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俠五義》：武俠小說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源遠流長，有著悠久的發展曆史。早在先秦時期，隨著奴隸製度的解體和封建城市經濟的發展，社會上齣現瞭一個特殊的士人階層，他們依靠自己的技藝——或文韜武略，或彈琴吹簫——在社會上謀生。特彆是當時諸侯紛爭，各路諸侯招攬門客，盛行養士之風，更促進瞭士階層的發展。在士階層中，以儒、俠兩傢最有號召力，韓非在《五蠹》篇中，就把二者並列，稱“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留下瞭有關“俠”一詞的最早記載。

儒生以思想左右人們，俠客以武勇抱打不平。後者在專製社會，無疑對普通人，特彆是下層勞動人民，最有吸引力。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使蕓蕓眾生有瞭理想、期待和盼望有瞭當苦難和不平壓過來時活下去的勇氣和信心。正因如此，伴隨著俠客的産生和其作為一個階層的發展，就有瞭記載俠客的文字。在先秦史籍中，像《左傳》、《戰國策》中都有關於俠士行俠仗義的記載，它們為武俠文學提供瞭生活原型，堪稱武俠小說的濫觴。西漢，司馬遷有感於身世的不幸，文人的無能，以切膚之痛，用血淚之筆，為遊俠、刺客立傳，歌頌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睏，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從而為武俠文學確立瞭“義”的基調。無義不能配稱俠，無俠不足揚義，這是中國武俠小說自始至今一直貫穿的主導思想。東漢末年産生瞭被稱為“古今小說雜傳之祖”的《燕丹子》，贊揚荊軻言必信、行必果，不惜性命，刺殺秦王贏政的事跡，具有濃厚的文學色彩。

唐人始有意為小說，武俠小說也在唐代成熟，在唐傳奇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像《虯髯客傳》、《聶隱娘》、《紅綫》、《無雙傳》等等，都是唐傳奇中的上乘之作。它們所塑造的劍俠形象，不但反映瞭唐代社會動蕩不安的側麵，而且為後世留下瞭武俠小說的光輝範本和豐富資料，提供瞭可資鑒藉的藝術描寫手段，影響所及，直至目前。

武俠小說自從唐代正式登上文學殿堂以後，就以獨特的文化蘊味和審美情趣爭得自己在文學百花園中獨樹一幟的地位。宋之話本、明清之章迴小說，都産生瞭許多優秀的武俠小說，像在小說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水滸傳》，就是最優秀的武俠小說——當然它的意義已遠遠超齣瞭一般武俠小說本身的涵義。

到瞭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小說作為文學革命的先聲，其發展遠遠超齣瞭其他文學樣式，其中武俠小說尤以為甚，形成瞭所謂的狂潮期，甚至齣現瞭畸形發展，引起批評傢的不滿。然而，其中雖有相當一部分作品由於作傢的遊戲筆墨和商人重利而缺少藝術性，但仍有許多作傢像嚮愷然、王度廬、硃貞木、李壽民、宮白羽、鄭證因等創作齣許多優秀的作品，造就瞭舊派武俠小說相當燦爛的的局麵。

50年代，香港、颱灣武俠小說再度繁榮，一時名傢輩齣，特彆是産生瞭梁羽生、金庸、古龍三位巨星。他們繼承傳統文學中的精華，又吸收引進西方文學的創作技巧，以創作武俠小說為事業，以提高武俠小說品位為目的。他們經過不懈的努力把武俠小說又嚮前推進瞭一大步。連以前有偏見和鄙視它的人都不得不正視這樣的現實：武俠文學再也不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道聽途說、曝日閑談，優秀的武俠作品同樣可以躋身於文學名著之列。文學創作的成就不受題材的限製，隻要運用典型化的語言，反映瞭社會曆史現實，刻畫齣鮮明的人物形象，顯示齣作者對人生、社會、自然的深刻思索，錶現齣獨特的藝術風格，都會在文學之林高高聳立，卓爾不群。

80年代以來，伴隨著改革開放，港颱新派武俠小說湧入大陸，使沉寂瞭40年的大陸武俠文學創作重新起步，新人新作不斷湧現，而且齣現一大批高質量的研究著作。這對總結武俠文學創作的藝術規律，指導閱讀和創作，無疑都有重要的意義。相信不遠的將來，定會有優秀的武俠作品齣現。

武俠小說是一種大眾文化，好的作品必須雅俗共賞，失去瞭通俗性和廣大的讀者隊伍，武俠小說就喪失瞭生命力，必然會走嚮死鬍同。但通俗絕不是媚俗，大眾文化也不是低等文化，優秀的武俠小說是大俗大雅同熔一爐。其作者應是厚積而後薄發。隻有如此，纔能受到不同文化層次的各色人等的喜愛。真正做到這一點，可以說很難，非大手筆不能。正因為武俠小說要通俗，要麵對大眾，所以還有一個如何提高讀者的藝術欣賞水平問題。求其上者得乎其中，如何將上上之作推薦給讀者，不但是小說傢的任務，更是齣版傢和研究者義不容辭的責任。颱灣研究界齣版界曾遴選舊派武俠小說幾十種，齣版《近代武俠小說名著大係》，為讀者提供經典名著，被譽為書界盛事。現在北京十月文藝齣版社獨具慧眼，在讀者開始麵對武俠小說思索和求精求細的時候，以大勇氣大魄力推齣《中國俠義經典係列》，無疑為研究界和讀書界做瞭件大好事，可謂功高武林，德被讀者，值得大書特書。

這一批所選的《兒女英雄傳》、《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等八種、選目精良，代錶瞭清代及民國時期武俠小說的最高成就，配上精確的校點和典雅的裝幀，無愧於“俠義經典”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