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知識論者追求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確定性知識。他們努力獲取作為認識齣發點的自明公理，並通過邏輯論證來為知識的確定性辯護。現代的科學哲學傢想知道科學知識是否有那麼一部分是確定無疑的，不會在任何條件下被修正，以及它是如何達到這樣的確定性的。然而，這樣的努力似乎已不可能(相對主義的泛濫)。科學知識不但沒有我們所要達到的確定性，仿佛又走嚮它的反麵——“不確定性”，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它意味著什麼?本書從一個特定的視角——知識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對與知識的理論有關的哲學史和科學思想史進行梳理和闡釋，以揭示科學思維方式發展的特點：從純粹邏輯理性理想逐步走嚮復雜的經驗與理性、邏輯與非邏輯的辯證統一的實踐理性的現實。本書的基本觀點如下：(1)古希臘哲學傢在本質論的證明主義道路上建構並確立瞭獲取理想的確定性知識的認識模式：從所謂不證自明的公理齣發並尋求演繹邏輯的論證而獲取確定性知識。從米利都學派開始，包括畢達哥拉斯、赫拉剋利特、巴門尼德、蘇哥拉底、柏拉圖，直到亞裏士多德，都為這一認識模式作齣瞭貢獻。正是古希臘哲學思想所確立的科學思維方式，為後來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的凸現埋下瞭種子。(2)以牛頓力學為典範的、建立在經驗和歸納基礎上的近代科學知識是或然性的，而不具有演繹邏輯的絕對必然的確定性。雖然科學傢和哲學傢都試圖為科學知識的確定性辯護，但建立在經驗和歸納基礎上的近代科學知識，隻能是實證的或然性而不是邏輯證明的必然的確定性。若將演繹邏輯貫徹到底，必然導緻對知識的懷疑和不可知。當時的科學傢，最多隻是放棄證明主義的絕對真理論而主張證明主義的易謬論(如牛頓)，但並沒有放棄對科學知識確定性的證明要求和努力。(3)現代科學對微觀世界中主客體不可分和數學基礎研究中對數學理論不完備性的揭示，凸現瞭知識的主觀性和不確定性的方麵，也從根本上揭示瞭傳統的、追求絕對確定性知識的思維方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科學知識有其主觀創造和不可證明的方麵。(4)科學哲學中從邏輯實證主義的基礎論到奎因的整體論、再到曆史學派的相對主義的推進，揭示瞭科學知識中主觀、相對和非邏輯的方麵。但科學知識中的這方麵，並不是科學的全部，正像確定性不是科學知識的全部一樣，不同的學派隻是看到瞭科學中的某個方麵，以偏概全。這都是西方思維傳統中的、接受某一真實前提為齣發點並慣之以演繹推理這種思維方式的必然結果。在思想傢的思維中，隻有一個支點到另一個支點的邏輯推理運動。因而，在他們看來，從一個真實的支點齣發，邏輯地推演齣來的結論就是我們應該承認和接受的，不管這個結論在何等程度上是片麵的閤理性。科學哲學中的相對主義，就是從局部的非理性邏輯地推演齣科學的全麵的非理性。可以說，在一切以邏輯理性為準繩的思維方式下，從追求知識的絕對的確定性到承認知識的絕對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就是很自然的事瞭。(5)不論是作為科學認識前提的公理、假設，還是在一定前提下的邏輯推理，都有其預設的不可證明的信念性。這樣的信念的閤理性是相對的，並隨著認識的深化而不斷發展變化。我們對自然界的認識，就是一定的世界觀信念之下的邏輯理性的理論展開；人類也在對世界的理論認識中擴展著對世界的新信念。在信念轉化為知識的過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思想傢的非機械的、甚至是非邏輯的智力創造，邏輯的一緻性隻是一種理想的指嚮和要求。雖然邏輯的一緻性是必要的，但它不可能最終完全達到。知識論所追求的絕對確定性的知識並沒有最終達到，因而要提齣一種徹底製服懷疑主義主張的論據是不可能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在知識的可靠性問題上一定要采取一種懷疑論的相對主義和不可知論的態度。確信和懷疑構成我們對所獲得的知識的兩種極端態度。雖然懷疑主義給我們提供瞭更深更廣的思想空間，但它的假設性要求(除非我們對任何事物的認識有絕對的把握，除非我們絕無犯錯誤的可能性，否則，我們就不應該要求對任何事物有知識)也是不現實的。因為，即使我們對任何事物的認識沒有絕對的把握，我們隨時都會犯錯誤，但我們的認識畢竟在這樣的易謬論中真的前進瞭。知識論的曆史說明，沒有那種不容置疑的絕對確定性知識，知識的可能性也不是非有這種毋庸置疑的絕對確定性不可。如果我們把認識看作我們對客體世界的反映，那麼，客體世界經過主體上升為理論知識的過程，是主體在理想目標指導下，建構閤理性的過程，其間有著虛假的、非理性的、不閤理和不閤法的因素。我們看到，科學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是在揭示原有知識的片麵性和相對性中發生的，不論是客觀世界還是主觀思維，都充滿著各種可能的不確定性的東西。過去，認識總是在思維中捨棄對象世界和自身的不確定性的因素，通過思維中的確定性來建構對象世界的確定性從而達到對對象世界的確定性認識。今天，原有簡單的、非此即彼的綫性思維方式，已不能滿足我們深化認識的需要，我們不得不麵對對象世界和主觀思維中的、不可人為排除的“不確定性”，它構成我們知識論甚至是我們新的認識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核心。絕對確定性知識的不可能與知識“不確定性”的凸現，不是知識論的“死亡”，而是知識論的“新生”。未來的知識論，既不是單純的為知識確定性作規範性的辯護，也不是“怎麼都行”的主觀任意描述，而是在認識的實踐中，在二者之間達成共識的理解和交流，以此達到對人類認識的領悟和深化。在這樣的知識論中，我們真正觸及到對象世界和我們思維的深處。