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期刊文献索引(2002)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作者:邹育理 编

页数:802

出版时间:2003-8-1

价格:48.00元

装帧:平装(无盘)

isbn号码:9787503642371

具体描述

《中国法律期刊文献索引.2002》收录了2002年国内666种学术刊物，其中527种国内期刊（ISSN，CN），139种法律论文连续出版物（ISBN），选录篇目共计15864条。

目录信息

分类索引(1)
主题词索引(539)
著者索引(620)
1. 个人著者(620)
2. 集体著者(748)
外国法论文索引(751)
1. 国家(751)
2. 地区(753)
3. 国际组织(754)
4. 其他(754)
附录I 收录期刊一览表(756)
1.核心法学期刊(75
· · · · · · (收起)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装帧和印刷质量，是老式学术出版物的典范，纸张的克重和墨水的稳定度，保证了长时间翻阅的舒适性，这在数字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它鼓励你慢下来，沉浸其中。我最欣赏的一点，是它对于“非核心”文献的收录态度。很多索引会自然而然地偏向于顶尖学府的明星教授或高引用率的期刊，而这份索引却展现出一种罕见的包容性，它收录了地方性法律评论、基层法院的调研报告汇编等更贴近实践的声音。这使得它不仅仅是一份学院派的文献清单，更是一份“全景式”的法学生态图谱。通过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边角料”文献，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法律改革是如何从自上而下的理论指导，逐步渗透到自下而上的实践检验过程中的。这种多层次的文献覆盖，极大地丰富了我对2002年中国法制建设复杂性的理解，它让我意识到，法律的进步从来都不是单一声音的结果，而是多元声音交织的产物。

这本厚重的文献索引，初翻时便觉一股学术的沉淀感扑面而来，纸张的质地和排版的严谨，透露出编纂者倾注的心血。我原以为这只是一份枯燥的条目汇编，但深入其中，才发现它更像是一张通往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法律思想版图的精细地图。索引的广度令人印象深刻，从宪法学的宏大叙事，到合同法中微观条款的司法解释，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重要期刊的笔墨焦点。特别值得称赞的是，它对一些冷门但极具前瞻性的研究方向，比如早期环境法、知识产权保护的本土化实践等，也给予了充分的收录和分类。这对于一个希望系统性梳理特定年份法律研究脉络的学者而言，无疑是省去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它不仅仅告诉你“有什么”，更通过其独特的分类逻辑，暗示了“哪些是主流，哪些是新兴”。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因为某一专业术语的精准定位而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被理解和被指引的感觉，是任何基于关键词搜索的电子数据库短期内难以替代的。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其历史的定格性和体系化的呈现，是研究法律史和法学史绕不开的基石文献。

翻开这本《中国法律期刊文献索引（2002）》，我立即感受到的并非是信息量的庞大，而是一种时间的切割感。2002年，那是一个充满变革的年份，中国加入WTO的余波仍在荡漾，法律体系正处于一个高速膨胀和自我修正的阶段。这份索引如同一个时间胶囊，忠实地记录了当时法律人焦虑、探索与争鸣的状态。我惊喜地发现，一些今天看来已经尘埃落定的法律争议，在当时是如何被激烈地辩论，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观点。比如，关于私有产权的界定，或者公司治理结构中“一股独大”的弊端初现时，学者们的论述是何等的谨慎而富有洞察力。它的编排方式，跳脱了单纯的作者或标题排序，更注重学科间的关联性，这使得我在检索某一类问题时，能自然而然地跨越不同法域，看到背后的思想共振。这种跨越带来的启示是巨大的，它教会我，真正的法律思考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这本书的“沉重”，恰恰在于它承载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法治构建的全部重量。

阅读这份索引，如同在旧物市场里淘到了一件保存完好的古董，其内在的价值远超其表面的“过时”。它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分类的“哲学性”。编纂者显然没有采用简单的学科分类法，而是尝试构建了一个更具动态性的知识关联网络。例如，在某一法律概念的条目下，你会发现它巧妙地链接到了同期经济法、行政法甚至哲学探讨中的相关论述，这是一种对法律学科边界模糊化的深刻洞察。这种跨界索引的设置，迫使读者跳出自己惯常的研究领域，去思考法律问题在社会系统中的嵌入方式。对于研究生来说，这本索引无疑是训练其建立“大局观”的最佳教材，它展示了如何构建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学术研究框架。它不是让你快速找到某个答案，而是引导你提出更有深度、更具批判性的问题。它的存在，是对浮躁研究风气的一种无声的对抗，提醒着每一个使用者：真正的学术积累，需要耐心的梳理和对文献间隐秘联系的敏感捕捉。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人士，我对这类工具书的态度往往是挑剔的，因为它必须在“全”和“用”之间找到平衡。坦率地说，初次接触时，我对这种纯纸质的索引效率持保留意见，毕竟现代检索工具的便利性已成习惯。然而，这本书却用它的深度说服了我。它的细致程度超乎想象，某些高度专业化的法条注释或判例分析，都被精确地标记了出处。更妙的是，编纂者似乎对当时法学研究的“热点”有着极强的敏感度，那些在当年被视为“边缘”的法学分支，比如信息法、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早期探索，在索引中也占据了不成比例的突出位置。这说明编纂者不仅是信息的搬运工，更是法律思想的观察者和引导者。对于实务工作者而言，这意味着当我们在处理一些看似陈旧的案件时，可以通过回溯这份索引，找到当年司法实践与学界理论的最新交锋点，这对于理解判决背后的深层逻辑至关重要。它不是一份冷冰冰的目录，更像是一份“历史参考手册”，指引我们在复杂的前沿问题中，追溯其思想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