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承恩(1501年-1582年)，漢族。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府山陽縣（今江蘇省淮安市楚州區）人,明代小說傢。吳承恩大約40歲纔補得一個歲貢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職，沒有被選上，由於母老傢貧，去做瞭長興縣丞，終因受人誣告，兩年後“拂袖而歸”，晚年以賣文為生，大約活瞭82歲。

《天啓淮安府誌》評價他“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清雅流麗，有秦少遊之風。復善諧謔，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不過都是他死後的事瞭。他一生創作豐富，但是由於傢貧，又沒有子女，作品多散失。據記載有誌怪小說集《禹鼎記》已失傳。目前隻遺留後人輯的《射陽先生存稿》四捲。一般公認他是中國的《西遊記》的最後定稿作者，但也有觀點認為不是，目前在學術界保持著爭議(舊時傳說是元朝的全真教道人丘處機)。

齣生於一個由下級官吏淪落為小商人的傢庭，他的父親吳銳性格樂觀曠達，奉行常樂哲學，為兒子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讀書做官，上承皇恩，下澤黎民，做一個青史留名的忠臣。吳承恩小時候勤奮好學，一目十行，過目成誦。他精於繪畫，擅長書法，愛好填詞度麯，對圍棋也很精通，還喜歡收藏名人的書畫法帖。少年時代他就因為文纔齣眾而在故鄉齣瞭名，受到人們的賞識，認為他科舉及第，“如拾一芥”。

他除奮好學外，特彆喜歡搜奇獵怪，愛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類的書籍。如《百怪錄》、《酉陽雜俎》之類的小說野史，這類五光十色的神話世界，潛默化中養成瞭搜奇獵怪的嗜好，隨著年齡的增大，這種愛好有增無減，這對他創作《西遊記》有著重大的影響。30歲後，他搜求的奇聞已“貯滿胸中”瞭，並且有瞭創作的打算。50歲左右，他寫瞭《西遊記》的前十幾迴，後來因故中斷瞭多年，直到晚年辭官離任迴到故裏，他纔得以最後完成《西遊記》的創作，曆時7年。

步入青年時代的吳承恩是狂放不羈、輕世傲物的年青人。社會地位的低下，貧窮睏苦的處境，使這位大纔子狂放不羈，招來瞭紛至遝來的笑聲，被人交口稱譽的日子一去不復返瞭。吳承恩約二十歲時，與同鄉一位姓葉的姑娘結婚，婚後感情甚篤。吳承恩雖然狂放不羈，但他品行端正，忠於自己的妻室。嘉靖十年，吳承恩在府學歲考和科考中獲得瞭優異成績，取得瞭科舉生員的資格，與朋友結伴去南京應鄉試。然而纔華不如他的同伴考取瞭，他這位譽滿鄉裏的纔子竟名落孫山。第二年春天，他的父親懷著遺憾去世瞭。接受初次失敗的教訓，吳承恩在以後三年內，專心緻意地在時文上下瞭一番苦功，在嘉靖十三年鞦的考試中卻仍然沒有考中。吳承恩羞恨交加，這年鼕天，竟病倒瞭。兩次鄉試的失利，再加上父親的去世，對吳承恩的打擊是沉重的。在他看來，考不取舉人，不僅付資無由，而且愧對父母，有負先人。但他並不以為自己沒考取是沒本事，而隻是命運不濟，他認為“功名富貴自有命，必須得之無乃癡？”

吳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剛直不阿。他之所以纔高而屢試不第，很可能與他不願作違心之論以討好上官有關。他厭惡腐敗的官場，不願違背本心，對黑暗的現實持否定態度。他在《二郎搜山圖歌》一詩中寫道：“民災翻齣衣冠中，不為猿鶴為沙蟲。坐觀宋室用五鬼，不見虞廷誅四凶。野夫有懷多感激，撫事臨風三嘆惜。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誰能為我緻麟鳳，長令萬年保閤清寜功。”認為“民災”的形成，社會現實的醜惡，原因就在於統治者用人不善，讓“五鬼”“四凶”那樣的壞人當道。他想“緻麟鳳”，行“王道”，扭轉乾坤，但是懷纔不遇，壯誌未酬，隻能空懷慷慨，撫事臨風嘆息。生活睏頓給吳承恩帶來的壓力並不小於科考的失利。父親去世以後，他需要操持全傢的所有開支，但他卻沒有支撐門戶的能力，更沒有養傢活口的手段。傢中生活來源，除瞭每月從學府裏領迴六鬥米外，隻能坐食父親所留遺産瞭。品嘗瞭社會人生酸甜苦辣的吳承恩，開始更加清醒地、深沉地考慮社會人生的問題，並且用自己的詩文嚮不閤理的社會進行抗爭。

《西遊記》的藝術虛構正是建立在傳統藝術經驗和這種社會的宗教性觀念和風習的基礎之上的，但它又以作者融會瞭傳統藝術經驗所形成的藝術的獨創性批判瞭社會的宗教性觀念，或更正確地說，和社會的宗教性觀念開瞭玩笑，進行瞭潮弄。這是這部演述超人間故事的神魔小說最突齣、最優異的品質，也是它的藝術價值和魅力的最根本的所在。

《西遊記》的主旨就是在於政治批判，那就和小說的形象和意蘊不符瞭。對現實政治的諷刺頂多隻是這部神魔小說的附帶性的內容，是信手拈來之筆，是諷喻世態人情中的涉筆成趣。一部小說如果不包含豐富的、多元的、在眾多棱麵上映射齣眾多意象的內涵，就不成其為多姿多采的有生命力的藝術品，不會萬古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