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以版画加文字的形式反映清代中晚期中国的风土人情、景物地貌，包括一些民间传说以及沿海地区市井百态的书。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古老而腐朽的封建制度历经两千余年，犹如西天的落日，只有余晖照耀着这片历史悠久的中华大地。从清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踏足这片土地，他们中有旅行者，有冒险家，有商人和传教士，也有少数的没落贵族，他们最初是怀揣着对东方帝国的好奇心情来探访中国的，或多或少也有着某种想象和希冀，以为遍地黄金的东方土地必定会为他们带来荣耀与财富。甫一到达，他们确实感到了震撼——中国辽阔的幅员，丰富的资源，奢华壮观的建筑，如诗如画的风景都让他们迷醉。然而在天堂般的土地上，百姓的生活却如在地狱。没落腐朽的封建统治，猛于虎的官府盘剥，大帝国的固步自封，破败衰朽的农耕经济，这些又无一不令来自工业文明社会的西洋人信心爆棚，一群完全不了解东方的“游客”不免仅凭一鳞半爪、浮光掠影的观感，便对中国文明下了管中窥豹的结论，并将这些结论形诸文字、绘画，传回西方世界。

到了清代末期，西方的坚船利炮攻开了中国的国门，迫使清政府签下屈辱的条约，本就自以为是的西方人开始以胜利者的姿态、以优越文明的视角讲解中国，图画东方，其中更不乏以强盗的逻辑解释自身的侵略行为。也许最初踏上中国土地的西方人还可称得上是观光客，但鸦片战争之后，他们已经不折不扣地变成了侵略者。

本书正是初版于鸦片战争刚刚结束的1843年，在作者的序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人对东方中国观感的上述转变，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毫不掩饰地站在侵略者立场对鸦片战争的“评价”，自认优越地对清帝国当时的现状甚至中国的饮食文化、风俗习惯指指戳戳。这是作者认知的局限，历史的局限，也是不同文明间不可避免的偏见。可以说，这些完全不同立场的、不乏谬误的、生硬的指戳会让中国人很不舒服，但在中华民族日益强大、中国人的胸襟日渐宏阔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理性地、从容地从这些异族记录的史料里，读到一些新鲜有趣、对于丰富我们对自己国家历史的立体认知不无裨益的东西。

这本稿件自2009年初夏开始编辑审阅，跨越了2010年几乎一整年，因原稿作者所使用的英文与今天的英语有较大差别；再加上似是而非的名词译音，并且清代的人名、地名、官制、地理区划亦是无比繁杂；作者写作本书时还借鉴引用了一些前人书籍资料，难免以讹传讹，这些，都为翻译增加了极大难度。单纯就语言翻译而言，“信”尚且难能，遑论“达”、“雅”。尽管译者与编辑们共同核查了大量资料，整理文字，索隐史实，但仍有个别问题实难索解，无奈保留原文的说法。

作为一个西方人，原作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对于古迹的描写，穿凿附会、以讹传讹、地名人名之误常现笔端。如将“焦山”写为“秀山”，地名由人名而来，地名一错，人名亦错，东汉的隐士焦光变成了不知所云的Tseaou-kwang。再比如作者在文中提到中国人将北京称为北都，这是不对的，北京就是京城，不能加个“北”字，满人入关前，曾建都沈阳，入关后，往往称沈阳为北都。还有对于长城的描写，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并未亲身去过长城，甚至对于长城是否存在都是持存疑的态度，但是，他在中国的时候，大概曾听人提到长城，毕竟皇帝年年去热河，是要经过长城的，再加上他据去过长城的西方人所作的游记所记，于是凭揣想写出了关于长城的篇章，笔下写到的长城某些关隘，或从别处抄来，或根据中国某地的方言音译，其真实面目，根本无从猜测了。除了长城之外，通览全书，发现作者是沿海岸从北到南活动游历，沿运河，到过临清、镇江、定海、宁波、广州，对于中国内陆的情形则相当陌生，所以他把武当山搬到了江西。作者在文中屡次提到“江南省”，这应该指的是江浙地区，清代的行政区划中无江南省之名，江苏和浙江各有巡抚，但同归属两江总督管辖，统称江南地区，不加“省”字。对于运河的描述，也是很让人觉得不知所云。作者明确说大运河起点在临清，我想这是他的误会。运河自陆续开凿以来，北面开通之后，一直是联结南北的重要纽带，直到清末，运河北端都是在北通州，后来河泥淤塞，冬天水浅走不了大船，清代中期以后朝廷财政已相当窘迫，贪污成风，黄河水患尚难治理，运河疏浚更是遥遥无期，所以许多人往往先走运河，船到山东后，改漕运为海运，为京城输送南方的粮食、茶叶、绸缎等货品。也有的在山东临清起旱，改马车运货进京。大概作者看到临清码头的繁盛，起货上岸的甚多，前面不再走船，便误以为运河到此为止了。

以上所列只是舛讹的一部分，另外，书中关于单位的使用，多是“英尺”“英寸”“华氏度”等非公制单位，如果硬性改为现在出版物要求的公制单位，行文未免有些可笑，所以保留了作者原文的叙述，不再折算。

本书插图版画的作者是托马斯•阿鲁姆(Thomas Allom)，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的创建人，他是根据荷兰、英法多位作者的中国风情画作，结合自己在中国的游历，综合想象创作出这百余幅精美的插图作品，因此，其中可以有趣地看到高鼻深目、却一身中国衣装的华人形象，也就可以理解了。而文字作者为传教士赖特（G.H.Wright），对中国的传统与现状似乎也算不上透彻了解，书中的观感多来自道听途说的记叙和自己浮光掠影的匆匆一览。作为那个时代的西方人，因为往往有着盲目的优越感，所以他的讲述中不可避免带有文化偏见以及大量的地理历史谬误。但作者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同时也没有中国正史、野史记录者在意识形态方面通常受到的影响与局限，因此，他的文字大部分具有一种别样的真实，他为中国女性地位之低下唏嘘不已，他为中国农民的悲苦生活感叹连连，同时他也写下了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养蚕缫丝、种茶栽棉技术的高超。

距今不过百多年的光景，中华的风物、人情已俱不相同，今天的读者通过书中这些精致的图片回溯我们曾经的历史，殷鉴不远，既可以作为史料留存，也可让今人记住我们曾经的耻辱，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正是编辑、出版本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