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主要内容:宗旨确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却遇到一些具体的困难。荦荦大者有二:一是传记原著本身的不足。有的传教士很有名,但却没有人为他们写传记,如傅兰雅,如伟烈亚力,都是19世纪来华的鼎鼎大名的学者,而且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有深厚感情,但在西方至今未有一本传记问世。傅兰雅,还有人为其做了一本类似年谱长编的未出版的稿本,而关于伟烈亚力,则只有一些纪念性文章而已,颇令人感到遗憾。二是难译。难译主要不体现在文的艰深,而是复原的难度。中国的人名、地名、职官名与其他专用名词从西文回译到中文,有时要费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如丁韪良在《花甲忆记》里头提到某天总理衙门的三位值班大臣时,说他们分别姓xu(阳平)、xu(上声)、xu(去声),乍一看,会以为丁是为了说明汉字四声读音之难而编出来的,未必真有其事,而且前两个音可以复原为“徐”与“许”,第三个拼音则颇费踌躇,后来查了当时的文献,才知道确有其人其事,第三位是蒙古族,其名字头一字是“续”。这查核文献之工夫有时比翻译本文的时间还要费得多。所以译者不但要精于西文,而且要熟悉中国史文献与历史事实,才能使传教士传记达到杰出的翻译水平。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英国汉学家,伦敦传道会传教士。1846年来华。伟烈亚力在中国近30年,致力传道、传播西学,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近代时期,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时代里,中西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碰撞空前激烈。也是在这一时期,一批批来自欧美各国的基督使者来到中国,传扬基督的福音,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
评分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近代时期,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时代里,中西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碰撞空前激烈。也是在这一时期,一批批来自欧美各国的基督使者来到中国,传扬基督的福音,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
评分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近代时期,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时代里,中西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碰撞空前激烈。也是在这一时期,一批批来自欧美各国的基督使者来到中国,传扬基督的福音,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
评分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近代时期,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时代里,中西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碰撞空前激烈。也是在这一时期,一批批来自欧美各国的基督使者来到中国,传扬基督的福音,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
评分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近代时期,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时代里,中西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碰撞空前激烈。也是在这一时期,一批批来自欧美各国的基督使者来到中国,传扬基督的福音,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
这本厚重的书册,装帧古朴,散发着一种历史的沉淀感,光是翻开扉页,就能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肃穆。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本枯燥的教会史料汇编,但深入阅读后,才发现其中蕴含着远超预期的丰富内涵。它没有直接罗列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将焦点精确地对准了那些在中国土地上默默耕耘的早期基督徒。阅读这些传教士的生平,如同在阅读一系列微观的历史切片,那些关于他们在陌生土地上如何适应、如何传教、如何与当时的中国社会进行艰难对话的细节,被描绘得栩栩如生。我特别欣赏作者那种近乎考据癖的严谨,对于每一位传教士的出生地、受教育背景,乃至他们携带入华的具体书籍和手稿,都有着详尽的记录。这种细致入微的叙述,使得人物形象不再是教科书上扁平的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带着各自信仰热忱与时代局限的个体。对于任何对近代中国文化交流史抱有兴趣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本绕不开的案头必备之作,它提供的“传教士视角”的素材,远比宏大叙事来得更具冲击力。
评分从一个完全局外人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提供的视角是极其独特的。它避开了官方史料中对“入侵”或“开化”的二元对立叙事,转而聚焦于人力资源——那些具体的、带着具体使命和知识体系进入中国的欧洲人。通过这些传教士的侧面记录,我们得以间接了解当时中国沿海城市的早期面貌、知识阶层的反应,乃至普通民众对异域事物的初次接触心理。这种“侧录”的力量是巨大的,它让我们得以从一个非政治性的角度,观察近代文明的早期撞击点。它不是一本论战性的著作,而是一部提供了大量原始素材的“原材料库”。任何想要深入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如何被潜移默化地改变的人,都应该参考这些早期个体的活动记录。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像是一个细密的过滤器,将喧嚣的历史噪音过滤掉,只留下那些微弱但关键的信号,指引我们去探寻历史最深处的肌理。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非常舒缓,带着一种旧时代慢工出细活的韵味。它不像现代的普及读物那样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而是沉稳地铺陈着每一个人的轨迹。我喜欢作者在描述传教士的个人抉择时,所流露出的那种克制而深沉的理解。比如,有些传教士放弃了光鲜的大学教职,远渡重洋,这种“牺牲”的背后,是怎样的信仰驱动力?书中的传记部分,就努力去还原了这种内在的驱动机制,而不是停留在对外部行为的简单描述。我常常在阅读这些早逝或终老异乡者的故事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宿命感和历史的悲凉。它不歌颂,也不批判,只是冷静地呈现了那段充满未知与艰辛的岁月。这种客观的记录方式,反而让读者能够更自由地进行历史反思,去思考信仰、文化与个人命运在大历史洪流中的相互作用。
评分初读时,我被其中对“著作目录”部分的详尽程度所震撼。这绝非简单地列出书名和出版年份,作者显然是下了一番苦功,去追踪这些早期文献的流传脉络和思想影响。很多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近代科学或西方哲学概念的引入,其最初的载体,都可以在这些目录中找到源头。我尤其关注了那些关于医学、天文和语言学方面的译著,它们揭示了西方知识体系渗透进中国社会的不同路径。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了这些文献的记录,更在于它搭建了一个隐形的知识网络,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些著作在当时语境下的接受程度和传播范围。这种深度的文献梳理,使得该书更像是一部精密的学术工具书,而非单纯的传记集合。对于研究近代中西思想碰撞的学者而言,这里的每一条记录都可能成为打开新课题的钥匙,其参考价值无可估量,甚至比某些直接论述中西文化冲突的专著更为可靠。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和排版风格,让人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初的文津阁。字体的选择、页边距的设置,都体现出一种对传统学术规范的尊重。虽然内容是关于近代史的,但它的呈现方式却带着强烈的古典气息。这使得阅读体验本身就成为了一种仪式感。我发现,许多当代学术著作在追求简洁和效率的同时,似乎牺牲了阅读的“质感”,而这本书恰恰弥补了这一点。它要求读者放慢速度,去品味那些被历史遗忘的细节。例如,书中关于某些传教士手稿的描摹,连纸张的酸度和墨水的深浅都似乎能从文字中感受到。这种对文献的“体物”精神,使得全书的学术品格得以提升。它不仅仅是信息的堆砌,更是一种对历史实物的致敬,值得那些珍视阅读体验的读者细细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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