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通过前所未有的对管理学文献的考察，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结构及其在20世纪60年代的重构方式，揭示了雇主采用1968年的反文化语言发展了新的工作实践，以及更为成功和隐蔽的剥削形式。本书认为资本主义新精神的成功仰赖于卓越批判的再起，从而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渐衰落的社会批判和艺术批判重新赋予了重要性。

导读：

本书对现代社会作了有力而全面的阐述，并发展了针对现代社会排除模式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批判。

——《社会学评论》

本书毫无疑问将成为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的当代经典。

——《政治研究评论》

这部宏大的著作是整整一代人的社会学，这一代人被资本主义搞得有些措手不及。它就像一部伟大的小说，会让读者深深地沉醉其中，并会给左派的复兴提供新的武器。

——法国《自由》杂志

英文版序

1994—2003

自从我们组织起工作规划并在五年后出版了《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以来，已经过去将近十年了。所以，或许值得简要描述一下本书形成时期的一些特征。我们为了应对近期经济与社会的变化而采取的理论定位的各项决策，实际上可以通过追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法国学术与政治形势的某些因素来加以阐明。

论及资本主义

第一个特征听来相当简单（就我们的主题而言，却并非不重要），就是说：除了少数所谓老式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濒危物种”）以外，实际上没有人再谈论资本主义了。这个词语干脆从政治家、工会工作者、作家和新闻记者的语汇中被剔除了，更不用说社会科学家，他们早已把它从历史上遗忘了。在这方面，特别惊人的是（只举一例），原先猛烈攻击“资本权势”的政治生态学话语，似乎已遗忘了破坏自然资源和“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利润”之间的关系，而这在十年前还是很明显的。如果说英语世界的作者们（特别是美国人）还在使用这个词语的话，那无疑是因为，这个词语在他们的学术和政治文化中——与我们在这些方面相比——与共产主义的关联较少，所以，旧世界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宁可忘了它。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则是到处都在谈论着资本主义，这显然是一个突出的对比。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年法国社会学谈论资本主义的过程。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谈论资本主义是由不同程度正统性的马克思主义所引起的——由于阿尔都塞主义导致的复兴，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主要的范式。这种范式有时显示为“回归本源”，旨在恢复纯正的马克思的思想；有时则把自身嫁接到其他传统和作者身上——特别是，一方面是涂尔干和韦伯，另一方面是弗洛伊德和尼采。这些不同的“学派”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双重野心，其矛盾性质总是未被理论说明，甚至未被承认。一方面，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激活社会的实证主义观和历史的科学主义观（社会由“结构”所构成，被“法律”所占据，受摆脱社会行动者意识的“力量”所驱动；而历史本身所遵循的进程并不直接依靠受制于它的人类意志）。另一方面，它们设法与这些年间发展起来的社会运动保持最密切的接触，并充当其批判先锋。根据这种概念，社会学必须既是科学的，又是批判的。

现在，以我们看来，这种双重导向违背了价值问题，特别是道德价值和理想。因为它旨在探究行动者的意识，并揭开他们无法掌控的结构、法律和力量。科学方法可以把道德价值和理想作为“意识形态”来处理，也就是说，按照这种概念，可以把它们作为力量对比的一种虚伪外壳（总是不说明为什么需要这种面具）。相反，批判的激情预设，用以批判现实的理想是可以相对比的。

同样的自相矛盾也发生在行动方面。对历史结构、法律和力量的强调，往往会缩小有意识行动的作用。事物就是如此。可是，如果不相信它可以用于扭转人类行动，而且这种行动本身有助于改变事物进程而走向进一步“解放”的话，那么批判态度就变得没有意义。在皮埃尔·布迪厄阐述的统治社会学中，这种紧张是特别明显的。统治社会学的目的是要揭示一种“机制”，通过它来实施作为铁律的普遍“统治”，而与此同时又力求推进为摆脱外部势力和外部干预的个人解放的工作。但是，说到底，如果一切关系都可归纳为利益冲突和力量对比，而这又是“社会的”秩序中所固有的一种“规律”；那么，用义愤批判之辞来揭露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像昆虫学家不带感情地套用它们来研究蚂蚁社会。

面对这些疑难，而且处在抗议运动消退和马克思主义衰落的背景之下，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社会学和政治学（我们在“政治与道德社会学学会”内曾接触过）设法重新探究行动与道德价值的问题。在行动领域，问题在于寻找一种语言，使之有可能把人的行动描述为并不是去实现结构所铭记的潜力，或者去执行一项既定的计划（说到底，就是不认为真有所谓行动的事），而是因为它们预设，决定与冒险都是按照人们自身所处的不确定环境来采取的。在道德价值领域，问题则是认真对待人们所声称遵行的规范原则与理想，而不是把它们归结为仅仅是意识形态伪装或虚假认识的表述。最后，这些思潮的目的在于提出社会秩序问题及其“实现”方式（这是所有社会学都无法避开的问题），而不是把它先验地归结为行动者无法控制的力量的相互影响。

恢复批判的前景并未偏离这项事业。如果同意（且那是可信的）批判会预设规范的支承点，那么，要对行动者提出的批判加以认真对待，就有必要把规范的迫切需要设置为批判指向的目标。所以，对行动者声称遵行的价值不加关注的批判性社会学，必须被批判的社会学所取代。这里也必须说清，这种做法并不是要把批判束之高阁，而是相反，要使它的基础更为坚实。这种经由批判的社会学的迂回，具有启发式的意图，而不是一种政治谋划。

强调行动和道德价值的80年代社会学，往往导向实用地分析人们在具体环境中进行的行动、正当性和批判，提出行动者为“完成”或“构建”某种“社会性”而实行的措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达成和巩固协议，批评现有的安排，等等。这种分析已经被谴责为，一方面忽视力量对比而提出社会和平观，另一方面把自己禁锢在服从于观察的微观环境描述，而忽视在更广领域内实现的进程，它包罗多种行动者且是长期的进程。作出这样谴责的，往往是一些仍然信从（虽然通常是含蓄地信从）接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社会学家。

这适用于谈论“资本主义”，它从我们刚才简要描述的社会学思潮中消失了。“资本主义”从70年代主要概念的地位上跌落，已经沦落到低下的地位，成为一个有点粗鄙的诅咒，因为它含有许多社会学家们希望忘却的马克思主义词语，而且也因为它涉及某些无法通过观察具体环境来立即看清和描述的过于“庞大的”事物。

再过十五年，我们仍然会问：社会学能否真的不去提及长期以来掌握的重要实体，而不牺牲它可能对当今的许多说明。设法描述各种具体环境状况的社会学，以及人们在其中构建这些安排的方式，显然可以激励对社会结构的各种“修复”。这要由工作“参与者”或社会“工程师”日复一日地进行，但却不可能帮助构建更广大的集体项目——从一开始就构成社会学一部分使命的东西。

在20世纪80年代只字不提资本主义，同时还对经济与社会领域出现的变化感到某种惊讶，这些变化是不能被忽视的。由于缺乏宏观社会学的观点，社会学力求在全面“变异”与影响日常生活主要方面的局部转变之间进行协调。前者往往是经济或技术必然性的习语，或者甚至是生物学进化论的术语；后者包括工作条件、失业、生命周期、收入、不平等、教育、感情和家庭生活，等等。这些联系根本不是以某种方式作为体系建立起来或至少组织起来的。

同样的话也可以用在“社会阶级”一词上。从1950年至1980年，这个词语在欧洲社会学中突然消失，即便不平等的种种新形式在80年代不断增多。其独特之处在于——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它们是肉眼可见的，欧洲人曾对美国大都市中比比皆是的无家可归者颇感惊愕，而现在却惊讶和焦虑地发现他们自己的城镇也同样充斥着这样的人了。但是，他们并未严肃地正视，这种人有朝一日或许会进驻他们熟悉的公共空间。这就是一个不同主题——“排斥”——流行起来的来龙去脉，其意图至少在理论上是要调和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相信社会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实际消失，认为他们会被“庞大的中产阶级”所取代；另一方面是，贫困和城市中心区沦为贫民窟的确确实实的现实。

这些各种各样的说法可以说明我们在《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上花费的力气。我们设法构建一个框架，使之有可能把基于批判性社会学的观点，同来自实用社会学的观点结合起来：前者指的是有能力在很长时期影响大量人群的超个人实体（特别是资本主义）；后者则遵循批判的社会学的纲领，强调行动及激励有意识行动的规范性需求（特别是批判措施）。我们感到需要回到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去，但并不抛弃实用社会学的贡献：本书就是作为把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的一个尝试。我们特别使用了在《论正当性》一书中提出的分析框架，它突出了人们在日常环境中进行的批判和正当的行动，并提供一般惯例和等价形式，可以对正当性和批判给以合法性。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在有限环境中逐个地描述批判行动，而是要突出在资本主义动力下批判所起的作用，并且构建一个规范的变化。

本书是以1965年至1995年为中心，因为这个时期特别有利于这样的研究。初始时期（1965—1975）以一场紧张的批判运动为标志，恰好又逢一场资本主义危机；而在随后阶段（1975—1990），批判却同时顺从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和复兴。这种复兴最终导致在20世纪90年代一种新的规范支承点逐渐构建起来，那就是《论正当性》一书中提出的所谓新“城市”的意思。

在更为实际的方面，我们的意图是：一方面，描绘一幅使发生的变化更易理解的图景；另一方面，用同样的图式来说明解释上的缺陷，特别是批判的沉默，这看上去是我们所处时期的主要特点。

研究批判和进行批判

在批判的社会学的基础上重建批判性社会学，使它和资本主义的老题目相混合，这是我们的野心。那么，我们选择什么分析对象来从事这一研究项目呢？由于缺乏社会批判而出现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似乎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特点，我们就以此为出发点，发展起一种双重分析。首先，我们分析了批判在历史资本主义变化中的作用，这项工作是基于更一般的标准变化模型，我们工作的主要理论目标之一就是建构这种模型。第二，我们设法把它移置到一个宏观社会环境，把它与《论正当性》一书中的理论框架相比较，从而加深各种相对而言不可调和的批判形式，在资本主义和批判之间的动态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在这里，我们碰到构成本书主旨的一种区别：社会批判与我们称之为艺术批判之间的区别。前者与工人阶级运动史相关联且强调剥削；后者来自知识界与艺术界，特别是19世纪巴黎豪放不羁的艺术家，这种批判把资本主义领域的非人性化作为其特定目标。这样做，我们并不会幼稚地意识不到，由于环境所迫，我们的工作在描述方面会带有政治的一面。再者，不管愿不愿意，一切事业（例如19世纪小说的事例）岂不都是这样吗？它们的目的就是创作一幅“社会”图景（假定那是一种描绘，尽管其意图是“自然主义的”描绘，但也总是一种说明），由此打开了判断的可能性。

我们仍然有责任澄清我们所要恢复的那种批判，以及我们作为“批判者”（而不是简单的“批判分析者”）的地位。首先，社会学分析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要表明我们分析的实际含意时，我们特意对自己有所限制（我们必定要说的话包罗在本书的“后记”中）。这是为了避免作为君王或主教的专家顾问般的傲慢，以及作为纸上谈兵式的革命家的不负责任（马克斯·韦伯所谴责的当时的“职业社会主义者”）——它们的权力基于一种双重（“科学的”和“政治的”）合法性。众所周知，这在不久以前已导致前所未有的知识界恐怖主义形式。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工作能有助于恢复批判，不但恢复它的内容，而且恢复它的形式与目的。这里，我们把卡尔· 波拉尼和艾伯特·赫希曼视为我们的楷模，他们的著作始终是支持之源。

为了遵循我们已经标明的路线，我们无疑要作出的主要牺牲包括激进主义和总体设计，这对于欧陆传统训练出来的研究者尤其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力。相对而言，我们力求分解细节，例如剥削的新机制的细节（从而追随所谓“真理在于细节”的列维—斯特劳斯式格言）。由于决心坚持细节，加上缺乏财源来配备一支庞大的工作队伍（但这种庞大的项目往往具有工业化式研究的有害效果），使我们不得不把自己主要局限在法国的事例上。理想的计划应该是在同样时期、以同样方法在若干国家之间进行比较，但这还有待实现。

也就是说，我们分析所指的批判形式（如果必须指出其特点，可以说它们是“改良主义的”）不是“革命的”。如果（19世纪初以来，情况常常是这样）“革命的”立场意味着描绘资本主义领域的人类境况，而且更一般地描绘当代工业社会里的人类境况，它与人类命运如此相异，或者可以说如此“疏离”，那么，批判的唯一可能目的就是创造一种“新人”。我们特别反对这种概念的一个含义，即：使批判摆脱形成它所根据的规范性立场的要求。因为它总是相信，在现今构成的世界里，只要革命还有待进行，就没有一种规范性立场是做得到的，或者甚至是真正可以想象的。那么，只做批判是可以的，这有着不可估量的好处：人们可以把什么事情都归诸批判，而无须表露自己的规范性预设。这种立场只要不是简单的虚无主义或庸俗性的，最后总是归向“科学”——不论是辩证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历史科学，还是今天的绝对主义社会科学——以及间接地归向革命者和科学家的联合体，他们掌握必要的材料，是人类行动的最终仲裁者。这就要牺牲世上最广泛持有的一种公正常识。这里我们遵循迈克尔·沃尔泽在他的《批评者团伙》这本精彩著作中对20世纪社会批判的分析。

我们的分析使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同化批判的能力，因此我们肯定了这一立场。一切意识形态，不论其宗旨和规程多么激进，最终都证明会向同化敞开大门。而且，它越是综合和全面，就越加乐意放弃平凡、乏味的领域（“小资产阶级”一度用这个词，指那些在工作条件、保住职业、分享增值、学校教育、可养育子女的生活条件等方面的日常斗争）而主张宏大的预言性要求。

这特别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要那么仔细地观察旨在把新形式的保障和公正引进一个以灵活、机动和网络式组织形式作为基本参照点的世界中去的机制，由法学家或经济学家等提出的这些机制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被人们讨论。在理论层面，对这些机制的分析使我们赋予项目型城市以实质——我们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一种规范性新支承点——而从更加实际的观点看，它使我们能认清批判似乎最抓得住的一些地方。

可是，我们必须澄清一种带有理论和政治含意的误解。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完全不是要去帮助建立那种“项目型城市”，或者甚至是力图为“资本主义”提供一个立即可到手的新“城市”（我们的做法一直受到批评）。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描述性的，主要是设法汇集相当广泛的不同学科（管理学、法律学、社会学等）的作者，旨在为实现项目型城市的试验而提出的种种机制。至于可称为我们这方面的“个人”立场，则不在本书正文之内，而是在本书后记内表述。我们相信，任何有助于稍稍减少工薪阶层不安全感的东西，都比没有强。首先是因为受苦将减少，我们没有时间搞“更糟的政策”；而且是因为，整部工人阶级运动史已经表明，当不安全感减少时，就会导向批判复兴的情况。我们不是政治战略的专家，因此我们现在感到，建立使工薪阶层有更大安全感的机制（即便这些机制与争取灵活性的要求作了妥协）是一种很合理的选择；如果同时进行理论与实际工作，以这些机制为基础来实行更为有力的批判复兴的话。

所以，首先对批判赋予了一种“改良主义的”作用，并未让我们感到不安。因为，一旦抛弃了支撑“革命”的救世主所期望的形而上学建构，特别是一旦放弃了对“新人”的预期以后，对“改良”的要求怎么会迥异于“革命”的承诺呢？改良也可以是激进的，可以相当深刻地改变事物的现有秩序。事实上，关于“改良”与“革命”之间的整个辩论背后，有着一个今天很含蓄的主要问题：就是行使暴力的合法性。之所以含蓄，是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及法西斯国家的大规模屠杀事件以后，仍然鼓吹大规模使用暴力的人比起索雷尔时代要少得多了。但是，如果以革命需要为由而支持暴力也遭到拒绝，那么改良主义运动怎么区别于革命运动呢？

怎样对待批判？扩大和混乱

在这篇“序言”的开头，我们着重谈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半叶与现今之间变化的背景，其中涉及批判的地方特别容易引起兴趣。

首先，由于我们的书最初是在1999年末出版于法国，我们见证了批判的迅速复兴，确实比我们写第六章时所预计的要迅猛得多——这一章专注于1995年以后批判的重新复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中开展批判的速度已经汇聚成一场对全球化的全面批判，其高峰是在西雅图、热那亚或者阿雷格里港。

但另一方面，在建立有能力控制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并减少其破坏性的机制上，我们看到的是事实上的停滞。在法国，“新经济”所带来的欢欣迟迟未到（这可以相当准确地追溯到1999年末，或者纳斯达克于2002年4月崩溃前的两年多一点），在使社会党政府把大部分措施束之高阁上肯定起到重要的作用。这很可能导致了既有的左翼在2002年4月的总统选举中惊人的失败，以及很大部分选民对极右翼或议会外的极左翼投了“抗议”票。

意欲发挥总体影响的机制也是如此，它们的实施看来在当时具有更加空想的前景。在这方面，和我们写作本书的时期相比，事情没有多大变化；至少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新精神正从容地自行调整其能力，不但提供我们所谓的“激励”（当新机制成为老生常谈时，它就提供得越来越少了），而且提供保障与公正。

回顾起来，至少可以认为，我们的工作在恢复批判上有些胆怯（恢复得比我们预见的要快），同时却肯定对批判效果过于乐观（暂时看来效果不是立竿见影）。

而且，对资本主义在过去三十年中再度壮大一事，相对而言，既无逻辑一致的理论分析，又无确切的实际分析，也许可以说明，或至少部分地说明了当前自相矛盾的情况，其特点是：批判无可否认地重新展开，而那种批判又显然处于混乱。我们可以察觉到这种混乱的一个初始迹象：一方面，老活动分子对共产主义的好日子有着普遍的怀旧情绪（当时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确实存在的共产党国家军队的威胁，认为这“使得老板们住手”）；另一方面，一些年轻的积极分子则被陈旧的革命话语所吸引。

我们认为，还有一种迹象，就是想把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集中于经济机制、工作组织形式和利润榨取）转变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在法国，这种行动转化为通俗反美主义的高涨。看到义愤脱离了具体的、斗争的场合而让位给面对外部敌人的共识，即便是涉及到“全球化”及其“代理人”，也总是令人困扰的。

眼下，也很难看清我们所谓的“艺术批判”的兴起会走向何方。如果相当普遍地承认（肯定比五年或十年前更清楚）法国在过去五十年中所采取的批判形式（显著地强调个人解放的革命一面，特别是在性解放上）已趋于穷尽，那么，为了识别当前主导的“异化”模式，应当考虑哪些征象就非常模糊了。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识别左、右翼政治特征标记的混乱，而在不久前这是很容易分清的。例如，在最近围绕农民联合会进行动员的事例上，我们看到一个捍卫农业反对全球化劫掠和转基因的运动，它被视为既是“左翼的”又是“反动的”，这取决于把重点放在它那相当矛盾的立场的哪一边上：赞同世界范围的公平贸易，还是保护传统的法国农业？

回应一些批判

自从本书在三年半前出版以来，受到国内外同事们的若干批判。尽管内容不一，但某些主题却在这些批判中一再出现，或许是因为它们突出了我们工作的最明显缺陷。但至少在有些事例中，批判抓住了我们试图展开的代表性观点，它们说明了我们的事业同社会科学近期其他理论努力之间的联系。因此，值得把它们提出来，并简要说明我们认为自己能够作出的回应。

惯例经济学和调节理论

最初的一种批判认为，我们的立场笨拙地处于经济学分析的两个新近潮流之间，而这种批判在法国知识界的非正统经济学家非常活跃的辩论中颇为典型。这两个潮流就是：惯例经济学——它的发展与我们力求创立一门实用性批判社会学的活动密切相关——以及调节学派的著作。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的确是有意寻求把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而有人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从惯例理论中，我们得出在等价原则的意义上澄清惯例的必要性，以便对人（和对物）进行比较，只要他们（它们）构成经济关系中时常不大看得见的基石，而且构成不同行动者对他们（它们）进行判断的基石。例如，根据不同质量的惯例所做的交易；至于生产，那是根据不同的协作惯例。

根据调节理论的精神（即便不是根据字眼），我们采取了宏观经济和宏观社会的方向，以及强调存在积累制度的结构主义方向，也就是说（转化为我们的语言），某些惯例和检验在特定时刻和特定社会形态下具有战略地位。这些惯例和检验是既成的，这意味着它们都是组织成一个体系的、由法律机制所结合的，并且落实在组织机构中。但是，我们对这些体系不是给予一种类似机械的操作法并使之实体化，而是在我们的描述中结合进有关行动者对这些惯例和检验所作的解释和批判。

对技术革新的估计不足

我们也同样被批评为不给技术变革（特别是新兴的信息技术）及其对财富生产的影响以应有的空间。我们没有忽视组织公司的新方式所带来的效果与效能，那是特别但并非全部由新信息技术所促成的。我们在本书一开始就写到了资本主义的复兴。而且，我们所阅读的管理材料充满着对这些“经济”好处的赞美。

但是，我们试图从不同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以便不是把技术孤立为一个独立变项。正如新的科学社会学无可辩驳地表明的，技术变革远非独立于其他方面的社会存在。例如，如果我们遵照布鲁诺·拉图尔的分析，就可以看到，无数可定为“道德的”事物都牢固地具有技术方面。“消费者需求”及其多少不稳定的性质，也可以这样说。因为，消费者口味以及消费者需求的迅速变化过程，与有关艺术批判的需求（特别对于“真实性”的需求）并非没有联系（至少这是《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所捍卫的命题）。这转化为一种消费者个人化的消费要求，而有别于一切形式的“大规模”生产。总而言之，本书的意图不是要否认技术变革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那是荒谬的），而是根据波拉尼式的想法，要打破技术决定论的宿命论观点。

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超越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法

其他的问题围绕着我们的书是否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内模糊回归的构成部分（以德里达的用语是伪装成“鬼魂”，或者如齐泽克所说的“幽灵”）。有些批评家——怀疑他们与反马克思主义者为伍——谴责我们的著作中有不敢言明的隐蔽马克思主义的复起。我们让他们去幻想吧。其他人——这一次是亲马克思主义者——责备我们“在精神上偏离”，说我们把“观念”和“精神倾向”作为历史的动力。

更为严重的是，动机最为善意的作者们，却试图把我们著作的意思以“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范畴来解释。可是，我们设法树立的理论建构——早在《论正当性》一书中所阐述的初步工作——正是旨在使这种二分法成为多余。我们受马克斯·韦伯、卡尔·波拉尼和路易·迪蒙所影响的出发点，正是设法复活资本主义动力问题的同时，无需使用这些马克思主义范畴。这些范畴的局限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变得很明显，而且，在我们看来，它们特别不能正确地对付意识形态的问题。这种概念造成观念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显著分隔，并忽视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交织、联合生产和相互影响，总是引起失误而把意识形态狭隘地定义为一种伪装或镜子，不断提出鸡和蛋的问题。它使研究者不能参与产生历史现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便耐心地理清其脉络。

我们赋予“意识形态”一词的意义

在同样的批判问题的主题上，值得稍稍谈一谈我们认为“意识形态”一词的用处，这个词语已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误解。正如雷蒙·布东在其对此主题的研究报告中所说明的，对意识形态的讨论总是围绕着是否应根据是非标准来界定的问题。批评我们不该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从20世纪70年代末湮没无闻中拯救出来的人们也不例外，因为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显然是一组错误的思想，也就是说，科学方法可以使之无效的思想。现在，我们明确地反对这种看法。我们曾在许多场合说过，资本主义的精神不但使积累进程合法化，而且也抑制积累进程。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它能抑制它，所以才能使之合法。这是因为我们将其归功于人们具有真正的批判能力，而批判可以影响世界。我们出发的原则是：人们自己有能力来评估言辞与自身经历之间的差距，从而看到资本主义在实践中必须提出什么理由，才能使人接受它的言辞。

为了使问题更清楚些，我们说过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有三个组成部分，其中一个指的是公正，具体是说，资本主义机制如何促进共同福祉。11这个“公正”因素直接涉及《论正当性》一书中最初提出、并在本书中再次阐述的“城市”概念和检验概念。这一模式从不试图对言辞话语作专门分析，而完全抽象于上述公正原则的任何实际操作之外。因此，与作为欺骗的意识形态的概念一道，我们发现，按照城市来描绘正当性是无效和空洞的。所以，我们看到一大批言辞话语和辩解之辞如同诸多幕障和假货，以欺骗尽可能多的人，掩盖支配我们的力量对比或基本结构；而真正的世界却只有科学家（不论是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才能进入，因为只有他们能掌握特权使自己摆脱社会世界。这肯定不是我们的观点。

然而，那些批评我们的人，说我们接受了作为“纯意识形态”的管理材料的有效性，说那种材料和著作与生产组织中发生的变化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是依靠意识形态的概念作为掩盖来蒙蔽现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立场如下：我们认为，现在存在足够数量的可靠而集中的统计数据（特别是劳工部调查所提供的数据，我们在第四章中曾大量引用）可以说明，20世纪90年代的管理材料中提出的趋势流传颇广。所以，只考虑这些材料的“意识形态”方面而不看到它的实际影响，是错误的。这并不意味着所说的变革在各部门都采取同一步调，或者（特别）认为它们都以同样的力度来实施。从这些管理材料出发，使我们能描绘理想类型的新生产组织。（“大规模生产”难道不也是一种具体形式未被证实的“理想类型”吗？）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实现了多少（按部门、地区等计算），本身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研究课题。

一本专门写法国的书？

我们分析的有限范围局限于法国，许多说英语的评论者对此颇感遗憾。《资本主义的新精神》是不是又一种不宜转运的、非常法国化的产品（如同何塞·博韦的罗克福尔干酪），是法国知识分子的特制品吗？把我们自己局限于法国，远非偶然，这是一个有意的选择，而且说实话，又是有争议的选择。20世纪90年代，有无数出版物声称对全球化作出总体考察，我们则不以为然，决定对自己加以限制。由于它们不研究在起作用的张力，不研究旨在可驾驭程度内克服这种紧张的决定与政策，这些出版物的内容实际上把“全球化”作为非人为“力量”的“必然”结果。

相反，我们相信：理解导致“全球化”的过程，要求详细分析看上去发生在非常不同领域里的多种变化和冲突；对这些变化的描述只能在相当有限的时段内（五年）、在小范围内（我们两人单独进行，后面没有大的团队）、在一个国家内（特别是因为在国家层面上，与国家历史相关的制约具有重要作用）认真进行。虽然这么说，但我们也相信，西方世界的主要工业国都受到基本上类似进程的影响。我们再一次希望，以类似的方法论观点，未来的工作将有可能丰富精细的目光，在本地变项的影响下，看到新的制约因素已经建立起来，使本地经济与政治行动者衷心感到从属于外力，好像这是他们难以反对，甚至不可能反对的力量。

网络的地位及其解释

其他批评集中于我们对网络作用的看法，以及我们所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管理材料中有关网络的内容；其实这不是同一件事。因此，我们之所以受到批评，或者是由于（类似于上述批判的一种现实主义精神）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以网络为基础的新技术所起的作用；或者，相反地，是由于接受如网络般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的可行性，它把一向存在的调和过程和调和作用视为创新。我们所关心的正是要避免这些同样简单化的解释。

对于一些采取广义决定论立场的著作力图界定以网络结构为基础的新技术的社会效应，我们的立场可以称之为涂尔干式的（虽然也可以称为詹姆士·贝尼格式的，例如在他的重要著作《控制革命》中）。它包括：强调社会状况，尤其是强调促进或推动采用或发展某一特定技术的社会冲突。在这方面会惊人地看到，对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近距离等级制监督方式的批判，使得随后大大发展的技术实际上只用了一二十年时间就能进行有效的远距离遥控。

相反地，对那些责难我们接受关于网络的管理话语的有效性的批评者，我们可以回答说：本书已经预计到这种批评了。我们不厌其烦地在一些场合加以说明，我们当然并不认为（这里我们遵循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作）网络及中介体所起的作用是一种新现象。另一方面，新事物却正是本书大量论述的社会项目，目的是把网络视为一种正规模式。如果你愿意，可以说这包罗着一种“意识形态”；如果这个词语被理解为上述意思，那么必须强调，“意识形态”如要成功，必须植根于使其能“真实”存在的组织的、体制的或者法律的机制之中。

对我们著作的其他解释，认为已发现其中具有某种对网络的敌视，以含蓄的集中制和集权制的立场表达出来（这种批判时常由美国政治学家作出，特别是从三十年前斯坦利·霍夫曼的著作以来，这种批判已司空见惯）。据说，我们没有认识到“空间相接的微观网络”的好处。但是，我们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理解这种论点了，因为我们认为，以严格的正式立场来看，很难理解它的意思何在。正如米歇尔·塞尔等法国网络哲学家或者其他方面的哲学家如吉尔·德勒兹的著作所表示的，网络的基本特性之一是开放性。而且，美国的网络社会学理论家哈里森·怀特也采取同样的基本前提。网络空间由网络创作者所构成，与地理空间不同：它是开放的、不确定的、变动的。在网络中确立一种公平尺度的困难，正是由于无法始终知道谁在内和谁在外。这些轮廓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网络成员极少了解网络全貌，他们只知道他们常去的那部分网络。因此，试图构建网络，总要包括制定一份最低限度的网络成员名单，并且提出（即便不是规定）一份至少由“成员们”接受的管理实例，即另一个确立“规则”的首要层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网络显然会失去其流动性、开放性，直至其网状性。提出这一点，并不是内心要当集权者。

然而，网络与地域之间的关系问题，比我们在书中所做的，值得进行更加缜密的审察。因为网络显然具有实在的地域基础，而地域在调节超越地域的网络所产生的财富积累点的能力上，是不一样的。而且，今天的管理首先是以地域的方式来组织和构想的，而网络分支正伸展到这些地域范围之外，因而管理更加无效。

网络内的自我组织也是这样，它今天被视为一种准“革命的”解放力（例如互联网的事例，或者举一个更加具体的例子，关于免费软件的辩论）。网络中发展的自我组织肯定有利于革新和革新者（正如我们所引用的米歇尔·卡龙的著作所表明的）。但是，它本身没有什么机会来就社会公平提供可取的解决办法，因为网络并不提供一项覆盖全局的立场，容许那些处于边缘或无法联网的人们受到关注。

社会世界的双重本体论

以我们使用网络概念的方式所提出的问题，最终涉及我们理论观点的一个中心方面，它比较不受注意而未被评论或批评，然而，那是对我们作品进行批评的中心所在，因此我们理应作出回应。对我们来说，我们研究的这一方面是相当基本的，因为它有关所谓社会本体论。仓促而不成熟地说，社会理论，特别是法国的社会理论，总是间发性地摇摆于两种看来互不相容的范式之间，但是在这方面，法国思想在过去三十年中在总体上对社会科学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不限于此，这两种范式涉及到我们在本书序言开始时谈及的法国社会学的两大时代，当时我们回顾了过去三十年中对资本主义的种种谈论。

第一种范式强调的是：被视为体制、法律与规范支承基础的力量与力量对比，行动者声称其行动以此为据。在这类范例中，道德上的急需、正当性的方式和体制形式都被用作掩盖现实的帷幕，即作为利益与力量对比的一种相互作用，或者干脆忘却而转为沉默。在这两个事例中，关于社会上的人们为何对规范性如此重视——如果它事实上在决定他们的行动方面不起任何作用——的问题仍然未获解决，并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回复。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因注入结构主义而得到复兴联系起来。更晚近的时期，它们则建基于一种网状的或者根系形态的本体论，特别是德勒兹在创造性地重新解释斯宾诺莎和尼采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形式，他们的著作只是较晚才对社会理论有具体影响，所以，他们只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才真正具有重要性。后者比前者有利，因为它消除了“古典”马克思主义中一些最不可接受的方面，特别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

对比来看，第二种范式则强调政治体制与政治哲学，以及法律、道德和总的规范性所起的真正社会作用，这种范式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重新得到运用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没落重新开启了理论反思的领域。它特别依靠哈贝马斯的著作，但在法国还依靠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菲雷的著作（他在回归政治理论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和哲学家保罗·里科尔的著作。

这两种范式的特色在于，它们都是基于可称为社会世界形而上学的两种相当不同的概念（往往是含蓄不宜的）。第一种，特别是它的根系形态，是建基于只包含一个层次或层面（“内在层面”）的本体论。它只了解单一或流动，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网状的，它们的运动和关系受力量逻辑所控制。相反，第二种只要基于两层空间就可以得到理解。第一层空间由单一实体特别是人们所占据；第二层空间由可进行单一实体对比的等价原则组成，并把它们构建为类型或种类，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作出规范性判断。这种双层结构被第一种范式谴责为屈从于超越的幻想。

这两种范式在我们看来都不能完全满意地或适当地解释社会动力。而且，我们认为，这正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它们之间的周期性交替。例如，今天可见证到一种力量本体论的逆转，它急于同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常常从卡尔·施密特那里获取灵感，而施密特亲纳粹的立场使他长期被排除于知识界之外，但是，他最近却回归左翼或极左翼思潮，这真是既轰动又惊人。

我们所提议的变革模式的创新性，在于它寻求把我们纲要性地援引的两种范式结合为一个理论架构。我们事实上已经设法说清社会世界的两种行动体制。第一种我们称之为“类型体制”。它由一定时刻批判对最重要检验的影响加以推动，它依靠双层的形而上学，并激活等价原则（往往对它们加以质疑），加强制度，制定法律，敦促展开道德正当性，这些都特别根据公正而得到表达。在这个架构内（以法国为例），我们来解释在1968年5月事件后签订、发布或投票通过的增强工人安全与公正的大量联合协议、政令和法律。

但是，这种类型体制并不穷尽所有的社会行动。我们还设法突出一种不同体制所起的作用，我们称之为“移置”。它免除了一般化和道德判断，在单一层面上展开，所产生的最满意形象是由根系形态规则提供的。我们设法表明，手头上的事例——从70年代后半期起资本主义的复兴——因加紧求助于类型体制的手段而使检验日趋严格，使得一些行动者脱离既有的检验，根据移置体制特有的方式来行动，以寻找新的获利途径，尤其是通过增加网络。

我们的理论立场使我们受到批评，或者至少未被充分理解或被误解：（1）首先是那些受哈贝马斯所鼓舞的人，他们强调寻求可导向在规范基础上的协调（即便是程序性形态），以便可能达成判断的趋同；（2）那些从结构主义观点来强调利益和力量对比的人；（3）那些把规范性问题视为没有根据而加以放弃的人，他们都强调网络的创造性。这是有所关切的事，虽然基本上可以理解。今天我们正在看到，许多作者对呈现于眼前的技术和经济机制的扩散性和创造性着迷（就是说，作者们对资本主义的复兴着迷）；许多作者要恢复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活动，使之置于新的理论基础上，他们像阿尔都塞分子在20世纪60年代用结构主义来修补马克思主义那样，把它关联到人生哲学，想依靠网络本体论来复兴它；这两批作者在最后的立场上趋同。

关于“批判迟到”问题的一些修正

最后，我们愿意从回应批评转而表达一种自我批评。情况如下，在涉及检验的地方，我们使我们的行动者具有移置与类型化的能力。类型化就是把单一事件在特定方面进行对比，以便把它们串连起来。当人们设法对他们生活的世界赋予意义时，这是他们实行的基本措施之一：从中得出主要的不变因子，以及某种简化的运行形象。类型化的能力对于“加紧检验”很重要。相反，移置指的是未曾类型化的，特别是没有形成部分既成的、明定的和高度类型化检验的人们的行动，这种特征使它们具有一种本地的、基本无形的性质。防止既有检验的发生，是预设存在着移置。在我们所有的行动者中平等地分配这些能力，本是合乎逻辑的。可是，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在我们所说的故事中，移置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类型化的主要是批判。因此，批判不可避免地总是晚到，因为为了有效，它必须分析资本主义进行的移置，并将其排列成序，加以类型化，以便揭露并谴责其不公。我们把移置与类型化的相对能力做这样的不平等分配，就可以看到如何能翻转成“移置—资本主义—物质世界”对“类型化—批判—理想世界”的冲突。

这里包含我们阐述中的一个缺点：类型化与移置的能力，如同人类学的能力，显然是均匀分布的。至于资本主义的类型化能力，这岂不是1968年5月以后雇主们面对“可控性危机”构建第一次和第二次回应时所实行的吗（见第三章）？它岂不正是管理学作者们设法勾画一些新世界的基本规则时所做的事吗？因此，资本主义及其批判同时而且互动地对世界的定义与类型负责。

与此相对称，批判具有重要的移置和创造能力。在20世纪70年代，工会被基层会员所挫败，以及分析家们在解释当时态势时所经历的巨大困难，应当再次提出来。如果在三十年以后，当艺术批判下放到街头时，这些事件似乎可以为我们所理解了，那么当时的观察家们则把它看成基本上与移置秩序有关。也就是说，在那些时候，一时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怎么来说明它的特点。

除了在理论上有必要以外，对我们的模式这样来重新权衡，将能给批判以充分的应有评价，并且有助于遏制很常见的把批判降低到观念领域，而把资本主义降低到事物领域。

在这一点上，就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可以作为一个研究提纲来阅读，而不是作为一本全部完成的著作；作为扩大、澄清或否定我们的意见而进行未来工作的召唤，而不是作为一种教条和傲慢的总结性论著。

2003年5月27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