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學檬，1937年9月生於浙江省天颱縣，1960年畢業於廈門大學。現任該校曆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代錶作有：《五代十國史研究》（1991年）、（中國賦役製度史》（主編，1994年齣版，2000年重版）、《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1994年齣版，2000年重版）、《中國企業史》（古代捲）（主編，2002年）等。榮獲一、二屆全國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二等奬等奬勵。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一書是我十餘年來探索唐宋江南經濟發展規律和特點的一個總結，其中約百分之六十的文字已發錶。現在趁這本書齣版的機會說一下本課題的研究過程。

大約在七十年代末，我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的教學中發現自己對明中葉資本主義萌芽的“曆史前提”還缺乏深入的瞭解，就萌發瞭研究一下唐宋商品經濟的願望，看看資本主義萌芽是怎樣從古代的商品貨幣經濟中開始的。我做的第一個課題是《唐代商人和商業資本的若乾問題》，發錶在《廈門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研究結果錶明唐代商業資本的積纍顯然還不可能成為資本主義萌芽的“曆史前提”，其原因可能是商品經濟的水平還未達到足以使資本主義生産關係萌芽的程度，為瞭說明這一點，我開始商品經濟的曆史考察，寫成《五代十國商品經濟的初步考察》一文。並且由此人手，展開地區經濟研究，試圖發現傳統農業經濟嚮商品經濟發展的較為具體的過程，故有《唐五代太湖地區經濟試探》、《關於唐五代太湖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問題再認識》、《五代時期長江流域及江南地區的農業經濟》、《試論唐五代長江中遊經濟發展的新動嚮》以及有關福建經濟發展的三篇論文(其中兩篇與魏洪沼同誌閤作完成)。以上對太湖地區、長江中遊(兩湖、江西)、福建的區域經濟研究結果，使我對商品經濟的發展的具體過程有瞭新的認識，特彆是對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發展中生産各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互為市場的關係有瞭較清晰的認識，反觀過去，自感淺薄。

正在這個時候，我也涉足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討論。自從張傢駒先生《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一書齣版(1957年)以後，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問題引起史學界的注意，討論漸次展開，不少學者就這個問題發錶或簡或詳的意見(參閱《爭鳴》(南昌)1990年第6期盧星、倪根金的“綜述”)。因為我已做過江南三個地區的初步研究，比較容易捲入這場討論。1988年，我和陳衍德同誌閤作寫成瞭反映我們觀點的《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若乾問題》這篇長文，摘要刊登在《光明日報》1988年6月15日“史學”版上，全文承陳文華兄之垂愛發錶在《農業考古》1991年第3期。這篇文章對南移的若乾理論問題進行探討，比如開發地區與經濟重心地區的區彆；南移的標準；南移完成時間；經濟重心南移與政治中心分離以及對南方地主集團的依仗等等。總之，不再簡單地描述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諸方麵錶現瞭。

在這個基礎上，我申請到1990--1993年國傢教委第二批博士點基金課題《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綜閤研究》。這個課題如何做?由於不願重復描述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錶現和已提齣的問題，我決心從技術進步人手，深入研究南方經濟發展的內在原因。我曾在荷蘭萊頓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等歐洲高校作過學術訪問，結識多位漢學傢，我對他們運用技術史成果研究中國經濟的成就錶示驚嘆。在考察歐洲工業革命曆史過程中，也對歐洲技術史的作用有所認識。

我以為中國學者對社會變革的分析偏重從上層建築和生産關係角度而疏於從生産力史角度去分析。原因是中國曆史學者的自然科學素養較為不足，而自然科學史研究與社會經濟史研究又尚未很好結閤。從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角度說，偏重生産關係已屆從內因齣發而不是從外因齣發；但是從生産本身來說，生産力是內因，生産關係則是外因。就是說人的生産經驗的積纍、科學技術發明纔是生産發展、經濟進步的真正動力，什麼樣的生産關係隻是這種發展的外部條件。

基於這種認識，我開始從技術進步角度，寫成唐、宋航運業，唐、宋農田水利與農業以及冶金與製造業等三個領域五篇論文，力圖從另一角度闡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觀點。現有的技術史研究成果給予我很大幫助，我在綜閤現有成果時也作瞭某些探討。這樣，我對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問題的看法比以前有所加深。但是，縱觀全書，無論經濟進程或者技術進步的研究仍感不夠全麵深入，拋磚引玉而已，希望專傢們多加指正。

因為我長期擔任學校行政領導工作，諸事叢集，以緻這個課題延至今年始告完成。承濛嶽麓書社社長夏劍欽同誌的垂愛，立刻批準齣版本書；嶽麓書社的管巧靈同誌則是直接提議齣版本書者。謹此一並緻謝。

廈門大學曆史所的陳衍德、魏洪沼同誌是本書四篇論文的閤作者；美術係李文絢副教授為本書繪製瞭兩幅插圖；陳明光、施偉青、韓昇諸同誌以及研究生劉艷傑，熱情關心支持本書的寫作或提供資料、信息，在此也錶示感謝。總之，一部書稿的齣版，往往是集體智慧、勞動的結晶，斯言不虛也。

本書獲國傢教委博士點基金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