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哲学中最深刻和最重要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观察到一种罪恶，她称之为“平庸之恶。”其解释之一是它并非对一个普通人阿道夫·艾希曼的观察，而是当人们在体制中发挥“适当”作用时所发生之事的陈述，即遵从体制的规定而行动，同时无视该体制的所作所为的道德后果，或者至少将这些后果碎片化或完全视而不见。

这种现象的一个突出表现出现在社会学家罗伯特·杰克考尔（Robert Jackall）写的《道德迷宫》（Moral Mazes）一书中。该书探讨了若干企业的决策过程中的伦理学问题。杰克考尔观察到几个与阿伦特的观察十分吻合的情况。他采访的企业中层领导在其日常生活中并非“邪恶”之徒，但是在工作背景下，他们就拥有了完全不同的独立的道德法则，杰克考尔称之为“企业生活的基本准则”：

（1）从不与老板激烈争论；（2）告诉老板想听的话，即使老板声称他希望听到不同意见；（3）如果老板想抛弃某些东西，你就扔掉它；（4）时刻关注老板的愿望以便预测到他的渴望；换句话说，你不要强迫老板表现出老板的样子；（5）你的工作不是向老板汇报他不想听的东西而是设法掩盖真相。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该说的话不说。

杰克考尔调查了一个又一个案例，其中很多经理就是因为违反了这些准则而被轰走了（如因为汇报三里岛核电厂清理中的蹩脚应对而被炒鱿鱼的例子）。

艾伦·施瓦茨把《道德迷宫》视为他“最喜欢的书”。施瓦茨是因特网“神童”（wunderkind），因为非法下载支付墙背后的学术期刊而遭政府通缉，曾受到威胁要被判处35年监禁。施瓦茨在元月份在26岁的时候自杀（许多人相信这归咎于他受到的迫害），他说《道德迷宫》非常精彩，“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好心人最后却犯下这么多罪恶。”

施瓦茨认为，有时候为了避免犯下体制之恶，我们有必要破坏服从体制法则的要求。就施瓦茨的例子而言，该体制并非一个企业而是把本来应该人人都有机会获得的知识却被封闭起来禁止传播的体系。施瓦茨采取了公民不服从的行动，把这些知识解放了出来，他认为“听从不公平的法律就没有公平正义可言。现在到了见光的时候了，我们应该遵从公民不服从的伟大传统，表达我们对私人盗窃公共文化的行为的抗议。”

美国陆军大兵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因为泄露国防部和国务院的机密文件而被监禁起来，她觉得有类似的动机来抗拒官僚系统的内部法则。在遭受审判时，她在一个声明中描述她觉得这么做是必要的。2010年2月，她收到了一份报告，其中伊拉克联邦警察拘留了15个印刷“反伊拉克”材料的人。在调查该案件时，曼宁发现这15人中没有一个曾经与反伊拉克行动有任何联系，也没有参与涉嫌恐怖分子的组织。曼宁请人把所谓的反伊拉克材料翻译出来后，惊讶地发现事实与联邦警察的说法相反，这份出版的文献“详细描述了以努里·卡迈勒·马利基（Nuri Kamal al-Maliki）总理为首的内阁的腐败以及政府腐败对伊拉克人民造成的经济影响。”

可是，在曼宁将这一情况汇报给负责的上级官员（OIC）后却被告知“扔掉它”。她回忆说。

曼宁无法忍受。如她所说，她知道如果她“继续帮助巴格达联邦警察辨认马利基的政治对手，那些人将被逮捕并被关押在巴格达联邦警察的特别部门之内，很可能受到虐待，会消失很长时间甚至永远地消失了。”在她的上级拒不处理这个问题之后，她被迫把这个信息泄露给维基解密。

斯诺登在遭遇明显错误的事情时也感觉到无法在情报界的官僚体制内扮演适当的角色，如他所说：

当你在这样的地方向人们谈起[滥权]时，他们多半会一如既往，因为这是企业界人士早已习以为常，不会认真对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意识到做错事的感受会越来越强烈，你意识到必须谈论这些事。但你谈论得越多，被忽略的程度就越高。人家越是告诉你这不是问题，你就越加怀疑，直到最后你意识到这些事必须由公众而不是由政府雇佣的人来决定。

官僚机构告诉他要视而不见、一如既往（遵循“道德迷宫”中的五条法则），但是斯诺登觉得这样做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纽约时报》评论版的文章中指出了他为什么觉得斯诺登泄露棱镜监控计划的信息是错误的。其推论非常清楚地完全不同于施瓦茨、曼宁和斯诺登认同的道德法则。他写到“为了社会运转正常，就必须有最基本程度的信任和合作和对机构及共同程序的尊重。斯诺登因为决定单方面地泄露国安局秘密文件而背叛了这一切。”

这种抱怨令人害怕，因为它类似于《道德迷宫》中讨论的案例，其中会计被因为坚持汇报“非正常的付款、虚假的发票和伪造的数据”而遭到开除。公司的其他经理对这个会计的抱怨是“因为坚持他自己的道德洁癖而破坏了部门合作所需要的基本的信任和理解。”

但是，斯诺登和曼宁的泄露机密文件的决定是否属于傲慢自大和狂妄呢？毕竟，难道不是有现成的程序上报组织机构图中的上一级去决定正确的做法么？由工资级别更高的人来做出道德决定不是更好吗？美国驻联合国前任大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说斯诺登“认为他更聪明，他比我们其他人的道德水平都更高，他比其他299999999美国人都看得更清楚，因此他做了他想做之事。我要说这是最糟糕的背叛。”

对泄密者或者揭发者来说，对博尔顿的回答是我们不能指望体制会自行采取道德行动。为了自身的生存，体制肯定要实现最优化。要防止体制做恶可能迫切需要有人打破组织礼仪、协议或法则，需要人们摆脱分配给自己的组织角色。与中层部门经理或信息技术承包商相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未必更容易认识到体制之恶。认识到体制之恶并不需要很高的地位或智慧，只是需要诚实的态度而已。

从自己被分配的组织角色中走出来的有良心的人并不是新鲜事。从前由很多著名的例子，包括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 (五角大楼文件)、约翰·基里亚库（John Kiriakou (中央情报局文件)和国安局前雇员，他们告密的是他们认为违法宪法的或者不道德的监控项目（如威廉·宾尼（William Binney）、拉斯·泰斯（Russ Tice）和托马斯·德拉克（Thomas Drake）。但是我们似乎见证了新一代的泄密者和揭发者，我们可以称之为W一代（他们出现在维基解密时代，现在是对泄密发难的时候）。

媒体急于对W一代的成员进行心理分析的欲望再自然不过了。它们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人愿意冒险做这种事而企业媒体的成员却不愿意。但是，煮鹅用什么酱油，煮公鹅也应该用什么酱油。如果要对泄密、揭发、黑客攻击等行为的动机进行心理分析的话，同样也应该对体制内权力结构高层人士的动机进行心理分析。具体而言，就是企业媒体发挥重要作用的体制。即使组织内的行动者按照组织礼仪行动，并尊重内部的信任纽带，体制本身已经处于病态之中是完全可能的。

正如汉娜·阿伦特看到的忠诚的经理的联合行动能产生无法言说的体制之恶那样，W一代也看到了与监控国家沆瀣一气可能犯下的罪恶。虽然不是艾希曼的官僚效率带给我们的令人恐怖的罪恶，但仍然是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的奥威尔式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