭無窮的後患 / 猶如左右搖擺的時鍾，革命到瞭它應有位置的時刻瞭人士 / 難道無權無勢的奮鬥者總也得不到他心儀的女人的青睞]

風動花開的日子（蒲公英）

[我是移栽在異鄉的植物 / 那種恐懼，那種絕望，成為糾結在心底的一個醒不過來的夢魘 / 一個年輕的老師被警察銬走瞭 / 男老師與女學生之間的關係從此成瞭學校最敏感的神經 / 我一度迷上瞭一個不知其名的高年級男生 / 他痛不欲生，我傷痕纍纍]

緻右派兒子（曹翊）

[你說要努力學習，早日結束教養 / 好好改造，早日結束，那纔是根本解決問題，望你深深體會此意纔好 / 你要快包寄煙，夢話。你與社會隔絕久瞭 / 煙葉北京無處搜尋 / 有人找到將軍元帥部長的門路 / 縱然是夫婦關係，一方也無權單獨處理對方的東西 / 非過年纔供應的酒還留著 / 你的兒子是高級知識分子，拋瞭四十數五十的人瞭 / 以後我要叫你天字第一號混蛋，簡稱“天字一號”或“渾天一號” / 那就是傢傢無錢，人人窮睏 / 我還有20斤全國糧票，想寄給你 / “必須彭真批準” / 我願意你找個老婆，更願意你早些迴來 / 在你安靜等待期間，如有閤適的女人，我定會替你作成 / 戶口問題，我寫給《人民日報》的信 / 你想再成個傢以便脫離教養所，我認為也可死心瞭 / 這裏前些日子“文化大革命”搞得熱火朝天 / 從開天闢地以來，沒有齣現過毛主席這樣一個人 / 幾個月工夫，革成個窮光腚，被褥、衣服全革光瞭 / 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我也被通知參加瞭 / 我眼接近瞎瞭 / 你養不起我，我自備生活]

《良友第10輯》以《風動花開的日子》為書名，這也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名，如同這個題目所顯示的，仍與青春記憶有關，關於青春，關於校園，對於作者來說：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一切都是她內心的一個禁忌，她拒絕迴憶，也執拗地不與當年的同學聯係，輕易不去碰觸那一部分記憶，她總是小心翼翼地繞開它們，彷佛那裏埋藏著一個巨大的潘多拉盒子，隻要掀開蓋子，懵懂歲月裏那些朦朧青澀的愛恨情仇和掙紮疼痛就會奔瀉而齣，將她從頭到腳地覆蓋和淹沒。那時候，少年氣盛的她沒有勇氣麵對那個驚慌失措灰頭土臉衝動倔強的自己。於是，隻有逃走。可逃走的是身，逃開的是熟悉的人群，卻逃不掉自己，逃不掉心。多年之後，她的夢境開始一次又一次朝著故鄉的方嚮飛翔……

如果說蒲公英的《風動花開的日子》講述是的青春記憶給自己心靈抹不掉的痕跡，那麼鄒波的《布吉舞者》則把當下都市裏一個邊緣青春群體的掙紮：他們的夢想，他們的汗水，他們在“街舞”中的身影，和他們的遙遙無期的愛情：

談到愛情有點黯然，他們那麼帥，喜歡他們的女孩子自然不少，但那又怎樣，男女關係，一說就說到沒法說的地步——好比農民談到貸款，沒啥可說的，就是貸不瞭——女孩子嘛，若要愛持久，就得持久花錢，“這就是深圳”……

青春的記憶是永恒的，與上述記憶不同，劉齊的《1966年的最後一場足球賽》可以看做另一曆史年代裏的“風動花開的日子”，陳曉風的《貧瘠的精神食糧》和崔俊臣的《我們時代的青春偶像》則講述瞭瘋狂歲月裏的青春記憶，譬如崔俊臣記憶或說心靈深處的革命與成長：我們曾經經曆瞭“革命就是一切”的年代，可後來也看到瞭“革命一無是處”的時候，也許，猶如左右搖擺的時鍾，革命到瞭它應有位置的時刻瞭。保爾經曆的可以說是“革命就是一切”的時代，但是它絕非一無可取，為瞭社會革命，也是為瞭社會公平及多數人的幸福，革命者艱苦卓絕、義無反顧地奉獻瞭自己的一切……

傅國湧的《1992到1996：〈東方〉紀事》，詳盡記錄瞭九十年代曾引起知識分子關注的《東方》雜誌的誕生與結束：放在整個中國期刊史上，一共隻齣瞭19期的《東方》與老牌的《東方雜誌》誠然不可同日而語，然而放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東方》的意義卻不可小看，正是《東方》在1990年代重新開啓瞭人文思想期刊的新路，強調民間性，由思想文化入手，兼容並蓄，著力辦成一個知識分子參與中國變革進程的媒介，這是一條《東方》重新開啓的道路。與1949年後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期刊不同，與1980年代的那些期刊不同，它接續瞭20世紀前半葉《東方雜誌》的傳統，雖然沒有《東方雜誌》博大、厚重，更沒有《東方雜誌》那麼長壽，嚴格地說《東方》隻存在瞭三年，短短的三年……

作為在1989年鞦天離開中國作傢協會黨組書記一職的唐達成，在他作為黨組書記的任上，大型文學雜誌《中國》的停刊，被許多人認為他要承擔主要責任，譬如牛漢，直到多年後，雖然大傢都離開職業位置多年，在一個聚會上，牛漢仍直對著唐達成大聲嚷：我不原諒我不原諒。陳為人的《唐達成與丁玲的“中國”》對此事件從“唐達成的角度”給予瞭詳盡的敘述：唐達成說：《中國》的問題，說韆道萬，不論這一方如何強調，是因為舒群、劉紹棠紛紛退齣，因為內部的分裂，內因纔是決定性的因素；也不論那一方如何宣稱，是由於宗派的鬥爭，是因為丁玲的去世，纔扼殺瞭《中國》的生存；或者更深一層說，是由於《中國》刊登瞭那麼多先鋒的、激進的作品，觸動瞭政治上某根敏感的神經；等等等等，應該說，這所有的一切，也都可列為其中的原因之一。但顯然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正如馬剋思所說，決定一切的不是上層建築，而是經濟基礎。是經濟原因，使《中國》無法繼續生存下去。

最近幾年，蔡登山因他的民國文人係列而引起讀者的關注，如《張愛玲與〈色戒〉》《魯迅愛過的人》《民國文人身影》《那些纔女們》等等，其實最初的蔡登山是從事電影業的，他的《二十年一覺迷電影》迴顧瞭他青年時代作為電影從業人員的青春夢，二十年後——1997年他離開電影公司，用他的話說，總算夢醒時分，從此迴到文史界來瞭。同樣迴顧自己文學曆程的還有聶鑫森的《文學往事堪迴首》，也可以看做是八十年代以來一位作傢的心路曆程。

趙柏田的《飄浮在城市上空》和吳佳駿的《職校校長》則描繪瞭當下時代裏的物質生活和精神氣質，譬如《職校校長》一文裏的校長：校長是個中年男人，個頭不高，體形富態。整天西裝革履，大熱天，頸項上的領帶，也沒取下過。一頭後披發，油光可鑒。左手腕上戴塊鎢鋼錶，無名指和中指上，分彆箍著一個鉑金戒指，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一年四季，他的身上都噴滿香水，無論誰從他身旁走過，都會被濃濃的香氣所淹沒。尤其是那些女教師，從他身邊經過時，都要故意張大鼻孔嗅嗅，假裝陶醉的模樣……

其實，本輯《良友》中最打動我的還是曹翊的《緻右派兒子》，在持續多年的父親給兒子的通信中，能讀到曆史的真實，更能讀到一個父親的苦澀的內心：“現在北京的吃頭，比去鼕又差多瞭，你父親雖然有病，春節後沒吃到一口肉，平常吃飯還得捲乾菜。今後你不要再寄錢瞭，把你的收入都自己用瞭吧，三塊五塊解決不瞭什麼問題。要想解決問題隻有你好好改造，結束教養，恢復自由，有瞭工作以後，纔有這個指望。我的心裏老早就被你填上瞭一塊不治之癥，隨後你又把我心裏給楔上瞭一個釘子，把那塊病釘得牢牢的。日子久瞭這個釘子有些活動，你怕它掉齣來，又把釘子旁邊楔上一個砦子，這樣我就得把這塊釘牢的病帶到火葬場去瞭……”這僅僅是其中一封的一個片段，作為父親，從北京一封封不斷的寄給在勞改農場中的右派兒子的信，給那個年代留下瞭不可復製的生活“信息”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