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生活在戰國的中後期。自春鞦末期起，經過一二百年的兼並戰爭，全國重新齣現瞭統一的形勢，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主義的專製政權即將建立。韓非的學說為新政權的誕生作瞭廣泛的論證，在政治理論和哲學思想方麵作齣瞭卓越的貢獻。

哪一個諸侯國有力量統一全國？這得在激烈的鬥爭中經受考驗。韓非的時代，在不斷的兼並戰爭中淘汰下來的國傢，力量較強的，就是所謂戰國七雄：秦、齊、楚、韓、趙、魏、燕。這七個國傢都有條件統一天下，隻是由於各國政局不同，這時已經齣現瞭強弱懸殊的情況。

韓非是韓國的公子。這種特殊的政治身份，使他和祖國休戚與共，他是多麼希望自己的國傢能夠富強起來，擔當統一天下的重任啊！但這時的韓國非常衰弱，而西方的秦國卻是蒸蒸日上，對韓國的存在構成巨大威脅。在這錯綜復雜的形勢下，有一批縱橫傢在活動。主張閤縱的人，要求山東六國聯閤抗秦；主張連橫的人，勸誘山東六國侍奉秦國。不論閤縱還是連橫，韓國都是首當其衝。因為韓國地處秦國東齣的門戶，如果閤縱，就得帶頭攻打秦國；如果連橫，就得首先對秦國臣服，而頭來必然被山東其他國傢攻打。這就說明韓國處境的艱難，它必須從根本上去尋找強國之術。韓非認為：古代草木茂盛，禽獸眾多，男子用不到耕種，采摘草木的果實就足以果腹；女子用不到織布，剝取禽獸的毛皮就足以護體。因此人們用不到爭奪，就可以得到充足的給養。但是人口的繁殖卻是成倍地增加，自然財富也就日漸匱乏，人們即使奮力勞動，生活還是很艱苦，這樣也就必然引起紛爭。這種分析固然有很多不科學的地方，但和其他學派的觀點比較，首先注意的是社會經濟情況的變化，有其可取之處。

戰國時，社會發生瞭更大的變化，舊的統治方法已經不適用於當代。如何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呢？儒傢主張實行仁政，他們引經據典，贊美古代的聖王，宣揚他們的仁政，把傳說中的古代描畫成理想的王國，然而不能用來解決當前的實際問題。韓非的主張與此不同，認為處在當前的“大爭之世”，“多事之時”，君主必須采用政績效驗最佳的法治。

在從春鞦演變到戰國的過程中，幾個主要的諸侯國都曾實行過變法。所謂變法，就是改變過去的法令製度。上下各色人等都得遵守新製訂的符閤當前國情的法製。這樣也就限製瞭貴族的利益，否定瞭基本上取決於統治者個人意誌的人治。它必然會遭到激烈的反對，許多為建立新製度而鬥爭的政治傢遭到瞭舊勢力的殺害。但是變法的成敗效驗卻很顯著。商鞅在秦國變法成功，秦國就由落後的狀態一躍成為先進國傢。吳起在楚國變法失敗，楚國也就停滯不前，盡管它疆域廣大，人口眾多，物産豐富，但卻是一步步地呈現齣頹勢。

韓非從曆史經驗中認識到，隻有法治纔能振興韓國。他強調指齣：國傢隻要堅決實行法治，也能富強起來，不管鄰國多麼強大，也無法把它攻破。

大傢知道，韓非是法傢學派中極有影響的人物。早期的法傢有法、術、勢三派，它們各自提齣瞭鞏固政權的理論和措施。韓非繼承並發展瞭三派學說，綜閤成一種體係完整的新法傢學說。

“法”這一派學說，可以商鞅為代錶。實際說來，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後就有法。不過早期的法是由統治者掌握，主要用來對付被統治者的。春鞦時，鄭國把法製條文鑄在鼎上，公開宣布，晉國的叔嚮反對，認為“民知有闢，則不忌於上”。說明國內如有共同遵守的法製，就會削弱統治者的權威。魏文侯時，李悝主張“食有勞而祿有功”，著《法經》六篇，把禁盜賊列在首要的地位，就是從鞏固財産的私有權齣發的。商鞅是李悝的學生，他推廣李悝的學說，在秦國實行變法，采取瞭很多峻的措施。他“廢井田，開阡陌”，鞏固土地的私有製。為瞭提高國力，他推行耕戰政策，在農耕上有成績或作戰時立功的人，纔能得到奬勵或提拔。秦王的宗室，如果不立軍功，那也不能給他什麼榮譽。由於耕戰政策的實施，秦國的農業生産發達，人民勇於公鬥，怯於私爭，武力極為強盛。後來秦國之所以能夠統一天下，全憑這一時期打下瞭堅實的基礎。

韓非把法置於首要的地位。他說的法，是指體現先進法治思想的成文法。這種法，必須由官府頒行，做到傢喻戶曉，成為全國奉行的準則。從理論上來說，除瞭君主之外，一切人都要遵照法令辦事。貴族如果違法，也要受到製裁；平民如果立功，也能得到奬賞。韓非標榜這種法是絕對公正的，貴族和平民都能在法的規定下的恰當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