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研究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作者:关健英

页数:236

出版时间:2011-4

价格:35.00元

isbn号码:9787010096681

具体描述

《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研究》通过梳理、分析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下，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成为一个“中国式的问题”:探讨的主题发生转换，探讨的重点在于“德”和“法。的工具性意义，探讨的结果是“德”和“法”的界限趋于模糊并弥合。殷周之际、春秋战国时期、汉初是中国历史上对德治法治关系理论比较关注的时期，通过这几次关于德刑关系的大讨论，形成了先秦秦汉德刑论的一贯基调，并奠定了以后中国古代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的基本走向。中国古代德治法治关系理论中蕴涵着丰富的德治传统，尤为关注道德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必然关联。

作者简介

关健英(1965——)，200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获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黑龙江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伦理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伦理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与老庄对话》 (上海古籍出版社)、 《德治新论》 (合著，研究出版社)，在《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史》、 《道德与文明》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黑龙江大学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成果曾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目录信息

引论 德治与法治：一个中国式的问题
一、西方历史上的自然法学学派和实证法学学派之争
二、道德与法律的同一性与差异性
三、德治与法治：一个中国式的问题
第一章 文化土壤：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的哲学基础和社会根基
第一节 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的哲学基础
一、人性论
二、天人论
三、阴阳论
第二节 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的社会根基
一、血缘型社会与中国古代的德治传统
二、农耕文明与中国古代的德治传统
第二章 追根溯源：中国古代道德与法的起源及相关概念
第一节 中国古代法的起源
一、关于法起源时代的诸种观点
二、“刑起于兵”说与圣人“立法设刑”观
第二节 中国古代道德的起源
一、文明的起源与原始道德的发生
二、原始社会道德与风俗的统治
第三节 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相关概念解析
一、德
二、法
三、礼
四、教
第三章 思想元型：西周的德治法治关系思想
第一节 武王克商与周人的道德追问
一、由武王克商引发的道德追问
二、配德于天与敬德保民
第二节 西周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的基础
一、“东方模式”与宗法等级制的社会结构
二、中国古老的天命观
第三节 西周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天讨有罪，威用刑典
二、明德慎罚，敬刑成德
三、以德化人，教而后刑
第四节 中国古代君德思想的理论雏形
一、王德的主要内容
二、王德的规范意味
第四章 儒法之争：“为政以德”与“唯法为治”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德治主义
一、儒家的德治、仁政和礼法思想
二、儒家德治主义的主要内容
……
第五章 德主刑辅：汉代德治法治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第六章 历史沉思：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的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
· · · · · · (收起)

用户评价

读完《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研究》，我感觉自己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充满智慧与变革的时代。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深刻，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以及秦汉时期国家治理的探索，展现在我眼前。我尤其对书中关于“德治”与“法治”相互关系的论述印象深刻。以往，我总是将两者视为截然不同的概念，甚至是对立的。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它们之间更为微妙的联系。作者指出，在先秦时期，儒家强调“德主刑辅”，希望通过道德感化来达到长治久安，而法家则主张“以法治国”，认为严密的法律是治国的根本。然而，这种对立并非绝对，很多思想家也在探索如何将两者结合。例如，书中所提及的一些法家人物，在强调法律的同时，也并非完全排斥道德约束。到了秦朝，法家思想大行其道，严苛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但过度使用刑罚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到了汉初，吸取秦亡的教训，统治者们开始更加重视“德治”，强调以道德教化来安抚民心，稳定社会。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评判哪种思想优劣，而是展现了它们在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的演变与互动。这种动态的视角，让我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本书不仅仅是历史的叙述，更是对人类治理智慧的深刻探索。

翻开《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研究》，一股浓厚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作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探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演进的宏大框架。从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的百家争鸣，到秦汉时期大一统王朝的制度构建，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德治”与“法治”这两种治理理念是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角力、相互渗透的。我特别喜欢作者对先秦时期不同学派思想的细致辨析。比如，对于儒家“礼乐治国”的论述，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深入探讨了“礼”在维护社会秩序、调节人际关系方面的实际作用，以及“乐”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情感和行为。同时，对于法家“以法治国”的观点，作者也并非一概而论，而是区分了不同法家人物的思想侧重，以及他们在实践中所采取的策略。书中对于秦朝“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法治措施的分析，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在追求国家统一和效率方面的努力，但同时也意识到了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思想禁锢和个体权利的缺失。而到了汉代，作者对“德政”的复兴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例如“以德化人”的理念如何通过教育和榜样力量来塑造社会风气，以及“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的松绑作用。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它并没有将“德治”与“法治”看作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了它们之间复杂而辩证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

终于读完了这本厚重的《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研究》，合上书的那一刻，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既有对先贤智慧的敬畏，也有对历史进程中那些曲折反复的思索。这本书就像一扇窗，让我得以窥见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那个思想碰撞、制度演进的黎明。作者深入浅出地梳理了先秦时期各种学派，从儒家的“德主刑辅”，到法家的“以法治国”，再到道家、墨家等其他流派对治理理念的不同侧重，细致地勾勒出了那个多元的思想版图。尤其对秦朝的严刑峻法，以及汉朝初期“休养生息”政策下的德治复苏，进行了极为详尽的分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将德治与法治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辩证地看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阐述了两者如何在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甚至相互融合。这种 nuanced 的视角，让我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不再是刻板的二元对立。读到关于“以德化民”的论述时，我仿佛看到了孔子在杏坛讲学，言传身教，而到了法家那里，则变成了严密的法律条文和严苛的刑罚。书中对于不同学派在具体实践中如何运用德治和法治，以及这些措施产生的实际效果，都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支撑和细致的解读。不得不说，这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像是一本关于如何治国理政的智慧宝典，从中可以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反思当下的社会治理。

这本书，让我彻底颠覆了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刻板印象。我一直以为，“德治”就是柔性治理，“法治”就是刚性约束，两者之间是完全割裂的。然而，《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研究》这本书，将我带入了一个更加 nuanced 的世界。作者以史料为基石，以思想为脉络，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先秦秦汉时期“德治”与“法治”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壮丽画卷。书中对先秦诸子百家关于治理理念的分析，尤为精彩。我看到了儒家对“德”的重视，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然而，作者也指出，儒家并非排斥法律，而是将法律视为“德”的补充和保障。而法家，虽然以“法”为核心，但其追求的“法不阿贵”的精神，也蕴含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这种思想上的碰撞与融合，贯穿了整个先秦时期。到了秦汉，这种关系在政治实践中得到了更直观的体现。秦朝的严刑峻法，在统一中国、巩固统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因其过度压制而走向了覆灭。汉初的“休养生息”，则是在吸取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更加侧重“德治”，通过宽松政策和道德教化来安抚民心。然而，汉朝的统治者们也并非完全放弃法律，而是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作者对于这种“德法相倚”的论述，让我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复杂性有了全新的认识，也看到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成熟与智慧。

合上《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研究》这本书，心中涌起一股对古代先贤智慧的深深敬意。我一直以来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总有一种模糊的概念，认为“德治”就是道德感化，“法治”就是严刑峻法，两者似乎是截然不同的道路。然而，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作者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将先秦时期各种学派关于“德治”与“法治”的论述，以及秦汉时期这些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梳理。我尤其对书中对儒家“德政”思想的解读印象深刻，作者并未将其视为理想化的空谈，而是深入探讨了“仁”与“礼”如何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如何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引导民风。同时，对于法家“以法治国”的理念，作者也并未一概而论，而是指出了其在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国家统一方面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客观地分析了其过度依赖刑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书中对秦朝严酷法律的批判，以及汉朝初期“以德化人”的复苏，更是将这种思想的演变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作者并没有将“德治”与“法治”完全对立起来，而是强调了它们之间复杂而辩证的相互关系。很多时候，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需要以道德为基础，而道德的推广也离不开法律的保障。这种 nuanced 的视角，让我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有了更深的理解。

掩卷沉思，《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研究》带给我的思考远未结束。这本书如同一个精密的解剖刀，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德治”与“法治”这两个看似独立的概念，剖析得丝丝入扣，揭示了它们之间那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过去对“德治”的理解，常常停留在“以德化民”的层面，认为它是一种柔性的、侧重于感化的治理方式。而对“法治”，则更多地联想到严刑峻法，是一种刚性的、侧重于约束的治理方式。然而，作者通过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梳理，以及对秦汉时期政治实践的解读，让我看到了“德治”与“法治”的更多可能性。例如，书中对儒家“礼治”的阐释，让我认识到“礼”不仅是道德规范，更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性安排。而对法家“法治”的分析，也让我看到了其在追求公平、效率方面的积极意义，并非只是单纯的压迫。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分析秦汉时期的政治实践时，并未简单地将两者割裂开来，而是强调了“德治”与“法治”在历史发展中的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甚至相互融合。秦朝的法家思想，在巩固统一方面功不可没，但其过度使用刑罚最终导致了灭亡。汉朝的“德治”复兴，则是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试图通过道德教化来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然而，法律在汉朝的统治中，也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德法相依”的动态平衡，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独特之处。

《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研究》这本书，确实给我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启发。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无非是“德治”和“法治”两种模式的简单切换。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事实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作者通过对先秦时期各种学派思想的梳理，以及对秦汉时期具体政治实践的分析，揭示了“德治”与“法治”之间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辩证统一、相互渗透的关系。例如，书中在分析儒家“仁政”思想时，并非停留在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深入探讨了如何将“仁”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设计，如何通过教育和榜样来引导民众。而在论述法家“以法治国”时，作者也并非简单地将其妖魔化，而是指出了其在规范社会秩序、促进国家统一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批判了其过度依赖刑罚、压制个性的弊端。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书中对秦汉时期“德法并用”或“德法相倚”的探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比如，汉初统治者在强调“德政”的同时，也并未完全废除法律，而是试图通过法律来保障“德政”的实施。这种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调整的过程，让我看到了古代先贤在治理国家上的智慧与艰辛。这本书让我认识到，“德治”与“法治”并非是孤立存在，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独特魅力。

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值得反复研读的宝藏。我一直觉得，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关键在于理解它如何看待“人”以及如何“治理人”。《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研究》恰恰是从这个角度切入，深入剖析了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的演变逻辑。《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研究》这本书，在我手中已经停留了很久，每一次翻阅，都能从中汲取新的养分。作者以其严谨的学风和宏大的视野，为我揭示了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之间那既对立又统一，既分离又融合的复杂关系。我尤其欣赏作者对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解读，从儒家的“仁政”、“礼治”，到墨家的“兼爱”、“非攻”，再到法家的“法、术、势”，作者都做了极为细致的辨析，展现了那个时代思想的多元与碰撞。我以前总以为，法家就是不讲人情、只讲法律的代表，但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法家思想中也蕴含着对秩序、效率和公平的追求。而到了秦汉时期，这种思想的实践更是充满了戏剧性。秦朝的严刑峻法，在统一六国、巩固统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过度压制也埋下了覆灭的种子。汉初的“休养生息”，则是在吸取教训后，更加侧重“德治”，通过道德教化和宽松政策来安抚民心。然而，汉朝的统治者们并非完全放弃了法律，而是试图将法律作为“德治”的保障。作者反复强调，“德治”与“法治”并非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在实践中不断相互借鉴、相互补充，最终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这种“德法相倚”的智慧，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本书带来的震撼，不仅仅是知识量的堆叠，更是思维方式的重塑。我一直以为“德治”和“法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强调道德教化，后者侧重法律约束。然而，在《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研究》中，我看到了两者之间更为精妙和复杂的互动。作者通过对大量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梳理，以及对秦汉时期具体政治实践的剖析，揭示了“德”与“法”并非是零和博弈，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协商、演变、融合的过程。例如，书中对儒家“仁政”思想的解读，并非一味地强调感化，而是探讨了如何在实践中将仁德的理念融入到制度设计中。同样，对于法家“法不阿贵”的理念，作者也并非简单地将其视为“严刑峻法”，而是深入分析了其背后所蕴含的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最让我感到耳目一新的是，作者在分析秦朝统一中国后的“以法为教”时，并没有全然否定其积极意义，而是指出了其在整合社会、巩固统治方面的作用，同时也深刻批判了其过度压制思想、忽视民心的弊端。而到了汉初，面对秦朝覆灭的教训，统治者们又重新拾起了“德治”的旗帜，试图通过宽松的政策和道德说教来稳定社会。这种曲折反复的历史路径，在作者的笔下被描绘得淋漓尽致，让我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复杂性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角，让我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理解“德治”与“法治”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逻辑。

这本书，可以说是为我解开了一个长久以来困扰我的谜团。我一直对中国古代政治中“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感到困惑，觉得它们似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模式，而且常常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但是，《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研究》这本书，用翔实的历史考证和深刻的思想分析，向我揭示了一个更为复杂而精妙的图景。作者首先从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源头说起，细致地梳理了儒家“德主刑辅”的理念，墨家“兼爱非攻”的诉求，以及法家“以法治国”的原则。我特别被作者对法家思想的解读所吸引，它并非简单地等于“严刑峻法”，而是包含了对公平、效率的追求，以及对制度设计的高度重视。然而，法家思想在秦朝的实践中，也暴露出了其局限性。随后，书中对汉朝“德治”的复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让我看到了统治者在吸取秦朝覆灭教训后的反思与调整。最让我震撼的是，作者强调了“德治”与“法治”并非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互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很多时候，法律的制定离不开道德的伦理基础，而道德的推广也需要法律的规范和保障。这种“德法相倚”或“德法并用”的探索，贯穿了整个秦汉时期，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独特魅力。这本书让我认识到，治理之道，远非单一的模式可以概括，而是一种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寻求平衡与智慧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