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剋•博爾坦斯基（Luc Boltanski）：

1940年生，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社會學教授，法國社會學新“實用主義”學派的代錶人物，他的著作對社會學、政治經濟學及社會和經濟史的研究都産生瞭非常重要的影響；

夏娃•希亞佩洛（Eve Chiapello）：法國巴黎高等商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經濟社會學和組織理論、管理工具的社會學分析及量化研究方法。

簡介：

本書通過前所未有的對管理學文獻的考察，著重分析瞭資本主義的結構及其在20世紀60年代的重構方式，揭示瞭雇主采用1968年的反文化語言發展瞭新的工作實踐，以及更為成功和隱蔽的剝削形式。本書認為資本主義新精神的成功仰賴於卓越批判的再起，從而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漸衰落的社會批判和藝術批判重新賦予瞭重要性。

導讀：

本書對現代社會作瞭有力而全麵的闡述，並發展瞭針對現代社會排除模式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批判。

——《社會學評論》

本書毫無疑問將成為政治經濟學和政治社會學的當代經典。

——《政治研究評論》

這部宏大的著作是整整一代人的社會學，這一代人被資本主義搞得有些措手不及。它就像一部偉大的小說，會讓讀者深深地沉醉其中，並會給左派的復興提供新的武器。

——法國《自由》雜誌

英文版序

1994—2003

自從我們組織起工作規劃並在五年後齣版瞭《資本主義的新精神》一書以來，已經過去將近十年瞭。所以，或許值得簡要描述一下本書形成時期的一些特徵。我們為瞭應對近期經濟與社會的變化而采取的理論定位的各項決策，實際上可以通過追溯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法國學術與政治形勢的某些因素來加以闡明。

論及資本主義

第一個特徵聽來相當簡單（就我們的主題而言，卻並非不重要），就是說：除瞭少數所謂老式馬剋思主義者（他們是“瀕危物種”）以外，實際上沒有人再談論資本主義瞭。這個詞語乾脆從政治傢、工會工作者、作傢和新聞記者的語匯中被剔除瞭，更不用說社會科學傢，他們早已把它從曆史上遺忘瞭。在這方麵，特彆驚人的是（隻舉一例），原先猛烈攻擊“資本權勢”的政治生態學話語，似乎已遺忘瞭破壞自然資源和“不惜一切代價追求利潤”之間的關係，而這在十年前還是很明顯的。如果說英語世界的作者們（特彆是美國人）還在使用這個詞語的話，那無疑是因為，這個詞語在他們的學術和政治文化中——與我們在這些方麵相比——與共産主義的關聯較少，所以，舊世界的社會學傢和經濟學傢寜可忘瞭它。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則是到處都在談論著資本主義，這顯然是一個突齣的對比。為瞭更清楚地看到我們要做什麼，我們必須迴顧一下過去三十年法國社會學談論資本主義的過程。

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談論資本主義是由不同程度正統性的馬剋思主義所引起的——由於阿爾都塞主義導緻的復興，馬剋思主義成瞭一種主要的範式。這種範式有時顯示為“迴歸本源”，旨在恢復純正的馬剋思的思想；有時則把自身嫁接到其他傳統和作者身上——特彆是，一方麵是塗爾乾和韋伯，另一方麵是弗洛伊德和尼采。這些不同的“學派”卻有著一個共同的雙重野心，其矛盾性質總是未被理論說明，甚至未被承認。一方麵，它們的目的是為瞭激活社會的實證主義觀和曆史的科學主義觀（社會由“結構”所構成，被“法律”所占據，受擺脫社會行動者意識的“力量”所驅動；而曆史本身所遵循的進程並不直接依靠受製於它的人類意誌）。另一方麵，它們設法與這些年間發展起來的社會運動保持最密切的接觸，並充當其批判先鋒。根據這種概念，社會學必須既是科學的，又是批判的。

現在，以我們看來，這種雙重導嚮違背瞭價值問題，特彆是道德價值和理想。因為它旨在探究行動者的意識，並揭開他們無法掌控的結構、法律和力量。科學方法可以把道德價值和理想作為“意識形態”來處理，也就是說，按照這種概念，可以把它們作為力量對比的一種虛僞外殼（總是不說明為什麼需要這種麵具）。相反，批判的激情預設，用以批判現實的理想是可以相對比的。

同樣的自相矛盾也發生在行動方麵。對曆史結構、法律和力量的強調，往往會縮小有意識行動的作用。事物就是如此。可是，如果不相信它可以用於扭轉人類行動，而且這種行動本身有助於改變事物進程而走嚮進一步“解放”的話，那麼批判態度就變得沒有意義。在皮埃爾·布迪厄闡述的統治社會學中，這種緊張是特彆明顯的。統治社會學的目的是要揭示一種“機製”，通過它來實施作為鐵律的普遍“統治”，而與此同時又力求推進為擺脫外部勢力和外部乾預的個人解放的工作。但是，說到底，如果一切關係都可歸納為利益衝突和力量對比，而這又是“社會的”秩序中所固有的一種“規律”；那麼，用義憤批判之辭來揭露它們，又有什麼意義呢？這就像昆蟲學傢不帶感情地套用它們來研究螞蟻社會。

麵對這些疑難，而且處在抗議運動消退和馬剋思主義衰落的背景之下，20世紀80年代的一些社會學和政治學（我們在“政治與道德社會學學會”內曾接觸過）設法重新探究行動與道德價值的問題。在行動領域，問題在於尋找一種語言，使之有可能把人的行動描述為並不是去實現結構所銘記的潛力，或者去執行一項既定的計劃（說到底，就是不認為真有所謂行動的事），而是因為它們預設，決定與冒險都是按照人們自身所處的不確定環境來采取的。在道德價值領域，問題則是認真對待人們所聲稱遵行的規範原則與理想，而不是把它們歸結為僅僅是意識形態僞裝或虛假認識的錶述。最後，這些思潮的目的在於提齣社會秩序問題及其“實現”方式（這是所有社會學都無法避開的問題），而不是把它先驗地歸結為行動者無法控製的力量的相互影響。

恢復批判的前景並未偏離這項事業。如果同意（且那是可信的）批判會預設規範的支承點，那麼，要對行動者提齣的批判加以認真對待，就有必要把規範的迫切需要設置為批判指嚮的目標。所以，對行動者聲稱遵行的價值不加關注的批判性社會學，必須被批判的社會學所取代。這裏也必須說清，這種做法並不是要把批判束之高閣，而是相反，要使它的基礎更為堅實。這種經由批判的社會學的迂迴，具有啓發式的意圖，而不是一種政治謀劃。

強調行動和道德價值的80年代社會學，往往導嚮實用地分析人們在具體環境中進行的行動、正當性和批判，提齣行動者為“完成”或“構建”某種“社會性”而實行的措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達成和鞏固協議，批評現有的安排，等等。這種分析已經被譴責為，一方麵忽視力量對比而提齣社會和平觀，另一方麵把自己禁錮在服從於觀察的微觀環境描述，而忽視在更廣領域內實現的進程，它包羅多種行動者且是長期的進程。作齣這樣譴責的，往往是一些仍然信從（雖然通常是含蓄地信從）接近馬剋思主義曆史哲學的社會學傢。

這適用於談論“資本主義”，它從我們剛纔簡要描述的社會學思潮中消失瞭。“資本主義”從70年代主要概念的地位上跌落，已經淪落到低下的地位，成為一個有點粗鄙的詛咒，因為它含有許多社會學傢們希望忘卻的馬剋思主義詞語，而且也因為它涉及某些無法通過觀察具體環境來立即看清和描述的過於“龐大的”事物。

再過十五年，我們仍然會問：社會學能否真的不去提及長期以來掌握的重要實體，而不犧牲它可能對當今的許多說明。設法描述各種具體環境狀況的社會學，以及人們在其中構建這些安排的方式，顯然可以激勵對社會結構的各種“修復”。這要由工作“參與者”或社會“工程師”日復一日地進行，但卻不可能幫助構建更廣大的集體項目——從一開始就構成社會學一部分使命的東西。

在20世紀80年代隻字不提資本主義，同時還對經濟與社會領域齣現的變化感到某種驚訝，這些變化是不能被忽視的。由於缺乏宏觀社會學的觀點，社會學力求在全麵“變異”與影響日常生活主要方麵的局部轉變之間進行協調。前者往往是經濟或技術必然性的習語，或者甚至是生物學進化論的術語；後者包括工作條件、失業、生命周期、收入、不平等、教育、感情和傢庭生活，等等。這些聯係根本不是以某種方式作為體係建立起來或至少組織起來的。

同樣的話也可以用在“社會階級”一詞上。從1950年至1980年，這個詞語在歐洲社會學中突然消失，即便不平等的種種新形式在80年代不斷增多。其獨特之處在於——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它們是肉眼可見的，歐洲人曾對美國大都市中比比皆是的無傢可歸者頗感驚愕，而現在卻驚訝和焦慮地發現他們自己的城鎮也同樣充斥著這樣的人瞭。但是，他們並未嚴肅地正視，這種人有朝一日或許會進駐他們熟悉的公共空間。這就是一個不同主題——“排斥”——流行起來的來龍去脈，其意圖至少在理論上是要調和以下兩個方麵：一方麵是相信社會階級（特彆是無産階級）的實際消失，認為他們會被“龐大的中産階級”所取代；另一方麵是，貧睏和城市中心區淪為貧民窟的確確實實的現實。

這些各種各樣的說法可以說明我們在《資本主義的新精神》一書上花費的力氣。我們設法構建一個框架，使之有可能把基於批判性社會學的觀點，同來自實用社會學的觀點結閤起來：前者指的是有能力在很長時期影響大量人群的超個人實體（特彆是資本主義）；後者則遵循批判的社會學的綱領，強調行動及激勵有意識行動的規範性需求（特彆是批判措施）。我們感到需要迴到資本主義的問題上去，但並不拋棄實用社會學的貢獻：本書就是作為把這兩個觀點結閤起來的一個嘗試。我們特彆使用瞭在《論正當性》一書中提齣的分析框架，它突齣瞭人們在日常環境中進行的批判和正當的行動，並提供一般慣例和等價形式，可以對正當性和批判給以閤法性。但是，我們的目的不是在有限環境中逐個地描述批判行動，而是要突齣在資本主義動力下批判所起的作用，並且構建一個規範的變化。

本書是以1965年至1995年為中心，因為這個時期特彆有利於這樣的研究。初始時期（1965—1975）以一場緊張的批判運動為標誌，恰好又逢一場資本主義危機；而在隨後階段（1975—1990），批判卻同時順從瞭資本主義的轉型和復興。這種復興最終導緻在20世紀90年代一種新的規範支承點逐漸構建起來，那就是《論正當性》一書中提齣的所謂新“城市”的意思。

在更為實際的方麵，我們的意圖是：一方麵，描繪一幅使發生的變化更易理解的圖景；另一方麵，用同樣的圖式來說明解釋上的缺陷，特彆是批判的沉默，這看上去是我們所處時期的主要特點。

研究批判和進行批判

在批判的社會學的基礎上重建批判性社會學，使它和資本主義的老題目相混閤，這是我們的野心。那麼，我們選擇什麼分析對象來從事這一研究項目呢？由於缺乏社會批判而齣現的問題，在我們看來似乎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特點，我們就以此為齣發點，發展起一種雙重分析。首先，我們分析瞭批判在曆史資本主義變化中的作用，這項工作是基於更一般的標準變化模型，我們工作的主要理論目標之一就是建構這種模型。第二，我們設法把它移置到一個宏觀社會環境，把它與《論正當性》一書中的理論框架相比較，從而加深各種相對而言不可調和的批判形式，在資本主義和批判之間的動態關係中所起的作用。在這裏，我們碰到構成本書主旨的一種區彆：社會批判與我們稱之為藝術批判之間的區彆。前者與工人階級運動史相關聯且強調剝削；後者來自知識界與藝術界，特彆是19世紀巴黎豪放不羈的藝術傢，這種批判把資本主義領域的非人性化作為其特定目標。這樣做，我們並不會幼稚地意識不到，由於環境所迫，我們的工作在描述方麵會帶有政治的一麵。再者，不管願不願意，一切事業（例如19世紀小說的事例）豈不都是這樣嗎？它們的目的就是創作一幅“社會”圖景（假定那是一種描繪，盡管其意圖是“自然主義的”描繪，但也總是一種說明），由此打開瞭判斷的可能性。

我們仍然有責任澄清我們所要恢復的那種批判，以及我們作為“批判者”（而不是簡單的“批判分析者”）的地位。首先，社會學分析與社會行動之間的關係是什麼？當要錶明我們分析的實際含意時，我們特意對自己有所限製（我們必定要說的話包羅在本書的“後記”中）。這是為瞭避免作為君王或主教的專傢顧問般的傲慢，以及作為紙上談兵式的革命傢的不負責任（馬剋斯·韋伯所譴責的當時的“職業社會主義者”）——它們的權力基於一種雙重（“科學的”和“政治的”）閤法性。眾所周知，這在不久以前已導緻前所未有的知識界恐怖主義形式。但是，我們仍然希望我們的工作能有助於恢復批判，不但恢復它的內容，而且恢復它的形式與目的。這裏，我們把卡爾· 波拉尼和艾伯特·赫希曼視為我們的楷模，他們的著作始終是支持之源。

為瞭遵循我們已經標明的路綫，我們無疑要作齣的主要犧牲包括激進主義和總體設計，這對於歐陸傳統訓練齣來的研究者尤其具有難以抵禦的誘惑力。相對而言，我們力求分解細節，例如剝削的新機製的細節（從而追隨所謂“真理在於細節”的列維—斯特勞斯式格言）。由於決心堅持細節，加上缺乏財源來配備一支龐大的工作隊伍（但這種龐大的項目往往具有工業化式研究的有害效果），使我們不得不把自己主要局限在法國的事例上。理想的計劃應該是在同樣時期、以同樣方法在若乾國傢之間進行比較，但這還有待實現。

也就是說，我們分析所指的批判形式（如果必須指齣其特點，可以說它們是“改良主義的”）不是“革命的”。如果（19世紀初以來，情況常常是這樣）“革命的”立場意味著描繪資本主義領域的人類境況，而且更一般地描繪當代工業社會裏的人類境況，它與人類命運如此相異，或者可以說如此“疏離”，那麼，批判的唯一可能目的就是創造一種“新人”。我們特彆反對這種概念的一個含義，即：使批判擺脫形成它所根據的規範性立場的要求。因為它總是相信，在現今構成的世界裏，隻要革命還有待進行，就沒有一種規範性立場是做得到的，或者甚至是真正可以想象的。那麼，隻做批判是可以的，這有著不可估量的好處：人們可以把什麼事情都歸諸批判，而無須錶露自己的規範性預設。這種立場隻要不是簡單的虛無主義或庸俗性的，最後總是歸嚮“科學”——不論是辯證唯物主義意義上的曆史科學，還是今天的絕對主義社會科學——以及間接地歸嚮革命者和科學傢的聯閤體，他們掌握必要的材料，是人類行動的最終仲裁者。這就要犧牲世上最廣泛持有的一種公正常識。這裏我們遵循邁剋爾·沃爾澤在他的《批評者團夥》這本精彩著作中對20世紀社會批判的分析。

我們的分析使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同化批判的能力，因此我們肯定瞭這一立場。一切意識形態，不論其宗旨和規程多麼激進，最終都證明會嚮同化敞開大門。而且，它越是綜閤和全麵，就越加樂意放棄平凡、乏味的領域（“小資産階級”一度用這個詞，指那些在工作條件、保住職業、分享增值、學校教育、可養育子女的生活條件等方麵的日常鬥爭）而主張宏大的預言性要求。

這特彆說明瞭，為什麼我們要那麼仔細地觀察旨在把新形式的保障和公正引進一個以靈活、機動和網絡式組織形式作為基本參照點的世界中去的機製，由法學傢或經濟學傢等提齣的這些機製在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被人們討論。在理論層麵，對這些機製的分析使我們賦予項目型城市以實質——我們認為正在形成中的一種規範性新支承點——而從更加實際的觀點看，它使我們能認清批判似乎最抓得住的一些地方。

可是，我們必須澄清一種帶有理論和政治含意的誤解。我們寫這本書的目的，完全不是要去幫助建立那種“項目型城市”，或者甚至是力圖為“資本主義”提供一個立即可到手的新“城市”（我們的做法一直受到批評）。我們的工作首先是描述性的，主要是設法匯集相當廣泛的不同學科（管理學、法律學、社會學等）的作者，旨在為實現項目型城市的試驗而提齣的種種機製。至於可稱為我們這方麵的“個人”立場，則不在本書正文之內，而是在本書後記內錶述。我們相信，任何有助於稍稍減少工薪階層不安全感的東西，都比沒有強。首先是因為受苦將減少，我們沒有時間搞“更糟的政策”；而且是因為，整部工人階級運動史已經錶明，當不安全感減少時，就會導嚮批判復興的情況。我們不是政治戰略的專傢，因此我們現在感到，建立使工薪階層有更大安全感的機製（即便這些機製與爭取靈活性的要求作瞭妥協）是一種很閤理的選擇；如果同時進行理論與實際工作，以這些機製為基礎來實行更為有力的批判復興的話。

所以，首先對批判賦予瞭一種“改良主義的”作用，並未讓我們感到不安。因為，一旦拋棄瞭支撐“革命”的救世主所期望的形而上學建構，特彆是一旦放棄瞭對“新人”的預期以後，對“改良”的要求怎麼會迥異於“革命”的承諾呢？改良也可以是激進的，可以相當深刻地改變事物的現有秩序。事實上，關於“改良”與“革命”之間的整個辯論背後，有著一個今天很含蓄的主要問題：就是行使暴力的閤法性。之所以含蓄，是因為在兩次世界大戰及法西斯國傢的大規模屠殺事件以後，仍然鼓吹大規模使用暴力的人比起索雷爾時代要少得多瞭。但是，如果以革命需要為由而支持暴力也遭到拒絕，那麼改良主義運動怎麼區彆於革命運動呢？

怎樣對待批判？擴大和混亂

在這篇“序言”的開頭，我們著重談到瞭20世紀90年代前半葉與現今之間變化的背景，其中涉及批判的地方特彆容易引起興趣。

首先，由於我們的書最初是在1999年末齣版於法國，我們見證瞭批判的迅速復興，確實比我們寫第六章時所預計的要迅猛得多——這一章專注於1995年以後批判的重新復活。特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國傢中開展批判的速度已經匯聚成一場對全球化的全麵批判，其高峰是在西雅圖、熱那亞或者阿雷格裏港。

但另一方麵，在建立有能力控製資本主義的新形態並減少其破壞性的機製上，我們看到的是事實上的停滯。在法國，“新經濟”所帶來的歡欣遲遲未到（這可以相當準確地追溯到1999年末，或者納斯達剋於2002年4月崩潰前的兩年多一點），在使社會黨政府把大部分措施束之高閣上肯定起到重要的作用。這很可能導緻瞭既有的左翼在2002年4月的總統選舉中驚人的失敗，以及很大部分選民對極右翼或議會外的極左翼投瞭“抗議”票。

意欲發揮總體影響的機製也是如此，它們的實施看來在當時具有更加空想的前景。在這方麵，和我們寫作本書的時期相比，事情沒有多大變化；至少可以說，資本主義的新精神正從容地自行調整其能力，不但提供我們所謂的“激勵”（當新機製成為老生常談時，它就提供得越來越少瞭），而且提供保障與公正。

迴顧起來，至少可以認為，我們的工作在恢復批判上有些膽怯（恢復得比我們預見的要快），同時卻肯定對批判效果過於樂觀（暫時看來效果不是立竿見影）。

而且，對資本主義在過去三十年中再度壯大一事，相對而言，既無邏輯一緻的理論分析，又無確切的實際分析，也許可以說明，或至少部分地說明瞭當前自相矛盾的情況，其特點是：批判無可否認地重新展開，而那種批判又顯然處於混亂。我們可以察覺到這種混亂的一個初始跡象：一方麵，老活動分子對共産主義的好日子有著普遍的懷舊情緒（當時西方民主國傢麵臨確實存在的共産黨國傢軍隊的威脅，認為這“使得老闆們住手”）；另一方麵，一些年輕的積極分子則被陳舊的革命話語所吸引。

我們認為，還有一種跡象，就是想把對資本主義本身的批判（集中於經濟機製、工作組織形式和利潤榨取）轉變為對“帝國主義”的批判。在法國，這種行動轉化為通俗反美主義的高漲。看到義憤脫離瞭具體的、鬥爭的場閤而讓位給麵對外部敵人的共識，即便是涉及到“全球化”及其“代理人”，也總是令人睏擾的。

眼下，也很難看清我們所謂的“藝術批判”的興起會走嚮何方。如果相當普遍地承認（肯定比五年或十年前更清楚）法國在過去五十年中所采取的批判形式（顯著地強調個人解放的革命一麵，特彆是在性解放上）已趨於窮盡，那麼，為瞭識彆當前主導的“異化”模式，應當考慮哪些徵象就非常模糊瞭。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識彆左、右翼政治特徵標記的混亂，而在不久前這是很容易分清的。例如，在最近圍繞農民聯閤會進行動員的事例上，我們看到一個捍衛農業反對全球化劫掠和轉基因的運動，它被視為既是“左翼的”又是“反動的”，這取決於把重點放在它那相當矛盾的立場的哪一邊上：贊同世界範圍的公平貿易，還是保護傳統的法國農業？

迴應一些批判

自從本書在三年半前齣版以來，受到國內外同事們的若乾批判。盡管內容不一，但某些主題卻在這些批判中一再齣現，或許是因為它們突齣瞭我們工作的最明顯缺陷。但至少在有些事例中，批判抓住瞭我們試圖展開的代錶性觀點，它們說明瞭我們的事業同社會科學近期其他理論努力之間的聯係。因此，值得把它們提齣來，並簡要說明我們認為自己能夠作齣的迴應。

慣例經濟學和調節理論

最初的一種批判認為，我們的立場笨拙地處於經濟學分析的兩個新近潮流之間，而這種批判在法國知識界的非正統經濟學傢非常活躍的辯論中頗為典型。這兩個潮流就是：慣例經濟學——它的發展與我們力求創立一門實用性批判社會學的活動密切相關——以及調節學派的著作。我們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麵，的確是有意尋求把這兩種觀點結閤起來，而有人認為那是不可能的。

從慣例理論中，我們得齣在等價原則的意義上澄清慣例的必要性，以便對人（和對物）進行比較，隻要他們（它們）構成經濟關係中時常不大看得見的基石，而且構成不同行動者對他們（它們）進行判斷的基石。例如，根據不同質量的慣例所做的交易；至於生産，那是根據不同的協作慣例。

根據調節理論的精神（即便不是根據字眼），我們采取瞭宏觀經濟和宏觀社會的方嚮，以及強調存在積纍製度的結構主義方嚮，也就是說（轉化為我們的語言），某些慣例和檢驗在特定時刻和特定社會形態下具有戰略地位。這些慣例和檢驗是既成的，這意味著它們都是組織成一個體係的、由法律機製所結閤的，並且落實在組織機構中。但是，我們對這些體係不是給予一種類似機械的操作法並使之實體化，而是在我們的描述中結閤進有關行動者對這些慣例和檢驗所作的解釋和批判。

對技術革新的估計不足

我們也同樣被批評為不給技術變革（特彆是新興的信息技術）及其對財富生産的影響以應有的空間。我們沒有忽視組織公司的新方式所帶來的效果與效能，那是特彆但並非全部由新信息技術所促成的。我們在本書一開始就寫到瞭資本主義的復興。而且，我們所閱讀的管理材料充滿著對這些“經濟”好處的贊美。

但是，我們試圖從不同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以便不是把技術孤立為一個獨立變項。正如新的科學社會學無可辯駁地錶明的，技術變革遠非獨立於其他方麵的社會存在。例如，如果我們遵照布魯諾·拉圖爾的分析，就可以看到，無數可定為“道德的”事物都牢固地具有技術方麵。“消費者需求”及其多少不穩定的性質，也可以這樣說。因為，消費者口味以及消費者需求的迅速變化過程，與有關藝術批判的需求（特彆對於“真實性”的需求）並非沒有聯係（至少這是《資本主義的新精神》一書所捍衛的命題）。這轉化為一種消費者個人化的消費要求，而有彆於一切形式的“大規模”生産。總而言之，本書的意圖不是要否認技術變革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作用（那是荒謬的），而是根據波拉尼式的想法，要打破技術決定論的宿命論觀點。

與馬剋思主義的關係：超越基礎與上層建築二分法

其他的問題圍繞著我們的書是否可以被視為馬剋思主義在社會科學內模糊迴歸的構成部分（以德裏達的用語是僞裝成“鬼魂”，或者如齊澤剋所說的“幽靈”）。有些批評傢——懷疑他們與反馬剋思主義者為伍——譴責我們的著作中有不敢言明的隱蔽馬剋思主義的復起。我們讓他們去幻想吧。其他人——這一次是親馬剋思主義者——責備我們“在精神上偏離”，說我們把“觀念”和“精神傾嚮”作為曆史的動力。

更為嚴重的是，動機最為善意的作者們，卻試圖把我們著作的意思以“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範疇來解釋。可是，我們設法樹立的理論建構——早在《論正當性》一書中所闡述的初步工作——正是旨在使這種二分法成為多餘。我們受馬剋斯·韋伯、卡爾·波拉尼和路易·迪濛所影響的齣發點，正是設法復活資本主義動力問題的同時，無需使用這些馬剋思主義範疇。這些範疇的局限在20世紀70年代已經變得很明顯，而且，在我們看來，它們特彆不能正確地對付意識形態的問題。這種概念造成觀念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顯著分隔，並忽視它們的相互聯係、相互交織、聯閤生産和相互影響，總是引起失誤而把意識形態狹隘地定義為一種僞裝或鏡子，不斷提齣雞和蛋的問題。它使研究者不能參與産生曆史現實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以便耐心地理清其脈絡。

我們賦予“意識形態”一詞的意義

在同樣的批判問題的主題上，值得稍稍談一談我們認為“意識形態”一詞的用處，這個詞語已齣現瞭許許多多的誤解。正如雷濛·布東在其對此主題的研究報告中所說明的，對意識形態的討論總是圍繞著是否應根據是非標準來界定的問題。批評我們不該把意識形態這個概念從20世紀70年代末湮沒無聞中拯救齣來的人們也不例外，因為他們認為意識形態顯然是一組錯誤的思想，也就是說，科學方法可以使之無效的思想。現在，我們明確地反對這種看法。我們曾在許多場閤說過，資本主義的精神不但使積纍進程閤法化，而且也抑製積纍進程。我們也可以說，正是因為它能抑製它，所以纔能使之閤法。這是因為我們將其歸功於人們具有真正的批判能力，而批判可以影響世界。我們齣發的原則是：人們自己有能力來評估言辭與自身經曆之間的差距，從而看到資本主義在實踐中必須提齣什麼理由，纔能使人接受它的言辭。

為瞭使問題更清楚些，我們說過我們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有三個組成部分，其中一個指的是公正，具體是說，資本主義機製如何促進共同福祉。11這個“公正”因素直接涉及《論正當性》一書中最初提齣、並在本書中再次闡述的“城市”概念和檢驗概念。這一模式從不試圖對言辭話語作專門分析，而完全抽象於上述公正原則的任何實際操作之外。因此，與作為欺騙的意識形態的概念一道，我們發現，按照城市來描繪正當性是無效和空洞的。所以，我們看到一大批言辭話語和辯解之辭如同諸多幕障和假貨，以欺騙盡可能多的人，掩蓋支配我們的力量對比或基本結構；而真正的世界卻隻有科學傢（不論是經濟學傢或社會學傢）纔能進入，因為隻有他們能掌握特權使自己擺脫社會世界。這肯定不是我們的觀點。

然而，那些批評我們的人，說我們接受瞭作為“純意識形態”的管理材料的有效性，說那種材料和著作與生産組織中發生的變化沒有多大關係，主要是依靠意識形態的概念作為掩蓋來濛蔽現實。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立場如下：我們認為，現在存在足夠數量的可靠而集中的統計數據（特彆是勞工部調查所提供的數據，我們在第四章中曾大量引用）可以說明，20世紀90年代的管理材料中提齣的趨勢流傳頗廣。所以，隻考慮這些材料的“意識形態”方麵而不看到它的實際影響，是錯誤的。這並不意味著所說的變革在各部門都采取同一步調，或者（特彆）認為它們都以同樣的力度來實施。從這些管理材料齣發，使我們能描繪理想類型的新生産組織。（“大規模生産”難道不也是一種具體形式未被證實的“理想類型”嗎？）這種模式在實踐中實現瞭多少（按部門、地區等計算），本身也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研究課題。

一本專門寫法國的書？

我們分析的有限範圍局限於法國，許多說英語的評論者對此頗感遺憾。《資本主義的新精神》是不是又一種不宜轉運的、非常法國化的産品（如同何塞·博韋的羅剋福爾乾酪），是法國知識分子的特製品嗎？把我們自己局限於法國，遠非偶然，這是一個有意的選擇，而且說實話，又是有爭議的選擇。20世紀90年代，有無數齣版物聲稱對全球化作齣總體考察，我們則不以為然，決定對自己加以限製。由於它們不研究在起作用的張力，不研究旨在可駕馭程度內剋服這種緊張的決定與政策，這些齣版物的內容實際上把“全球化”作為非人為“力量”的“必然”結果。

相反，我們相信：理解導緻“全球化”的過程，要求詳細分析看上去發生在非常不同領域裏的多種變化和衝突；對這些變化的描述隻能在相當有限的時段內（五年）、在小範圍內（我們兩人單獨進行，後麵沒有大的團隊）、在一個國傢內（特彆是因為在國傢層麵上，與國傢曆史相關的製約具有重要作用）認真進行。雖然這麼說，但我們也相信，西方世界的主要工業國都受到基本上類似進程的影響。我們再一次希望，以類似的方法論觀點，未來的工作將有可能豐富精細的目光，在本地變項的影響下，看到新的製約因素已經建立起來，使本地經濟與政治行動者衷心感到從屬於外力，好像這是他們難以反對，甚至不可能反對的力量。

網絡的地位及其解釋

其他批評集中於我們對網絡作用的看法，以及我們所提到的20世紀80年代末齣版的管理材料中有關網絡的內容；其實這不是同一件事。因此，我們之所以受到批評，或者是由於（類似於上述批判的一種現實主義精神）沒有足夠認真地對待以網絡為基礎的新技術所起的作用；或者，相反地，是由於接受如網絡般錯綜復雜的意識形態的可行性，它把一嚮存在的調和過程和調和作用視為創新。我們所關心的正是要避免這些同樣簡單化的解釋。

對於一些采取廣義決定論立場的著作力圖界定以網絡結構為基礎的新技術的社會效應，我們的立場可以稱之為塗爾乾式的（雖然也可以稱為詹姆士·貝尼格式的，例如在他的重要著作《控製革命》中）。它包括：強調社會狀況，尤其是強調促進或推動采用或發展某一特定技術的社會衝突。在這方麵會驚人地看到，對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近距離等級製監督方式的批判，使得隨後大大發展的技術實際上隻用瞭一二十年時間就能進行有效的遠距離遙控。

相反地，對那些責難我們接受關於網絡的管理話語的有效性的批評者，我們可以迴答說：本書已經預計到這種批評瞭。我們不厭其煩地在一些場閤加以說明，我們當然並不認為（這裏我們遵循費爾南·布羅代爾的著作）網絡及中介體所起的作用是一種新現象。另一方麵，新事物卻正是本書大量論述的社會項目，目的是把網絡視為一種正規模式。如果你願意，可以說這包羅著一種“意識形態”；如果這個詞語被理解為上述意思，那麼必須強調，“意識形態”如要成功，必須植根於使其能“真實”存在的組織的、體製的或者法律的機製之中。

對我們著作的其他解釋，認為已發現其中具有某種對網絡的敵視，以含蓄的集中製和集權製的立場錶達齣來（這種批判時常由美國政治學傢作齣，特彆是從三十年前斯坦利·霍夫曼的著作以來，這種批判已司空見慣）。據說，我們沒有認識到“空間相接的微觀網絡”的好處。但是，我們不確定自己是否已經理解這種論點瞭，因為我們認為，以嚴格的正式立場來看，很難理解它的意思何在。正如米歇爾·塞爾等法國網絡哲學傢或者其他方麵的哲學傢如吉爾·德勒茲的著作所錶示的，網絡的基本特性之一是開放性。而且，美國的網絡社會學理論傢哈裏森·懷特也采取同樣的基本前提。網絡空間由網絡創作者所構成，與地理空間不同：它是開放的、不確定的、變動的。在網絡中確立一種公平尺度的睏難，正是由於無法始終知道誰在內和誰在外。這些輪廓是在不斷變化之中的，網絡成員極少瞭解網絡全貌，他們隻知道他們常去的那部分網絡。因此，試圖構建網絡，總要包括製定一份最低限度的網絡成員名單，並且提齣（即便不是規定）一份至少由“成員們”接受的管理實例，即另一個確立“規則”的首要層次。在這樣做的過程中，網絡顯然會失去其流動性、開放性，直至其網狀性。提齣這一點，並不是內心要當集權者。

然而，網絡與地域之間的關係問題，比我們在書中所做的，值得進行更加縝密的審察。因為網絡顯然具有實在的地域基礎，而地域在調節超越地域的網絡所産生的財富積纍點的能力上，是不一樣的。而且，今天的管理首先是以地域的方式來組織和構想的，而網絡分支正伸展到這些地域範圍之外，因而管理更加無效。

網絡內的自我組織也是這樣，它今天被視為一種準“革命的”解放力（例如互聯網的事例，或者舉一個更加具體的例子，關於免費軟件的辯論）。網絡中發展的自我組織肯定有利於革新和革新者（正如我們所引用的米歇爾·卡龍的著作所錶明的）。但是，它本身沒有什麼機會來就社會公平提供可取的解決辦法，因為網絡並不提供一項覆蓋全局的立場，容許那些處於邊緣或無法聯網的人們受到關注。

社會世界的雙重本體論

以我們使用網絡概念的方式所提齣的問題，最終涉及我們理論觀點的一個中心方麵，它比較不受注意而未被評論或批評，然而，那是對我們作品進行批評的中心所在，因此我們理應作齣迴應。對我們來說，我們研究的這一方麵是相當基本的，因為它有關所謂社會本體論。倉促而不成熟地說，社會理論，特彆是法國的社會理論，總是間發性地搖擺於兩種看來互不相容的範式之間，但是在這方麵，法國思想在過去三十年中在總體上對社會科學具有相當大的影響。不限於此，這兩種範式涉及到我們在本書序言開始時談及的法國社會學的兩大時代，當時我們迴顧瞭過去三十年中對資本主義的種種談論。

第一種範式強調的是：被視為體製、法律與規範支承基礎的力量與力量對比，行動者聲稱其行動以此為據。在這類範例中，道德上的急需、正當性的方式和體製形式都被用作掩蓋現實的帷幕，即作為利益與力量對比的一種相互作用，或者乾脆忘卻而轉為沉默。在這兩個事例中，關於社會上的人們為何對規範性如此重視——如果它事實上在決定他們的行動方麵不起任何作用——的問題仍然未獲解決，並沒有提齣令人滿意的迴復。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它們與馬剋思主義因注入結構主義而得到復興聯係起來。更晚近的時期，它們則建基於一種網狀的或者根係形態的本體論，特彆是德勒茲在創造性地重新解釋斯賓諾莎和尼采的基礎上所提齣的形式，他們的著作隻是較晚纔對社會理論有具體影響，所以，他們隻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纔真正具有重要性。後者比前者有利，因為它消除瞭“古典”馬剋思主義中一些最不可接受的方麵，特彆是基礎與上層建築的二分法。

對比來看，第二種範式則強調政治體製與政治哲學，以及法律、道德和總的規範性所起的真正社會作用，這種範式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重新得到運用的。當時，馬剋思主義的沒落重新開啓瞭理論反思的領域。它特彆依靠哈貝馬斯的著作，但在法國還依靠曆史學傢弗朗索瓦·菲雷的著作（他在迴歸政治理論方麵起瞭重要的作用）和哲學傢保羅·裏科爾的著作。

這兩種範式的特色在於，它們都是基於可稱為社會世界形而上學的兩種相當不同的概念（往往是含蓄不宜的）。第一種，特彆是它的根係形態，是建基於隻包含一個層次或層麵（“內在層麵”）的本體論。它隻瞭解單一或流動，它們之間的關係是網狀的，它們的運動和關係受力量邏輯所控製。相反，第二種隻要基於兩層空間就可以得到理解。第一層空間由單一實體特彆是人們所占據；第二層空間由可進行單一實體對比的等價原則組成，並把它們構建為類型或種類，對他們之間的關係作齣規範性判斷。這種雙層結構被第一種範式譴責為屈從於超越的幻想。

這兩種範式在我們看來都不能完全滿意地或適當地解釋社會動力。而且，我們認為，這正是為什麼我們看到它們之間的周期性交替。例如，今天可見證到一種力量本體論的逆轉，它急於同馬剋思主義劃清界限，常常從卡爾·施密特那裏獲取靈感，而施密特親納粹的立場使他長期被排除於知識界之外，但是，他最近卻迴歸左翼或極左翼思潮，這真是既轟動又驚人。

我們所提議的變革模式的創新性，在於它尋求把我們綱要性地援引的兩種範式結閤為一個理論架構。我們事實上已經設法說清社會世界的兩種行動體製。第一種我們稱之為“類型體製”。它由一定時刻批判對最重要檢驗的影響加以推動，它依靠雙層的形而上學，並激活等價原則（往往對它們加以質疑），加強製度，製定法律，敦促展開道德正當性，這些都特彆根據公正而得到錶達。在這個架構內（以法國為例），我們來解釋在1968年5月事件後簽訂、發布或投票通過的增強工人安全與公正的大量聯閤協議、政令和法律。

但是，這種類型體製並不窮盡所有的社會行動。我們還設法突齣一種不同體製所起的作用，我們稱之為“移置”。它免除瞭一般化和道德判斷，在單一層麵上展開，所産生的最滿意形象是由根係形態規則提供的。我們設法錶明，手頭上的事例——從70年代後半期起資本主義的復興——因加緊求助於類型體製的手段而使檢驗日趨嚴格，使得一些行動者脫離既有的檢驗，根據移置體製特有的方式來行動，以尋找新的獲利途徑，尤其是通過增加網絡。

我們的理論立場使我們受到批評，或者至少未被充分理解或被誤解：（1）首先是那些受哈貝馬斯所鼓舞的人，他們強調尋求可導嚮在規範基礎上的協調（即便是程序性形態），以便可能達成判斷的趨同；（2）那些從結構主義觀點來強調利益和力量對比的人；（3）那些把規範性問題視為沒有根據而加以放棄的人，他們都強調網絡的創造性。這是有所關切的事，雖然基本上可以理解。今天我們正在看到，許多作者對呈現於眼前的技術和經濟機製的擴散性和創造性著迷（就是說，作者們對資本主義的復興著迷）；許多作者要恢復反資本主義的革命活動，使之置於新的理論基礎上，他們像阿爾都塞分子在20世紀60年代用結構主義來修補馬剋思主義那樣，把它關聯到人生哲學，想依靠網絡本體論來復興它；這兩批作者在最後的立場上趨同。

關於“批判遲到”問題的一些修正

最後，我們願意從迴應批評轉而錶達一種自我批評。情況如下，在涉及檢驗的地方，我們使我們的行動者具有移置與類型化的能力。類型化就是把單一事件在特定方麵進行對比，以便把它們串連起來。當人們設法對他們生活的世界賦予意義時，這是他們實行的基本措施之一：從中得齣主要的不變因子，以及某種簡化的運行形象。類型化的能力對於“加緊檢驗”很重要。相反，移置指的是未曾類型化的，特彆是沒有形成部分既成的、明定的和高度類型化檢驗的人們的行動，這種特徵使它們具有一種本地的、基本無形的性質。防止既有檢驗的發生，是預設存在著移置。在我們所有的行動者中平等地分配這些能力，本是閤乎邏輯的。可是，情況不是這樣，因為在我們所說的故事中，移置的主要是資本主義，類型化的主要是批判。因此，批判不可避免地總是晚到，因為為瞭有效，它必須分析資本主義進行的移置，並將其排列成序，加以類型化，以便揭露並譴責其不公。我們把移置與類型化的相對能力做這樣的不平等分配，就可以看到如何能翻轉成“移置—資本主義—物質世界”對“類型化—批判—理想世界”的衝突。

這裏包含我們闡述中的一個缺點：類型化與移置的能力，如同人類學的能力，顯然是均勻分布的。至於資本主義的類型化能力，這豈不是1968年5月以後雇主們麵對“可控性危機”構建第一次和第二次迴應時所實行的嗎（見第三章）？它豈不正是管理學作者們設法勾畫一些新世界的基本規則時所做的事嗎？因此，資本主義及其批判同時而且互動地對世界的定義與類型負責。

與此相對稱，批判具有重要的移置和創造能力。在20世紀70年代，工會被基層會員所挫敗，以及分析傢們在解釋當時態勢時所經曆的巨大睏難，應當再次提齣來。如果在三十年以後，當藝術批判下放到街頭時，這些事件似乎可以為我們所理解瞭，那麼當時的觀察傢們則把它看成基本上與移置秩序有關。也就是說，在那些時候，一時沒有人知道發生瞭什麼，或者怎麼來說明它的特點。

除瞭在理論上有必要以外，對我們的模式這樣來重新權衡，將能給批判以充分的應有評價，並且有助於遏製很常見的把批判降低到觀念領域，而把資本主義降低到事物領域。

在這一點上，就像在其他許多方麵一樣，《資本主義的新精神》一書可以作為一個研究提綱來閱讀，而不是作為一本全部完成的著作；作為擴大、澄清或否定我們的意見而進行未來工作的召喚，而不是作為一種教條和傲慢的總結性論著。

2003年5月27日於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