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銘在學術研究中的突齣特點是喜作形而上的理論思辨，對哪怕是一個極為平常的問題也要細問窮追到近乎鑽牛角尖的程度。這種充分顯示齣特立獨行的態度有時使人感到未免過分，似乎是在故作驚人之語，但是在仔細研讀他的文章之後，卻又不得不為他周密的思考、精審的辨析和由此達到的深邃見解而心摺。不過當麵對難題，尚無把握解決的時候，他也決不漫誇海口，強不知以為知。我認為這是一個學者應有的（盡管也是難能的）學術品格。因此當十年前我們接受“七五”規劃中有關漢語規範問題的科研課題時，我作為課題負責人就根據這些瞭解而把理論探討部分安排給他。現在看來這種安排是閤適的，本書的齣版就是證明。此中的大部分篇章就是昭銘從事語言規範理論研究的成果，這些成果為解決相關的問題做齣瞭不可忽視的貢獻。比如80年代中期，社會上語文應用的混亂現象異常嚴重，語言學界關於語言規範化問題的爭論也非常激烈。但是對於什麼是規範化、什麼是規範的對象這兩個基本問題，即便是主張規範化的人也並非十分明確，一般都認為規範化就是匡謬正俗，規範的對象就是語文錯誤。昭銘綜閤古今中外語言演變的曆史和語言規範研究的得失，寫齣《規範化——對語言變化的評價和抉擇》一文，首次提齣規範的對象是語言的變化，規範化就是對語言變化的評價和抉擇，從而否定瞭單純匡謬正俗的規範工作模式，提齣新型的動態規範觀念和動態規範模式。從理論的角度將這兩個問題提齣來並加以解決，這對於語言學界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提高瞭語言規範工作的科學性、可操作性和可信程度；對於昭銘個人來說，這也同樣有重要意義，因為它使昭銘在其後所寫的一係列論文、所提齣的一係列論斷，無論是理論性的、史論性的，還是應用性的，都能據此而自成體係，而不是零敲碎打的隨感而發。上述論文和另一篇《語言習慣、約定俗成和語言描寫》在語言學界曾産生廣泛影響並引發瞭一場相關的討論，使我國在語言規範理論方麵達到瞭國際上相應的高度。在八九十年代之間我國的語言規範問題研究中，昭銘在理論上的探索及其學術價值已獲語言學界的承認，有關內容已被寫入邵敬敏、方經民所著《中國理論語言學史》一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